於梨华和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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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於梨华于5月1日不幸在华府病逝，享寿89岁。於梨华是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之一，1931年生于上海，祖籍宁波，她的作品主要取材于留美学子的生活，1967年问世的代表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被誉为“无根的一代”文学代表作。

於梨华

文／白舒荣

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台湾岛别有风味，浊水溪支流上著名的日月潭，映出於梨华和女伴们无忧的笑脸。她们似蹦似跳地走出台中女中的校门，去找她的好朋友——笔直挺拔深深扎根的棕榈树——她做人的象征——轻轻用手抚摸着它，直想大声对它喊：我长大了，小姑娘要当大学生了，为我高兴吧！

如果不是因为英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被校长傅斯年的夫人逼迫转系，她不会离开一心想读的英文系，去学习她并不感兴趣的历史。

告别了大学生活，告别了高大的棕榈，告别了留恋、期望的父母和朋友们羡慕的目光，她离开了生命旅途中的第二个大站——台湾岛，远走高飞，长本领，见世面去了。在美国她没有进入理想的美国文学系，但获得米高梅文学奖，又得硕士学位，嫁给物理学博士孙至锐——这三件决定一生命运的大喜事，竟然都发生在同一年——1956年，谁能不羡慕她的成功呢！

自从到美国，至1962年当了三个子女的母亲，九年时间过去了，她对此无限感慨：“九年，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但是把梦踩碎了的生活未始不是一个好的、踏实的生活。做梦的生活固然美，却是迷失，不知路的方向；踏实的生活平平稳稳，知道自己要什么，能什么，做什么，写什么。不，也许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但至少知道了自己要写，这一点是踏实的。”

她要养育三个孩子，又想写作，“在忙于家庭琐事时憎恨着生活的乏味。在伏案工作时愧悚于未尽主妇母亲之职。”在矛盾中，她曾写过三个英文长篇，因文字不够熟练和组织得不够严谨，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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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起，她开始了搁笔多年的文学创作，追寻记忆中童年的浙东家乡，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故事描写了一个三角恋爱，主题是揭露中国旧式家庭对于妇女的迫害。这篇小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1963年全书出版后又再版六次，不但被台湾的广播电台采用为小说连播，还被香港邵氏公司购得电影制作权。它所受到的欢迎表明了她的成功，这无疑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了梨华的不断攀登的信心。她对自己的精神长子，就像一个母亲对自己初生的宁馨儿一样，既爱得热烈，也不免为孩子的或是眼睛不够大，或是鼻子不够直，而略感遗憾。

另一位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有一次在台北的一家冰店里，遇见从美国回家小住的於梨华，讲到自己对《梦回青河》的意见说：“开场太乱，人物一下子全涌了上来，美云遇害的两个场面太戏剧化。但我喜欢书里的两个角色：‘定匠’和‘阿姆’。我尤其喜欢‘阿姆’被‘阿爸’抽打之后的那段描写，把一个旧式女人苍凉的心情和忍受命运的力量写得恰到好处，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

听了聂华苓的意见，於梨华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两只手一会儿捏着拳头放在桌子上，一会儿蒙着脸，一会想伸过手来握聂华苓的手，又一迭连声说：“你真好！你的话一点也不错。一个作家，要想打动读者的心，应该先打动自己才行。你知道，关于‘阿姆’那段文字，我是哭着写的。真是用泪写的！一面写，一面哭，我简直忍不住！”聂华苓也为她对写作同自己所共有的那份热忱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梦回青河》的成功，使她暂时放弃了英文写作，从此一本连一本的中文作品接踵问世。短篇小说集《归》1963年由台湾文星出版社出版，它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台湾旅美留学生的生活及心态。继之是中篇集《也是秋天》（1964年，文星出版社），描写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悲剧。尔后有长篇小说《变》（1965年，文星出版社）、《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年，台北皇冠出版社；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考验》（1974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傅家的儿女们》（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短篇小说集《雪地上的星星》（1966年，皇冠出版社）、《白驹集》（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会场现形记》（1972年，台湾新潮出版社）等，另一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焰》，写的是五十年代初台湾的大学生生活。1981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又辑其作品出版（梨华作品集》十四卷。除了回国观感散文外，这些作品表现的内容都是中国留美学生，或美籍华人家庭，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在美国生活的形形色色。事业的成败，婚姻的好坏，对异国生活的适应，对乡土的怀恋和对下一代的安排。

因为她最早开始写台湾旅美留学生这个特定题材，作品既多且精，影响甚大，所以被誉为“近二十年来留学生小说的鼻祖”。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描写留美华人作品中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写成于她到美国十三年后的1966年，次年出版即获得台湾该年的嘉新最佳小说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说：“这一则不太温馨而充分象征时代苦闷的恋爱故事是於梨华小说艺术已臻新阶段的明证。”

小说主人公牟天磊是从大陆去台湾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因大家出国，他也“拳头里捏着两个希望：学成、业就”到了美国。故事从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教书十年后回台省亲开始写起。见到亲人，踏进家门，游历台湾，在亲友、新闻界、甚至政府的热情欢迎、款待的包围中，他百感交集。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在美国的艰苦搏斗、寂寞飘零，去美国前在台湾的情景，抗战时期在祖国大陆的生活。大学时代，他跟女同学眉立有着纯洁而甜蜜的爱情，由于他赴美留学，眉立嫁了他人。在美国寂寞无寄的生活中，他跟少妇佳利发生了热恋，但在他得到学位那天，佳利毅然离开了他，永生不忘的情，永远也不会再接起来了。他拿着博士头衔，先在汽车保险公司签写保险单，后来又在一所不知名的学校，教小学程度的美国大学生学中文。一个人住着几间宽敞的房间，洗衣机、电冰箱，一切物质文明并不缺少，但寂寞却永远是个拖着的影子，甩不开……

他回到台湾，为了娶妻成家，更想在台湾和亲人中间松散一下“整个身体和精神”，作一番自己觉得有用的事。但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传统心理和通信与他恋爱了几年的意珊，都要他仍回美国。意珊更把一同去美国作为跟他定婚的条件。他所尊敬的邱尚峰教授邀请他在台大执教，合办文艺杂志。他自己很愿意，但是真的留下，就要失去意珊。在两者不同要求的抉择中，邱尚峰突然遇车祸惨死，故事结束在天磊去留如何的悬念中。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佳利、意珊、邱尚峰等形象，尤其是牟天磊。到美国前，他朝气蓬勃倔强、任性，有时还有点野；而十年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心灵的苍老、早衰主要来源于在美国独自“打天下”痛苦的留学生生活。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他白天读书，晚上到餐馆里去当差，或打扫女厕所，暑假到苹果园当苦工，成夜的开运冰大卡车……在贱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还得忍受老板的训斥和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

本来气质敏感的他，更加脆弱易感。听到《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歌，他会“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异乡节日的喜气，使他想到自己“飘泊无定的前途，……空漠的将来”。在熙攘喧嚣的美国，他却感到自己像“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中的快乐，学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

带着一颗空茫的心，他回台湾寻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榈树，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这就是寂寞和苦恼的总根源。

“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局面，台湾和大陆长期分割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於梨华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就在于她敏锐、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心理，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这个艺术形象。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台湾征信新闻报人间版连载三月后，即被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感人最深，给读者影响最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一篇每天打开报纸都能够看到的好文章。”牟天磊成了读者本身的写照。为什么？因为於女士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那种“彷徨迷惘没有根的记录。”从此，“没有根的一代”一时成为广为流行的专有名词，《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成了台湾留美学生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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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写作内容，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作品中往往有些自己的影子淤梨华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和笔下的主角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她本人是个留学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根的一代”，对旅居异国的甜酸苦辣体验很深。作品的主人公当然不等于作家本人，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归》等其他作品中，却都不免拖着她的身影……

看到风风光光的於梨华，谁会想到她当年的坎坷呢！1953年，她孤零零地在美国三藩市上岸后，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是那样干净、明亮、开阔，夕阳下的金门大桥一直伸延到远处，来接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犹太人夫妇。男的叫依雷，是她父亲由于业务上的关系在台湾认识的。在一次宴会上，父亲将於梨华介绍给他，希望他帮助女儿到美国，依雷随口答应了。她快毕业时就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可没多久得到了中西部两个大学的回音，便立刻写信给已回美国的依雷。他划了两千五百美金在她名下，存入银行，算是保证她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用。

学习生活开始了，她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可以在肠子里冻结起来的冰牛乳，迎着萧瑟的秋风下山，步行半小时到山脚，搭校车进城上学。她上完课，中午混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群里，把一个干巴巴的“三明治”塞进肚里。周末是她最忙碌的两天，打扫完依雷家七间屋子，两个浴室、一个厨房，还得帮他除杂草、理花圃、扒落叶，及做其他有关他们六亩地的杂事。诺大的一座山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他们孤零零的房子。邻舍是五里外的另一对六十来岁的老人。晚间，呼啸的风，雨打落叶的声音，不知名的野兽的哀曝，空寂里猛然响起的电话铃；更甚者，是看不见摸不着，却紧紧纠缠着她的思亲之念。

后来，她到了举目无亲的洛杉矾。农学院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加大读科学的沈君。沈君送她到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办公室，并协助她向顾问说明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元美金的窘境。

顾问室的职员带她去找第一个正式的雇主，住在洛市高级郊区，百发利山的一幢大厦里。百发利是洛杉矾有名的住宅区，好莱坞好多明星都住在那里。她白天上学，下午陪小女孩玩，晚上招呼小女孩睡觉，睡觉前要读书讲故事。小女孩睡觉后，她一个人呆在十二间房的大屋子里温功课。而乡愁思亲的寂寞又常常挤走在自修时必需有的宁静。好些夜晚，对着灯，对着窗外幽灵般的大树，她感叹地问：“美国的花花世界在哪里？怎么我会坐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

她吃的苦和深深的寂寞，家里的亲人和朋友哪会知晓呢？他们能看到的是她：穿着及地长旗袍，站在高级轿车“林肯”旁边，俨然是一副车主的神态；盛装立在大厦门口，脚边是盛开的杜鹃，前面是如缎的绿草，脸上是踌躇满志的笑……但这是照片，不是生活。她继续受雇，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尝够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挨了一学期，终因学习成绩不错，被免除了学费，还拿到一笔奖学金，从此搬入女生宿舍，她自己又属于自己了。啊！可贵的自由。

婚后她随丈夫先后住在普林斯顿、芝加哥附近的艾文斯登和纽约等地，过的是“飘泊无着落的生活”，心里笼罩着“难以解脱的孤寂”。她一次又一次回台北探视父母，想去抓住那“快要模糊的记忆”，企望在自己人中“摇落这些年来跟随我的无寄的心情”。“重拾起被抛下了十年的女儿梦。”白天，母亲为她劳碌，试着填满她在异国十多年来被忽略的食欲。夜晚，合家对坐空屋，她带着伤感，描述旅居海外的生活，试着将它连到旧时的日子。面对双亲的落寞与安详，那串充满了挣扎的日子显得遥远而陌生，以至她怀疑自己是否在陌生的世界里消度了十年。但是台湾毕竟不是生育自己的家乡，“台北也不是家”，而“不过是一个容颜已改，脂粉太浓，脂肪太厚的荡妇”，从她的笑声中，再也找不到往昔的满足，有的只是“贪梦与空洞”。

家在哪里？她说：“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戚朋友以客相待，关切地问‘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回到美国：‘你不会在台北长居吧？’”离乡去国，飘泊无根，“没有根”的苦恼裹着於梨华的心，“剪不断，理还乱。”“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於梨华在异国是成功者，尚有这种“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感伤和“独立小桥风满袖”的寂寞，那么处境还不如她的人呢？可见时代的悲剧，带给一代人的不幸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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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梨华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不缘分。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就闯入了她的生活，最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南平中学一位名叫赵淑如的语文老师，是第一个殷殷领她走上文学之路的。后来的逃难流浪，并没有拖垮她对写作的兴趣。在台中女子中学念高二时，她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介绍沈从文的《边城》。别小瞧这比起后来的大作微不足道的小文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的“野心”和成功，往往与它有至大的关系。

大学时代的於梨华，涉猎了大量西欧现代文学，也非常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外贤哲的哺育下，她开始经常撰稿，多半描写学生生活，在学生读者中渐负文名。

从事文学创作，她已走过了长长的路。关于她的艺术风格，她自己曾经说过：“所有我的作品是受到中西文学影响后的揉合而产生的属于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文字是纯中文的，结构可能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在西方文学中，现代文学作品对我最具有影响力，尤其是美国现代作品。”

她是台湾六十年代与白先勇等人同起的“现代文学”派作家，她对西洋近代小说和戏剧很下过一番功夫。《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提到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诺门·梅勒、伊德丝·华顿、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阿塞·密勒·哈罗、平德等人，可能都是她喜爱的。除少数作品，如《柳家庄》，被认为是《红楼梦》式的，她的许多著作都熔铸着欧美现代化的某些技巧。比如，她很善于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

我极佩服於梨华描写事物的本领。她制造的意境永远不落俗套，确实是“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她跳出了台湾和海外有些女作家囿于生活，多描写身边琐事的小圈子，关心着一代人的命运。她那坦荡的胸襟，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事业的责任感，不断攀登的壮志雄心，使她在艺术上永不满足。

於梨华很有风度，很有神采，她说自己“善怒善喜，活泼好动，爱好网球、游泳、滑雪……”见过她的人说她“即使好好的走着，好像也使人觉得她是在跑跑跳跳。她讲起话来，往往一泻千里似的，语调又急又快，手势也多。笑起来又好像毫无保留，没有一丝忧愁。”她是个能干的主妇，会买东西，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爱孩子，爱丈夫（八十年代同沈君离异），爱自己的工作。

她以教书为职业，自1968年后，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英译中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概论、书法、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中国报章杂志选读、中文会话、中文作文等课。1977年到1978年，还曾担任该校中文研究部门主任。之后她曾去印度讲学。她是个尽职的好教师，但最爱的还是写作。“书桌对于她就好像饭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有无尽吸引力”。她说：“一天不写作，就觉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对了。”“我认为使人想写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盖过一切写作路途上的寂寞，写作技巧上的困难，而给这个写作的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

本文节选自白舒荣《於梨华》，1995年3月30日修订

【作者简介】白舒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评传类著作九本。现任香港《文综》杂志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