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在两周前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日韩三国手拉手，谁先掉队谁是狗》，本来是从文化同源的角度畅想一下东北亚共同体，结果两周之后的局势发展真的出乎意料，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手拉手”，日韩两国在防疫方面的操作让人似曾相识，又哭笑不得。
网上有个段子，中国：日本韩国你们快抄啊，开卷考试，我都答好了，给你们快抄。


日韩：在抄了，已经抄到万人宴了。


中国：？？？
按理说，按理说我们国家与疫情抗争这么久了，有很多经验与教训都可以提供给全世界，但貌似日本韩国好的不学，光抄了一堆明知是错题的内容。比如日韩特色的“万人宴”：
日本官员说，只要不像哥斯拉一样咳嗽就不会传染……
韩国防疫官员是搞集会的新天地会教徒……

虽然这次东亚三国看起来真是要“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了，但是我们分析问题不是搞情绪，也不是看人笑话。中日韩三国虽然展现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原因不同，这才是值得分析的地方，算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官僚主义，以及由官僚主义衍生出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具体的毛主席的著作里批判过很多，我这里就不在赘述了。我2月5日写过一篇文章，歌颂了一下全民防疫的伟大战斗力，同时指出了有哪些官僚主义问题在拖全民防疫的后腿，结果这篇文章被删了。
那咱不说了还不行，说说两个邻居的问题总应该可以吧。日本和韩国也确实非常值得分析，因为他们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
（二）日本：“不可能三角”
日本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标准的西方选举整体，“官员-政客-选民”构成了政治力量的三角：选民选举政客，政客任命官员，官员服务选民。但这个体制往往会出现“运转不畅”，这一次日本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
随着现代社会治理需求越来越专业，对于官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就会形成某些特殊领域的“技术官僚”垄断现象。类似于这类工作别人就干不来，或者是我来定义谁能干谁不能干的。以日本为例，他们的公务员序列是考试考来的，而且基本是终身职位铁饭碗，不用像政客一样讨好选民，所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就很成问题了。
这一次日本厚生劳务省种种匪夷所思的操作根源就在于此。虽然政治家对于官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他们往往面临这指挥不动官员的窘境，因为这个事你就得靠他们做，政客拉选票可以，去搞技术性治理就一头包。类似于我们古代“官”和“吏”的关系，县太爷是上面派下来的，但是要想在县里做事都必须靠当地的大宗族、老油条。你作为一个县太爷当然可以解聘他们，但你在这个县里面也就别想做成事了。断案？收税？徭役？丈量土地？甚至于监狱都没人给你守着了。

这些官僚们的属性首先是技术官僚——人家实打实考试考上去的，有些事情别人就是做不来；其次是老油条，能偷奸耍滑绝不劳心劳力；最后是门阀政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政客们只能选择与官员合作，但根本无法掌控。
有人调侃，日本防疫为啥看起来这么淡定，难道真指望平成废宅的自我隔离意识吗？其实答案很明显了，有些人着急，但是使不上力；那些该出力的，却在磨洋工。
刚看到日本一新闻，各地政客们感觉厚生劳务省这帮官僚们实在指望不上了，自己成立了一个联合会，请来专家学者们决策。这堪称是日本版的“东南互保”，你说这作业抄的，都抄到大清去了。

上面新闻里的“知事”就是各地的领导，日本是一都一道两府43县的行政区域划分，这些的行政长官都叫“知事”，相当于我们的省长。这些人可是靠选举出来的，他们得对选民负责，自己这个地方出了大问题我下个任期还干不干了？但是这些人又指挥不动官僚，官僚们不管谁选上去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以就会有了上面这种新闻。今天还一个新闻，北海道的知事力排众议，学校停课：

网上有个说法是日本为了消除老龄化，所以放任疫情蔓延。这个我本来以为是笑话，结果看越来越多人都相信了，都有点阴谋论的意思了，实在是没有必要。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政客们绝对没有这种远见。大家记住这一个政治常识，政客们永远永远都是为选举服务的，所以政客们不可能有任何长远政策。我放任病毒蔓延，我自己招致了诸多不满，我以后没人给我投票了；结果老龄化缓解，年轻人压力减轻，让后面的政客摘了桃子，我图啥？对于政客来讲老龄化不是问题，老年人多了我就去讨好老年选民，给年轻人加税，反正票仓是有的。日本的官员们倒是可能会担忧这个问题，因为老龄化会大大增加政府预算，但是他们普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没有动力去践行这个阴谋论了，只能说要真是疫情消灭一大波老年人，他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选举政体下一旦出现了类似的黑天鹅事件，政客们最常用的一个套路就是：赌。因为他们除了赌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甚至很可能做了就是错了——万一没做成怎么办，支持率又下降了。这次疫情新加坡就是在赌，新加坡的措施比日韩两国更狗屎，他们就觉得与其让新加坡承担经济上的损失，不如对疫情放任不管，寄希望于热带气候对病毒的抑制。现在新加坡确诊93，治愈58，基本没有操作躺赢了。当然事实来看新加坡赌赢了，但将来也可能赌输，不管输赢不能改变赌的性质。
为了更深入的拓展这个问题，我翻出了当年的《财政学》教科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

感慨一下，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字还这么工整呢，现在基本丧失写字这个技能了。


（三）韩国：财阀与宗教
韩国跟日本的毛病类似，但还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上层的财阀治国和基层的宗教秩序。
日本财阀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也不小，但韩国绝对更明显。日本政客指挥不动官员，韩国就更指挥不动了。韩国官员还会跟财阀组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参见上文教科书中的内容。所以不存在什么“韩国政府急，日本民众急”这种说法，这是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他们从上到下都着急，就是有力使不出，运转出了问题。
韩国财阀的问题就不用多说了，文艺圈除了那么多恶性事件，艺人自杀指正的人最后都脱罪；闹得沸沸扬扬的李胜利案最后不了了之。文在寅多想干点事，看他能干成什么。
韩国一个更加鲜明的特点是基层宗教化，因为上升通道被财阀把控，韩国人民饿也饿不死，生活也好不到哪去，只能从宗教里找寄托。韩国宗教的繁荣超乎想象，而且很多都是源自于基督教同时也本土化的“邪教”——虽然我们处于对对方宗教团体的尊重不会说“邪教”，但是从他们的教义、组织形式、行为方式来看就是邪教无疑。

大约在半世纪前，基督教传入韩国并很快遍地开花，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多起基督徒冲击佛教寺院的事件。同时韩国各教派热衷于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传教士，俨然一副“基督教起源在韩国”的态势。据统计累计派出的传教士超过二十万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数仅次于美国。韩国传教士尤其喜欢去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这种全民伊斯兰教国家——因为欧美人不敢去，更能证明自己的“虔诚”。近年发生了多起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武装分子绑架案，依然挡不住韩国传教士的脚步。
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就开始制定符合文明社会运作、发展的相关规则，法律、政府、官僚体系、暴力机关等等，都是人类或者说是人类的统治阶级对社会规则的制定。然而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成为了一个“惯例”，因为上层阶级的意志从来都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规定基层的方方面面，于是基层自组织就成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常态。在我们的封建社会，由地主、乡绅组成的基层自组织构成了一个封建国家最稳固的分子，而在现代社会，这个基层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宗教团体”或“黑社会”。

我们看日本和台湾（包括回归前的香港），黑社会都是维系其基层规则的“自组织”，构成了这两个政治体最基本的“细胞”。日本就不用说了，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外省人），天道盟（本省人）都是在政治、经济、娱乐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的是每一个市县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小黑帮，基本上就是一个社区和一个社区的自组织，我们看台湾县市选举的新闻，无论是蓝绿候选人，都要到每地黑帮老大去“拜票”。不过日本和台湾的黑帮已经相对“文明化”，很正常嘛，上层的规则在发展，基层的规则同样在进步。我们经常看国内网文感慨日本黑帮，说他们讲义气有规则，不欺妇孺彬彬有礼，收个保护费还要穿个西装鞠个躬，这只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化”趋势的一个表现而已。
而韩国的这基层自组织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按照我们的标准说是邪教都不为过）。所以你不能指望这些宗教在对抗疫情上面有什么作为，宗教靠的是神秘学，防疫靠的是科学，你让宗教团体参与防疫，这不是掘人家祖坟么。
（四）东北亚之光在朝鲜？
这个标题是搞笑的，大家不要认真。朝鲜现在确实防疫形势很好，但是根源在于我们上一篇文章说的，人口没有流动性，火车开不起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更关键的是朝鲜跟东北亚三国没有什么密切的人员往来，也没人去他那里旅游，更没人出来旅游。意思是纠结这种问题没有意义，谁能想到最有利于防疫的是朝鲜的体制呢？
提一句朝鲜只是想说东北亚四国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政治没有完美的，不存在100%解决问题的体制，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就目前的防疫形势来看，日本是好于韩国的，等那群怠惰的技术官僚们意识到再不操作天就塌下来了，他们还是能干点事的。
然而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注定要经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现在网上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消息，医院不接受发热病患、不确认、不用试剂盒检测……

所以建议日本民众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敦促那缩头乌龟官僚们赶紧干活了，一曲《昭和维新之歌》送给在座的各位令和废物（开玩笑）。
而对于韩国来说，形势是东北亚四国里最严峻的，他们的政府弱势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能弥补这个先天不足。而韩国民众只能自求多福了，屯好食物在家好好隔离，信邪教的那群人就让他们去践行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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