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东北人把东北以外的人叫胆小鬼；北京人把北京以外的人叫老百姓；上海人包上海以外的人叫乡下人；广州人把广州以外的人叫打工仔；我们叫江西人老表，湖北人九头鸟......
地域歧视这种文化现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是充塞在空气当中的，一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一种环境压力。一旦回到真实具体的场景的时候，摆在面上的地域歧视，反倒容易变成是一种善意的玩笑。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就是我在央视当制片人的时候。有一次开制片人会，中间会议间歇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部主任，就指着我们一个同事山西人，就说，唉，你听到过一个山西的段子吗？说山西人抠啊，抠到什么程度？夏天买一把扇子不舍得扇，把扇子摆在这，然后摇头，结果哄堂大笑。
       这分明是地域歧视吧，但是在那样的场景下，这反而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大家哈哈一乐就过去了。
　　恰恰是那些不太熟悉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比较礼貌的方式给你的压力，那才是刻骨的地域仇视。比如说，你说，别人问你说哪儿人啊，你说河南人，别人说，哦，河南，河南，挺好挺好挺好。实际上你已经分明的感受到那种恶意的存在。
　　地域歧视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鄙视链条。上到国家之间的地域歧视，小到城市省际之间的地域歧视，甚至省内也有地域歧视。比如河南人在外面受到地域歧视，在省内他们还去歧视驻马店人。上海人歧视江北人，而在上海人内部，上海的其它城区的人会歧视那些下只脚的地方。
　　比如说美国人会歧视中国人，可是美国人内部呢，他们又会歧视德克萨斯人。美国人到欧洲去，又被欧洲人歧视。欧洲人互相之间有歧视，法国人歧视德国人，德国人歧视法国人，最后法德两国人共同去歧视英国人。
　　所以这有点像中国人的麻将，就是只要你坐到桌上，你肯定有上家，肯定有下家，上家打出来的牌你得吃，你打出来的牌就又有别人去吃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一个贪吃蛇的这样的一个鄙视链条。所以想把这个链条深深地从文化上打断，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自打我看到一本书之后，我对这个问题几乎是彻底绝望。这本书是郑也夫先生写的《信任论》。其中有一个小章节，他讲了一个原理。
　　他说啊，其实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进化的一个漫长而残酷的战场当中，他只要想生存，他必须有一个本能。就是把这个世界简化掉。
　　世界有多复杂我们先从棋来看。一种棋比如三种主要的棋类吧，比如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围棋是最复杂的，变化最多的。
　　就是其中最简单的国际象棋，大概走完一盘国际象棋，大概是四十步，每一步都可能面对三十种选择。所以你粗粗地一匡算，一盘国际象棋可能牵扯到的符合规则的变化，大概是十的一百二十次方，甚至有的计算说是十的二百四十次方。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你其实就会印证了中国古人讲的那句话，叫做千古无重局，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棋盘，这种规则既定、边界既定、时长既定的博弈的格局当中，这种变化都是无穷尽的，更何况我们人生，一个生物面对的生存竞争这样的博弈环境。那它的所有的变化的种类是无穷多的。
　　所以一个生物在进化过程当中，他一定是要想出一种简化机制。这种简化机制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就是把世界完全的符号化。比如说我们人经常会说，叫千种红百种绿万种灰。你仅仅说出一个红字，实际上别人并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颜色。
　　再比如说我们说轻和重，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那个疼痛。到目前为止科学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法能够把疼痛这种感觉去量化。你说到底有多疼？所以前一阵微博上传了一个段子说，哎呀，女性分娩这是一种非常疼啊，说分娩的时候的疼是十二级疼。似乎搞得很科学的样子。
　　后来我找一些专家一打听，他们告诉我疼痛根本没有标准的分类法。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简化机制。他并不描述真实，他只描述想象中的那个简化过的世界。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想把握外在世界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困难。比如说皇帝，据说康熙大帝在他的御座的这个旁边，他要贴一个纸条，这个纸条是写什么？全国各个省份的督抚大员的这种名单。
　　他靠这种名单，这就是他对他掌握的这个帝国的一个基本的简化机制。他知道哪个省是谁在管，他只能掌握到这一层。
　　你在史景迁先生，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专家，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康熙》。里面他记载了一个康熙的小日记，自己写的，偷偷摸摸写的一个小文字。
　　他就说啊，他说，这个其实这篇文章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歧视。比如说他看不起山西人，他说山西人抠。所有的亲朋好友只要穷一点，他都不去照顾。而且客人来了，连一顿饭都不留。就我个人跟山西朋友打交道的经历，我觉得抠的也有啦，但是远没有抠到这个份儿上吧。
　　但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他又怎么办呢。他只能用这种相对来说符号化、脸谱化的一种叫简化机制，来理解他治下的臣民。如果没有这种简化机制，一个像康熙大帝虽然英明神武，可是他坐在御座上，他怎么掌控这个帝国呢。
　　就在民间老百姓其实我们也有相类似的经验。一个母亲跟自己的女儿，她介绍外在世界的时候，她只能用一个非常简化的结论告诉她，比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要小心，十点钟之前一定要回家，不要跟男人在外面待到十点钟之后。这就是一个母亲跟她女儿交流的时候对世界的简化。
　　最近那个电影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对吧，我们看到少年派在小时候，他非常神奇的一项功能就是背出圆周率的很多位，这也是很多小孩展示的一个技巧。可是为什么圆周率那么难背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意义。
　　可是你看中国古代的一个叫千字文的一篇文章，很多上过私塾的人都会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也是一千个完全不搭着的字儿，但为什么好背呢，就是因为他有意义。
所以我们人类怎么去把握如此复杂的外在世界呢，就是我们用简化机制让它赋予意义，然后通过意义去理解这个世界。而地域歧视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种简化机制。我们无法去把握河南省那么大的一个省，几千万人将近上亿人口的那么大的一个复杂性。所以干脆我们就把他符号化。
　　所以最后回到维特根斯坦，也是著名的哲学家，他的一句话，说凡是能够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世界，如果不能言说出来，也就是不能把它符号化的简化的世界，我们只好保持沉默。
　　下面就该说说遇到地域歧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必须要回到我们人认知世界的源头。就是不断地建立起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随着这种边界的形成，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是一盘糊涂账。
　　比如说在亚运会期间，有一个广州市民就发了一条微博。那个微博就气哼哼的，分明是受到了地域歧视的结果。他说啊，他说你们外地人，你们不能一边骂我的亚运会办得不好，一边又跑来把我们所有的票都抢光。你们这些外地人不能跑到我们的地铁上，把我们的市民的位置全部占掉，然后又说我们的广州治安不好，等等。
　　你站到他的角度来说，他的所有的委屈、他的愤怒，都那么的真实，而且那么地有道理。可是在我们和他们，我们广州人和他们外地人之间的一盘帐，大家能听得出来吧，实际上是一团乱转。因为买光你们票的人，和说你们亚运会办得不好的人，可能是一拨人，可能也不是一拨人。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构建自我和外界，也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边界的过程。生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从八个月到十二个月，会出现心理的一个阶段，叫认生。就是除了妈妈和爸爸，谁都不让抱了这个阶段。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一个自我就在构件。什么人是我的爸妈，什么小碗是我吃饭的小碗，这是我睡觉的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城市，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我的祖国。
　　人从小到大，就是不断的把一些外在的和自己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事物，认同到自我的人格当中。然后，谁要是动了我的东西，这种他认同的这种外界之物，他就会觉得自我人格受到了伤害。
　　比如说在这种反日大潮当中，你会发现最激烈的是一帮什么人，是年轻人。而且我就见过一个就是提起日本，那就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就要杀到日本列岛的那么一个小孩。
　　是一个初中生，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你跟日本人有什么仇啊，后来我发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正好是构建起他的国家认同。
　　他认同这个国家，所以所有对这个国家曾经或者未来可能造成伤害的族群，都成了他的认知当中的他们，是敌人，所以他充满了仇恨。
　　我还记得我的大学的校长李培根先生，他讲过一句话，说什么叫母校啊。母校就是指那个自己随时随地可以骂，但别人绝对不能骂的那个学校，就叫母校。
　　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已经成为你的人格当中认同的一部分，谁去伤害它，跟伤害你从心里机制上引起的这种反感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和他们构建的一个过程。地域歧视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
　　我们北京人，我们上海人，他们外地人，或者在北京人内部，我们东城西城的人，他们是崇文宣武的人等等。这种边界一旦构成，所谓的歧视就在这种自我认同的构成当中，开始潜滋蔓长。

　　那好怎么破解？原则上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这种认同变得无边弗界。也就是你认同的边界已经变成了这个宇宙，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全部。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很古怪的思维方式，你比如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他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叫《西铭》。其中就提出了一种叫民胞物与的思想。什么叫民胞物与啊？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类。这是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哲学思想。在基督教的思想当中，也非常突出这种思想。
　　比如在十七世纪，英国有一个诗人叫约翰-多恩。他就写了一段布道词，很有名的。大概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所有的地点，包括一个小小的石子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当一个石子滚到了海峡当中，这就是欧洲少了一部分。每一个人的死去或者离去，都是我这个主体少掉了一部分。
　　所以当你听到丧钟鸣起的时候，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听到这个词比较熟悉吧，对，没错，后来海明威就根据这个词写了那本著名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这也是中国张载提出来的那种所谓民胞物与的思想。这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把自我的认同扩大到所有的边界上去。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胸怀，那他就不可能有地域歧视。
　　那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呢，就是剥离。这就是佛法的这样一种修行方法。既然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把外物认同到自己的主体当中，那佛法的修炼就是不断的把这种认同给剥离掉。外界跟你有什么关系，包括这个肉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最后修炼到最后，所谓的成佛做祖，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和所有外界的附着物全部剥离。不仅要出家，而且连肉身都可以不要。
　　那么在社会当中生活有的时候面对地域歧视，我们也真的就不得不采取这种所谓的剥离法。比如说，我有一次听马化腾讲，因为腾讯嘛，那么一个产品服务那么多人，骂他的人就很多。有的人真的是叫辱骂啊，用各种最脏的字眼骂他。
　　有的时候马化腾的夫人就气得要死，马化腾就跟他夫人讲，说你不要气，他们骂的是马化腾，骂的不是我，哎你看这就是一种很高明的思维方式。因为你的社会符号被辱骂了，这跟你的内在人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把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旦看穿，你就不会觉得被辱骂。
　　其实很多我们很尊敬的人，他思考世界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在美国的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穆斯提。他就每天到这白宫门前拿一个蜡烛站在那儿反战。有的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拿一个蜡烛站那儿反战。
　　有的人就问他，说穆斯提先生你站这儿有什么用吗？对吧，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非常正色的回答，说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我站这我只是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你看这就是剥离世界的一个态度。
　　还有几乎同时的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1971年的时候，6月28日，我记得这个日子很清楚。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纸判决。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服兵役，这是正当的，他可以出于自己的理由拒绝服兵役。
　　因为阿里的道理非常简单，说我在这个国家，我作为一个黑人，作为一个奴隶的后裔，我要平等你们不给，我要尊严你们不给，我凭什么跟你们，听你们的，跑去跟什么亚洲人，跟什么越南人，中国人打仗。要打我们就在这儿打，可以在美国我们见个生死。你死我活可以，但是我不去打仗。
　　所以他坚决拒绝服兵役。你看这就是一个人他有一种能力，把自己和周边的群体能够剥离开来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佛法修行的态度。
　　所以如果呀破解地域歧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着手，有这么两条路可以供你选。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放大到无远弗界的大，要么收缩成自己非常独立的人格。如果做不到这两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地域歧视这一锅烂汤当中始终煎熬自己的生命。
　　那位又问了，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解决方法不对头，因为你说的都是自我修为，怎么让自己不歧视他人，可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面对的是，别人歧视我们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河南人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以至于河南省委书记几任上任之后，都要开座谈会说怎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最近读了一篇小文章，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启发角度。1934年的时候，在中国的扬州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姓易，叫易君左，在民国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挺有名的文人，但是解放后，因为他去了香港，而且他的书在大陆都没有发行，所以渐渐的这边就没人知道他了。
　　这个人啊是一个御用文人，说白了品行也不是很好，姓易，叫易君左，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就突发奇想，我突然从他这个姓易，联想到大家还记得，李安那个电影《色戒》里面那个易先生吧，对，你看，两个姓易的人不是好东西，会不会就给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印象，说姓易的往往是负面的呢，这也是我对世界联想的一个简化机制，在这里向所有姓易的朋友道个歉，你们都是好人，这两个姓易的是特例，这是打个岔。
　　回来再说这个易君左，他32年的时候就跑到扬州闲住了一段时间，文人嘛总是要写点东西啦，就写点扬州的这个风情啊等等，写了一本书叫《扬州闲话》，这闲话要是写写风景什么的也就罢了，可要命就要命在他写到了扬州人。
　　比如说，当然充满了那种轻蔑和调侃，或者说轻佻的那种口吻，比如说扬州人说话啰嗦啊等等，人家扬州人确实也给当时像南京上海这一带人，留下这么一印象，因为方言的关系，比如我看过一部扬州方言的电影，里面就扬州人表达情绪特别夸张，我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听过那一句台词，扬州人说***，就开水涨价了这么个事儿，他就拼命的在这儿叫唤，我印象都非常深，对扬州的方言也充满了歧视。
　　还有呢，就是对扬州的女人，这易君左在《扬州闲话》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扬州人啊第一个出妓女多，然后出姨太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扬州水多，水边种的都是杨柳，所以扬州女人就是水性杨花。
　　你老天爷啊，你想，一个文人还是挺有名的一个文人，把这几话写到书里还出版了，还是当时著名的中华书局出版了，你想想看扬州人能不炸锅嘛，一炸锅之后就发生了什么呢，就扬州的妇女界啊商界啊包括黑社会，都要跟这个姓易的玩儿命。.
　　然后各界都开始组织起来，最后上诉到法庭告他，包括告中华书局，那很快开庭，这种案子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悬念，还吵什么吵，你就错了嘛，你搞歧视了嘛，所以法院很快就判下来，判这个易君左先赔800大洋，给扬州人做公益事业，然后判中华书局，要销毁这本书然后永不再版。
　　说实话，这本书我也没看过，我也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这个案子其实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你看针对地域歧视，这种有组织的维权，往往是最奏效的一个方法。
　　就像在今天的美国，你说美国白人心里没有对黑人歧视吗，有，当然有，但是谁敢说呢，没人敢说，很多一遇到黑人的场合，白人甚至自动的就会有一种自我审查机制，哎呀，我的言行啊，我的这种神态啊会不会露出歧视啊，被人抓到把柄我吃不了兜着走，虽然心里可能还有歧视的影子，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已经不敢歧视黑人了，而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正是黑人有组织维权得来。
2005年中国的深圳也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对吧，深圳警察局，当然我想他也不是故意的，打了一条横幅说，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大概打了这么个意思的一个横幅，或者一个标语出来。当时有两个河南人就怒了，然后就直接把警察局告到了法庭上，最后也不得不道歉，甚至赔偿。
　　可问题是，中国的这个案子，我发现和1934年我们那个案子，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1934年易君左道歉是对谁道歉，对全部扬州人道歉，而05年深圳发生的这个案子，道歉的对象是这两个河南公民本人，我想这中间有非常重要的差别。
　　我们假设时光倒流回到2005年，我们河南籍的不管是工商联，还是省政府，还是什么样的民间组织，我们都开始通过法律途径和深圳公安局打这场官司，而且得到的结果是，深圳市公安局向所有河南人民道歉，我相信这样的示范一旦出来，以后这样的地域歧视是不是就会少一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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