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我是拾遗君

From 拾遗

微信号：shiyi201633
01.
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
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
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一些网民进行了推演，
也提供了好些种答案。
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只要中间某个环节出现失误，
新冠疫情的发生就无法避免。
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在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要在第一时间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简单，
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
我们用现在知情的视角，
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
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违反认识论，
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就是，
新冠疫情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
换你我上去也一样，
我们都没法在当时做出最完美的决策。
02.
武汉方面到底有没有重大过错？ 
这场疫情很难避免发生，
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有关部门没有过错？
并不是。
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
毫无疑问，
武汉有关部门存在严重的误判和过失。
别的且不说，
就是中央派专家组进驻武汉后，
武汉相关部门还是对疫情进行了一定隐瞒，
说新冠病毒没有出现人传人，
甚至一线医院有明显证据时，
依然坚持错误判断，
并长达两周没有通报新增病情，
延误了专家组对疫情的正确判断。
直到1月20日，
钟南山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
做出了的确存在人传人的论断，
一锤定音。
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发生，
但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
其实是可以减小疫情规模的。
03.
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现了过失，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体制性的原因。”
还有一些认甚至认为：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
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这次疫情的发生，
跟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价值观的政府，
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
甚至还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汉？
是因为武汉政府蠢吗？
是因为世界各国蠢吗？
显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一是判断失误，
想不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
二是官僚主义，
很多官员身上都有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
在中国，表现为追求事事维稳，
“不能出现大乱子，影响大局。”
在美国，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
“这样出现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
“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
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
已经不适用了，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04.
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国家现在的疫情状况，
可用“惨烈”两字来形容。
3月31日，美国官员说：
“都是中国的错。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了6周时间。”
欧美防疫如此失败，
真的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
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
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所以，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
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
要么是假的，
要么是不人道的，
要么是蠢的。
这种认为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
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
或者直接就可以扛过去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去宣传，
也根本没有认真去防范。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
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
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
“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你就说他们贱不贱吧！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
在《纽约时报》上说得一针见血： 
“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
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病毒。
比较一下：
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
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
白宫和美国政界还是在那里粉饰太平。”
Ian Johnson总结说：
“西方国家的人民，
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
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
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05.
方方到底为什么“招人厌恶”？ 
关于这次疫情，
学者陈玉明曾说过：
“官方媒体侧重于宏大叙事，
宣传努力、宣传事迹，宣传成绩。
财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
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
一些个人视角的写作，
侧重于关注疫情的民间生态。
三类写作，各有不同价值；
它们互相不可替代，
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三种方式都存在，
才能真实而完整地呈现这次疫情的状态。
在疫情初期的时候，武汉的确发生了不少魔幻的事情
正如@雷斯林所言
“如果你们回忆回忆一个月乃至两个月前自己是什么情绪
就完全能理解那时候公众对方方的追捧”
但是后来方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厌恶
其中原因与现在国内抗疫形势转好有关
但更大的导火索是
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已经翻译好准备出版，甚至在亚马逊预售了
速度相当之快
而且书籍介绍字里行间都是对中国的抹黑
除此之外，日记这种形式本身就因为其时效性而具有局限性
且方方的信息源并不多，有的还被辟谣
这样的日记，如果一旦在外国发行
很多外国人会加剧对中国的偏见
认为中国真的没为抗疫做努力、放任疫情往外扩散
实在是不合适
更详细原因大家可以点击蓝字阅读@雷斯林的这篇文章
要在美国出版的「方方日记」到底为什么让很多人如此厌恶？
06.
小粉红是爱国还是高级黑？
我觉得很多小粉红不是爱国，
而是低端红高级黑。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有两大特点。
第一：喜欢传播阴谋论。
就是不管中国出现什么问题，
他都上升到阴谋论，
又是谁谁谁在暗算中国，
又是某某某在暗地搞鬼，
他们以为这样是在爱国，
其实经常用力过猛，
在舆论场上授人以柄，
这哪里是爱国，分明是添乱。
第二：只站队不站对。
微博上的一些小粉红，
打着各种伟光正的旗号，
但容不下半点和自己不同的声音，
动不动就按头，逼你站队，
站到他们认为对的一面，
不然就说你不爱国。
用下三滥的手段打压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辱骂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举报你，
无脑之极，无耻之极。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
就像一根搅屎棍，
他以为他是在爱国呢，
其实是在添乱、撕裂和树敌，
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
我既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也不喜欢现在的小粉红，
为什么呢？
用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句话来回答吧：
“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好’，
相反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糟’。
这两类人其实是一回事，
都是活在严重的自恋中。”
07.
到底是中国制度好还是西方制度好？
有一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
“中国只用了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
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话值得商榷。
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
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
能够高效处理某一类事情，
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良的制度。
同理，也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
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
只能说：
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
欧美制度也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好。
很多人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
都走到了极端。
有人觉得中国制度好，
容不得别人提半点异见；
有人觉得欧美制度好，
他们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实上是，
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
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
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
所以，实在没必要争个输赢，
没有哪种制度一定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相互学习，不断改进，
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
“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
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
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08.
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不是过于狭隘了？
一直以来，
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自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人民素质高，
觉得卫生条件好，
觉得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迷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西方人民素质高，
觉得西方卫生条件好，
觉得西方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但经历这一次疫情后，
很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很多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思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西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有个网民说得特别好：
“一直以来，
包括中国人民自己在内，
整个世界都对这个国家和其现行的制度，
有一定程度是低估。”
所以，不管是西方人，
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以往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否过于狭隘了？
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反思：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把部分医院国有化。”
中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差。
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十个问题，
我其实就是想表达两个意思。
第一：想要选择一种好处，必然会承受相应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不管是哪种体制，
有其优越性就必然有其弊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能只享受某种体制的好，
却不愿承担某种体制的坏。
我不是说体制不需要改进，
体制当然需要改进，
只是再怎么改进，
它也必然存在着弊端。
我们享受了它的好，
就必然得承受它的坏。
第二：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世界上有两条真理：
第一：面对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时间就站队，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
第二：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
面对公共事件，
易中天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
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
这是‘真伪判断’。
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
这是‘是非判断’。
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往往是反着的。
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
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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