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外媒体在讨论东亚与欧美防疫策略的差异时，将中国等东亚国家能在最初就开始实行一系列比较强硬的策略，例如全民口罩、强制隔离，理解为东亚国家的集体主义和服从精神，以及官方的强硬手段。同时，仿佛这也成为了欧美国家防疫策略一开始不可能那么强硬的理由，因为按这个逻辑，欧美民众更加个人主义，而政府需要尊重个人自由。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这两天与朋友讨论时，我有些不同看法。
中国民众并不像西方媒体惯常报道那样，是十分“听话”的。
在疫情最初情况不明时，中国不少民众其实早就开始积极储备口罩等物资，当明确了COVID-19会“人传人”后，未等官方建议配戴口罩，市面口罩就已销售一空。当国内疫情开始严重时，海外华人以最快的速度将国外口罩以各种方式运送回国，同时在海外疫情尚未爆发时，也都准备了自己所需的口罩。所以中国民众，乃至广义的华人群体，是“听话”的群体吗？
此次疫情的应对，民间自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民间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对官方实现了监督与批评，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行政体系的不足。
这种民间自发的力量，在互联网上也形成了不同的声音，不断曝光疫情初期地方种种弊端和问题，形成民间舆论与官方媒体的联动，使官方能够及时纠错。
在民间曝光具体问题的同时，媒体的专业主义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财新在疫情初期就通过采访管轶等境外专家来提示疫情可能未必像当时境内专家判断那样乐观。财新、财经、三联、经济观察、北青等媒体，也通过大量现场报道（包括李文亮、红会物资捐赠等等），使地方无法掩盖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震荡中，中国第三批防疫专家组将问题彻底揭示出来，没有做丝毫保留，全民隔离和全民口罩的要求同时做出。在这个时候，防疫上的专业主义没有让位于物资分配上的平衡，以及政治宣传上的需要，而是直接明确了最佳防疫策略。也正是因为在很早就明确了这个策略，才使得全球的口罩源源不断的回到国内，也才使得整个生产机器开始高速运转，医疗物资产能迅速恢复。
如果专家组在最初因为口罩资源的有限，只做出模棱两可的建议，可能大量人群并不会配戴口罩，中国大多数人本来是没有配戴口罩的习惯的，这跟欧美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如此一来，疫情的扩散可能会更快，海外华人也不可能大量采购口罩运回国内，所有的生产和贸易都不会指向这个明确的需求，医护物资的稀缺可能更严重。而这正是欧美各国在过去两个月内所做的。
西方媒体的确有不同的声音，欧美民众也乐于批评政府，但问题在于，不同的声音能否有效和及时的解决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在讨论“纠错能力”。
新闻专业主义体现在深度报道和挖掘，而不仅是传播一些快餐式的观点。我几乎每天都要浏览NYT、WSJ、Bloomberg、CNN、BBC等所谓的英美主流媒体。很有意思的是，
尽管这些英美媒体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但在一些显而易见值得深入挖掘报道的领域（尤其对于英美本国民众的利益而言），他们没有及时和有效的形成媒体观点。
例如防疫是否需要戴口罩，这些媒体其实没有深入挖掘和报道，即便有东亚各国的先例。当美国CDC先期对疫情的发展判断失误时，新闻媒体也没有站出来有效反驳。这跟中国最初防疫专家过于轻松的表态出现后，财新等媒体及时报道其他专家不同的声音，形成了鲜明对比。英美防疫策略的变化，所耗费的时间和代价，其实都不少于湖北当初。为什么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不受限的英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另方面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与中国民众经常对官方“不信任”相比，英美民众非常信任他们的官方建议。虽然中国民众对官方公开的批评要少于欧美民众对他们官方的批评，但从行为方式上，中国民众不一定会遵从官方建议，而可能选择更为有效保护自己的方式，例如提前大量购置口罩、护目镜。尽管英美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似乎是家常便饭，但对防疫部门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哪怕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只要防疫部门还没有建议配戴口罩，他们就不会配戴。
我相信，如果欧美官方在一开始就建议民众配戴口罩，那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听从建议，而不是某些言论所言，西方人没有配戴口罩的习惯，所以才不配戴。事实很可能是，由于各国看到武汉疫情初期民众抢购口罩从而导致医护口罩资源稀缺的报道，所以在平衡储备的情况下，防疫部门才建议不需要配戴口罩。欧美防疫部门在制定政策最初，应当是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新加坡的做法，但新加坡建议民众不需要配戴口罩的前提，是做好了其他隔离和阻断工作。
所以中国民众与欧美民众，究竟谁更依赖政府，谁更依赖官方建议呢？这里面真的有大量所谓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服从与自由，这么高大上的差异吗？
我个人的观点是，从此次全球疫情的发展来看，中西方的差异，主要不是文化层面的，也不是所谓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层面的，主要差异在于以下方面：

1、在全球喧嚣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下，中国几家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断将“专业上不同的声音”传播出来，将现场发现和互联网舆论中发现的问题聚焦起来，从而与民众参与的互联网舆论一道，实现了对官僚主义的抑制和对初期判断的纠错。
2、英美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已经衰落了。他们虽看起来更有国际视野，但仍然只是热衷于某些政治话题，没有对东亚等国防疫经验做出足够专业的报道。甚至疫情发展至今，也没有对疫情控制较好国家的专家做过深度采访，或许他们仍然认为本国的防疫专家才是全球最好的，无需相互借鉴经验。或者这些媒体认为，各国医疗专家会有专业平台进行交流，而无需媒体介入。凡此种种，使要不要戴口罩这样基本的问题，至今无法统一。而CDC在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又由于政客也有不需戴口罩的建议在先，使他们很难主动改口承认应当配戴口罩。于是这两天虽然CNN等媒体开始出现反思要不要戴口罩的文章，而Fauci也在接受采访时非常委婉的说明，要先在满足医护人员口罩资源的前提下才会进一步判断民众是否需要戴口罩，而纽约市长仍然只能建议市民外出应当用face covering遮住口鼻。face mask在美国仿佛成了一个禁忌词。鼓励face covering防疫，这个画面不就是穆斯林每天配戴头巾吗？所以，当看到，美国官方宁愿建议民众戴上头巾去防疫，也仍然不敢说出配戴口罩的建议时，英美媒体上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对民众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真是人生？
中国媒体和民间互联网舆论对海外疫情的报道，尤其是对海外防疫专家研究成果的报道，是要显著多于英美等国媒体对中国防疫经验报道的（教训倒是报道了不少）。正是中国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舆论，没有自大到自绝于世界，才让各方观点、经验和教训不断汇集到中文世界，使我们能够有效评判。这种评判不只是专业上几个人做出的，同时还需要广大民众的认可，因为防疫是全民投入，如果任何一方不认可，那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反过来，欧美忽视对中国防疫经验的报道，前期仍然只集中于某些负面新闻领域，虽然看起来名义上维护了“新闻自由”，其实是让中国经验无法及时传递回西方世界，这种偏见与傲慢导致了巨大的代价。
这场疫情，也是一个广阔的实验场，用任何惯常思维和既定结论去套用解释现实，是巨大的思维惰性，难以看到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变化。

在这个喧嚣的互联网舆论时代，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无数“不同的声音”，也不是排除其他国家的自负声音，真正需要的，是全球化下“专业上不同的声音”。如果新闻媒体、医疗防疫部门都放弃专业主义，只搞政治正确的宣传，只搞政治正确的平衡，只忙于去否定他国，无论哪种体制，哪个文明，最终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灾难。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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