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疫情，这个公众号已经很克制的写了五篇文章，这是第六篇，也是最后一篇。从来没有因为一个话题写过这么多。疫情终将过去，各个层面都会展开反思，那些宏大的反思，留给更专业的人士，本文继续站在这个公众号最关心的个体角度。
我对疫情发展的最初警觉，说早不早，说晚也不晚。第一次警觉是1月8日、1月13日和1月14日这三个时点，看到泰国和越南对武汉赴两国的游客采取了体温监控和隔离观察措施。第二次警觉是1月18日，微信群开始传播很多消息。
坦率的讲，对第一次警觉是不够敏感的，有疑惑，为什么两个小国在入境时采取了体温检测和隔离措施，而武汉出境还没有措施。这种顾虑一定程度上被其他发达国家没有采取类似措施所打消。但由于春节原定出行日本，所以对各国的措施尤为关心。这次疫情证明，这种认识视角是有局限的，因为小国的防疫能力更差，他们的警觉性往往更高，大国顾忌更多且防疫能力较强，他们反而效率较低。可能还有一个初期顾虑被打消的原因，即认为在经历过非典之后，中国再次出现类似疫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一点上，真是过于“自信”。可以说，此次个体没有遭逢大难，有很大偶然成份，如果我的家乡是武汉且恰好年前安排了回去，或者安排年前而不是年后出游，风险都会增大非常多，尤其前一种情况，可能出现不可挽回的结果。

1月18日第二次警觉时，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大多数人还在通过小道消息去做判断不同，我从当天开始仔细读《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标准》。读完之后，基本判断问题将会严重。这是基于了解制度的可操作性后下的判断。1月20日，公众号发表了《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条例和分级标准》，将制度中最关键的条文加以罗列、加粗，没有做任何评论。有心人如果当时仔细阅读，就会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更有心一点，去仔细阅读这些法规，就知道其可操作性很差，一定会导致各种效率低下，而这对应对防疫工作来讲恰恰是大忌。
这个公众号从来不写废话，每篇文章都是有所指，但随着读者数量的扩大，的确出现了读者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上面第一篇文章由于只是法规条文的摘要，好事者去投诉腾讯，导致这个公众号的“原创”功能被取消十天。很显然，这些好事者并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公众号在那个时点会突然发表那样的文章。
在写第一篇文章之前，我已经开始准备口罩，尤其是，连恐带吓的让家里老人立即准备口罩和家中常备药品。即便在1月20日第一篇文章发出这个时点，虽然已经很晚了，但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口罩都是不缺的。京东的N95虽然已经缺货，但N90、KN90、一次医用口罩都是不缺的，苏宁、淘宝、地方药店的口罩也是不缺的，这意味着即便不会海淘，非常保守的讲，在当时，一个人准备50只以上（甚至超过100只）的口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发表后第二天，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防控。基于这个公告，终于可以更明确的写一些东西，立即写了第二篇
《传染病防控是一场人人有责的全民战役》
，将初步分析合盘托出，尤其是对当时防控出现的种种滞后情况，找出了制度上的原因。
这个时候根本来不及批评制度，因为我更想表达的是，事有危急。但如果渲染这种情绪，文章可能不复存在，所以仍然写得非常克制。
更关键的是，希望写给操作者看，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按既定规则走下去，效率仍然会非常低。结合前两篇文章，其实已经指出了疾控报批流程、交通检疫启动条件等关键事项上的制度漏洞，而这些制度漏洞不可能在制度修改之前就大范围被突破，这就意味着，按照行政惯性，只有那些突破规则或者对老百姓极端负责的地区，才有可能完成好防疫任务。当时心情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没有想到2003年非典之后防疫制度建设会这么滞后，并且当时已经很清晰的知道这种滞后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与在省级卫生系统的同学交流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充分印证了猜测。此时有武汉在北京的读者在后台问是否还能回去过年，我直接给出的建议是不要回去了。部分读者警觉性很高，有读者根据这两篇文章做空ETF，获得了十几倍的利润。

这时面临另一个选择是，按行程去日本还是留在国内。按照1月24日之前的统计，武汉春节期间回京人员达到14万，虽已开始排查，但风险逐渐增大。去日本可以暂时远离病毒，也可以更直接的购买医疗物资尤其是口罩。但最大的风险是在两个地方，一是航班、二是酒店。在是否按原定行程出发这个问题上，纠结了两天，最后做出不启程的决定，是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当中国进入甲类病防控后，日本仍然允许武汉等地游客前往；二是询问了所订酒店，其中一家酒店无法保证没有武汉前往的游客；三是航班往返人员是不可控的。
尽管国内最近都感激日本在此次疫情中的大力援助，但日本在应对此次疫情时，的确也存在迟缓不力的情况，也正在为这种迟缓不力付出代价。
选择不出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回老家督促老人。在春节前几天，家中老人普遍没有意识，此时只能靠子女高压和不断灌输信息，才能确保家中物资储备正常，确保家中没有外人往来。我相信，非湖北地区的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这次之所以能够平安渡过，只是因为远离了病源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幸运”，而不是因为准备充分。在春节后期开始全面动员后，各种信息、各地政策才开始进入老年人视野，这时候他们变得比年轻人还要紧张。

1月26日，发表了
《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亟待修改》
，当时一方面在跟媒体朋友分享观点，希望他们能够将视角向问题的源头集中；另方面在跟卫健系统的同学交流，帮助或说推动业内去解决这些制度问题。这篇文章写得短，甚至都不太想写，因为正值公众号被投诉取消“原创”功能。
仍想说一句，这个公众号根本不是用来挣钱的，愚蠢的投诉者越多，大家能够看到有用的信息就越少，而愚蠢的投诉者一定永远是风险最大的。
这个公众号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都是基于个体需求去写的，所有的宏观都有微观的需求基础，都是为了解决微观的问题。

2月1日，发表了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医疗捐赠必须经过红十字会——对当前医疗物资捐赠工作的几点建议》
，
这篇文章我心有愧疚
。其实这篇文章可以提前4到5天发表，因为在此之前已经了解到武汉捐赠出了问题。但由于当时公众号仍未恢复正常，所以根本不想写。我批评过腾讯的审核机制，这种机制保留了很多使人愚昧的赚钱公众号，却使大量有意义的公众号作者根本不愿意再动笔。之所以还是写了，是因为武汉当时医疗捐赠必须过红会的做法令人出离愤怒。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授权地方政府有权力去做这样的规定。有读者在第一时间将这篇文章转给了武汉防疫的中央指导组，指导组进行了纠偏，并且也接受了让物流企业统管红会物资的建议。
但我仍然想非常愧疚的讲，如果早几天这篇文章能够发出来产生一些影响，红会物资早几天能够运送到第一线，武汉的医护人员可能会少做一些牺牲。
2月6日，发表了
《关于应对非冠疫情返工潮的几点建议》
，建议但凡返工都做14天隔离，原因是口罩不足。很有意思的是，本来这样的政策需要非常细致的应对方案，结果不少城市是直接下一个指令，然后让基层去执行，所以各种奇怪的事，业主和租客无法住处的事就成为了现实。不评价了，治理问题的背后，都是人的问题。找到了问题，不代表就解决了问题。

最近抢口罩的信息非常多，大概每个人都缺，但其实，即便前期完全准备不足，对个体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一是口罩虽然有控制，但面具式过滤设备其实没有控制，过滤垫仍然有，KN90级别以上仍然在国内买到；二是很多人宁愿高价囤积不知真伪的韩国KF94口罩，也不知道看一眼往返首尔的机票价格其实已经降至冰点。此时应当对微信群团购的来路不明口罩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根据财新的调查，全球口罩存货已经处于买空的状态，这意味着还在不限量发货的KF94很可能存在伪劣、造假、过期等情况，我们的确也看到日本、韩国都在报道这些造假情况。

2020年春节假期注定是令人难忘的。但对许多人来讲，这种难忘终究只会成为一种情绪的记忆，至于从这个假期，每个人能记住什么，能改善什么，都是无法确定的。只想对各位读者讲，不妨利用这些天再反思一下，如果自己和家人当时身处武汉，将会怎样判断、怎样选择。毕竟，你不可能下半辈子每天戴着N95出行。
本篇写给自己，留一个记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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