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与一位朋友也是之前的同事畅聊了很久，非常难得的观点交流和思维碰撞。聊天中，我被问及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尝试作了一些回答，这两天进一步思考，记录于此。
问题一：你的思维框架是怎样的？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确定的思维框架。因为我的阅读和思考仍然非常不足。我非常谨慎得出“结论”，大多数时候只是在“猜想”和验证。同时，每个猜想和验证都是可被挑战的，这就是知识的扩张方式。
问题二：如何看待中国与全球的关系？
关于中国与全球的关系，或者说中国的发展阶段，甚至所谓东亚模式等话题，我目前都是放在一个层面去思考的。这是我第一次完整提出这个话题，这一直是我思考的终极话题，可以说，这个公号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文章，无论微观还是稍微宏观，都是这一话题的一部分。
目前对我影响最大的，仍然是Carrol Quigley的文明进化论。在亨廷顿那本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中，他不无赞赏的提到了Quigley的观点。Quigley在1961年即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明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亨廷顿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Quigley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西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但在亨廷顿上述观点提出后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国家正在对西方文明的科技创新不断提出挑战，而穆斯林则构成了西方文明移民政策遇到的巨大问题。亨廷顿是反对多元文化的，他明确提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站在美国的立场，的确如此。因此，在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强调恢复大西洋共同体活力的必要性”，英国国防大臣里夫金德甚至在1994年11月论证了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共同体的四个支柱，即：“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以及“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换言之，这是一个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一元论理念。这种世界观，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根本不是靠利益能够动摇的。所以奥巴马的当选，看似美国多元主义的胜利，其实也蕴含了美国西方传统文明的危机。政治正确，最终演变成民粹主义的胜利。所以当我们看到特朗普开始与西方盟友撕裂时，在马克龙当选之前，默克尔异常艰难的表达，如今只有德国仍在坚持西方的传统了。但美国与欧洲真能分裂吗？在可预见的未来，非常非常难，至多只是内部矛盾罢了。所以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
Quigley在Tragedy and Hope中提出：“当一个社会受到另一个社会冲击而被摧毁，人们将处于旧有文化和侵入文化要素的碎片中。这些要素通常只能提供给人们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工具，但却因为缺乏思想和精神的统一，而不能被组织起来运行一个社会。这些人要么麻木，要么为自己，尤其是为后代，以个人身份或者组织小团体，选择融入其他文化。然而，也有人们利用旧有文化碎片重建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新的非物质文化，因此新的意识形态和士气又将旧有文化的碎片凝聚起来。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也可能是本土产生的，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足以与物质文化的所需要素结合起来以形成完整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经由这样一些过程，所有的社会，乃至所有新的文明，诞生了。通过这些过程，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900年，克里特文明崩坏之后诞生了古典文明，在350-700年古典文明崩坏之后诞生西方文明。新文明可能诞生于受西方文明毁损的亚洲边缘地带的文明碎片中。这些碎片可能来自于伊斯兰、印度、中华和日本文明。今天看起来，新的文明可能诞生于挣扎重生的日本，也可能是中国，印度的可能性比前者小，不太可能是土耳其或者印尼。在上述一个或几个区域诞生强大的文明，都将是世界史上首要重大的事件，因为它将成为欧亚大陆上平衡苏联文明（Soviet Civilization）扩张的力量。”
需要明确的是，Quigley上述著作的完成是时间是1966年，他写这本书，花了20年的时间。当我第一次读到上述观点时，受到很大震撼。我首先想到了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冲击—回应论”完全可以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待和进一步完善；其次是“文明碎片”重新整合进而产生新生文明的观点，让我瞬间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近代以来的历史融为一体来看待。我内心一直的一个疑问是，为何从全球来看，所有后发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东亚诸国集中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地区没有集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与亨廷顿侧重于强调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不同，Quigley的视野更为宏大，他试图从人类数千年历史的角度去揭示人类文明形成与演进的方式。Quigley并未能够看到整个东亚经济的次递崛起，但依据他的观点和思路，我提出以下看法，或说，猜想，尝试解释中国与东亚及西方文明的关系。
作为律令制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日本，在1853年美国马休·佩里舰队扣关成功之后，就开始其脱亚入欧的进程。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在发现另一种强势文明后，明确了有能够摆脱律令制中华文明的机会。一个强势文明的边缘地带，往往都是被迫从属于强势文明的，例如日本和朝鲜半岛，历史上律令制中华文明对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字、律法、经贸往来、军事威慑下建立的朝贡体系等等。任何这样的小国，并非心甘情愿的想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体量过于弱小，而无法摆脱。因此这些小国，作为原生文明的边缘地带，在另一种强势文明来袭时，往往会优先选择拥抱而不是抵抗。这种拥抱并非臣服，主要目的还是摆脱原生文明的影响，这是一个追求自身独立的过程。
从这个视角，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今天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对待中国的心态。事实上，在我阅读一些日韩著作后，发现日本与韩国对于摆脱美国的约束去实现经济独立，也有非常强烈的心理诉求（关于日本，可以参见野口悠纪雄的著作；关于韩国，可以参见此前的韩国财阀经济文章），但小国显然无法做到完全摆脱强势文明的影响，无论对于日本还是韩国还是东南亚各国，中国和美国都有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因此在强势文明之间摇摆，是其维持独立性必然的选择。正是在这些文明的边缘地带，最早形成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融合。东亚诸国，没有一个真正采纳了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度，都是在原生文明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融合式改造。由于抵抗原生律令制中华文明的心理，它们在初期没有原生文明自大的心理负担，因此融合改造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在遭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等，都实现了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是两种文明融合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接受了西化。
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各种“冲击”，是因为科技与经济的落后。尤其是战败于日本，心理上的打击异常之大。这是原生文明败于外来文明的事实。正是由于遭受这种冲击，才促使全面反思，进行了大规模的理论引入和观念改造。从国共之间的竞争，到1949年之后历次重大改革，事实上都是理念之争和思想之争。在1980年代之后，逐渐放弃对前苏联的学习，但也没有直接学习西方。对西方观念和具体制度的引入，主要是通过学习东亚诸国（地区）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律令制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东亚诸国（地区），由于在融合两种文明时“先行一步”，成为了被原生文明国家学习的目标。中国的产业政策明显有日本与韩国的印迹，建设新农村与韩国的新村运动有相似，政治观念和国有企业改革都受到新加坡的影响，而土地制度则直接取自于香港所承袭的英国批租制。更不用说中国与东亚诸国在工业化阶段上的承接，既提供了巨大市场，又提供了产业转移的目标地。东亚诸国文明源出自中国，但在工业化之后又反哺原生文明，尽管这种反哺或出于主动，或出于被动。
正如Quigley所言，文明的衰落，在于既得利益的庞大，使创新不再持续，仅仅满足于分配。中国作为原生文明之地，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才能打破在每个阶段都期望固化的既得利益。我们今天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既得利益与所有制没有必然关系，大企业作恶同样适用于大量的新兴私人企业。关起门来，最终是难以发展的。
文明的融合是以原生文明吸收外来文明进而实现文明的进化，而不是彼此替代。事实上，整个东方都没有多元主义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传承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但这并非代表中华文明是固化和僵化的，以“天下”为核心观念的中国史，本来就是一部文明的融合史。陈寅恪终其一身都期望论证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的优势，因为他所处时代，眼见西方文明带来的战乱。如果我们读一些最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具有开创意义的著述，尤其是中亚史和相关考古著述，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未封闭，整个欧亚大陆，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方面我可以推荐巴托尔德文集的中译本，包括新近的“丝路译丛”。这是只通过手机去了解世界的人都不会关注到的。
我们的社科学界长期处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普遍认为中国长期封闭、落后、最终导致战败和民族危亡，这是整个“冲击-回应”思维的结论。随着考古发掘和史学进步，很多观念将被改写，我们的社科学界应当十分关注史学界的进步，而不能长期存活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否则根本无法找到自己文明的主体定位。说到底，史学才是决定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史学本身的发展，包括西方学者自身也在长期反思欧洲中心主义话语体系。
西方文明的一元论终究是对抗式的，西方的多元主义兴起几乎不可阻挡，这是因为人口比例导致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外来种族的比例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只选择去对抗，并非明智。西方多元主义的契机在于，中国仍有可能从本土历史发掘中，去寻找传统的力量，也就是文明融合的历史与成功的先例。我仍然认为，整个东亚经济在短期能够实现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原生文明的中华文明，有内生的对外来文明的融合传统，对于这个猜想，是十分值得社科学界去充分论证的。反过来讲，作为原生文明，最大的危险永远在于盲目自大和固步自封。如果我们认识到即便在前苏联刚刚解体的1990年代，像亨廷顿这样的美国学者都在担忧西方文明的未来，中国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自大。更关键的是，我们能否从自己的传统中真正提炼出为全球所接受的文明观念，这是一件极其有趣又有意义的事，这有赖于我们认真的研究这片土地的历史。
问题三：现在一些国人，尤其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都有很多失望或者说失落感，不少人觉得埋头挣钱就好了，其他都没什么意义，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之前讨论过的，无论是否所谓“成功人士”，今天都在受到信息裹胁，大多数人做出判断的信息来源和事实依据，相当多数都是可质疑的，信息越来越多，可靠的信息越来越少，当大量信息是垃圾信息时，做出合理判断的成本其实越来越高，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很多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负面信息更容易得到传播，更有冲击力，这是一个事实，可能从心理学上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处在人类历史上信息传播速度最快和最不受约束的时代（但相当多数国人却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无法表达观点和无法获得信息的时代，这种认识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这样的信息状态下，会形成什么样的传播后果，对个体的判断力正在造成怎样的影响。究竟有多少失望和不满，是由于目前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导致的？我认为，欧洲的社会力量正在努力阻止和对抗科技创新下市场对社会的破坏和撕裂，最新近的证明就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欧盟之所以能先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的思想界已经深入而反复的讨论过技术、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这对他们来讲并不陌生，所以在利益取舍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美国之所以比欧洲在这方面看似更加“自由”，是因为美国一直倾向于选择更加“放任”的政策，经济利益具有优先性，这种基础政策之所以能够实施多年，在于美国中下层在一定时期内共享了“放任”政策的好处，但随着全球化，这种利益共享状态逐渐打破，美国也在内部调整，这种调整相当困难。总之，今天所有的个体，都要面临重新整理自己信息获取渠道和提高自己的信息分析能力的问题。
第二，今天中国所谓的“成功人士”，都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功，尤其对于年轻的upper middle class或者upper class而言，是近二十年由于身处某些行业领域，由于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获益的。对个体而言，成功的关键是个体的勤奋、努力乃至天赋；但就整体而言，是某种经济模式运转的后果。如果一个人不在一个与发展阶段刚好契合的行业里，无论个体怎么勤奋、努力和有天赋，都不会实现通俗意义上的成功。更宏观的看，这是工业化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演变投射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果。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的，如果没有中国天量的基建投入和廉价劳动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电商行业，而天量的基建投入，恰恰又是再之前的债务驱动导致的。在后发国家追赶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进步往往是迅猛的，经济学界对此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在选择比较正确的经济模式后，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GDP增长在前期越快，越往后越慢。这其实意味着，经济发展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肯定是无法同步的。东亚模式的成功至少部分证伪了新自由主义，尤其在后发国家发展初期和中期是如此。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快速和全球化的同步，使今天中国的成功人士既能感受到经济上的获益，同时能感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出国旅游、留学和就业都是今天大量普通国人就能做到的事，所以对大多数成功人士而言，心里上会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是严重滞后的，因为跟西方现状不同，甚至会认为某些时候自己利益的受损（例如2015年股灾或者因为限购限售导致的资产冻结状态），都是由于一些不可言说的原因。很多失望来自于这些具体的原因。
但其实，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肯定是要比经济发展缓慢得多的，而大量利益的受损，其实以通常的分析都能够得到合理解释。无论是配资导致的A股杠杆率提升从而引发的股灾，还是房地产的限购限售，这里面既有机会也有风险，对此的解释完全可以基于逻辑和常识，对政策的预判也完全可以做出。但中国的成功人士，很多不愿接受逻辑和常识，不愿意进行知识更新，大多数人的知识基础是“中学时代的知识记忆+大学时代读过的几本专著+当下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百度百科、知乎、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就是当下大多数国人的知识来源，他们就是以此来作出各种判断的。而花了大量时间写这些内容的人是谁呢？相当多数就是“初出茅庐、未经世事的小编”和“以100000+作为赚取广告费基础的自媒体”。这就又回到了第一个观点，信息来源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是多么负面，但不假思索的选择相信这些信息，这分明是个体的问题。在《文明的乱序》中，我们已经尝试探讨了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传播次序，及对后发国家发展的影响。这代人，无论是否在经济上获得成功，都应当接受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政治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同步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是更为缓慢，甚至是相当缓慢的，并且与经济模式还有相互影响。但与经济发展同样，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智力投入。如果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缓慢性，与经济发展不可能同步，那么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会更多，可为之处就会越来越多，而不是失望越来越多。
第三，今天的成功人士，有相当一部分在放弃自己的责任。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大企业作恶，而在大企业作恶时，批评的声音是相当滞后的。有很多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本应该能够预见到，例如垄断的恶果、烧钱竞争的恶果、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恶果。但非常可惜，大多数“成功人士”，都异口同声的把这些恶果归结为“官方不作为”。这是十分标准的责任撇清，也是一种集体逃避。很多时候，这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精英身处一个既得利益的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政府的问题和精英阶层的问题，都是两个问题。政府的问题，绝对不可能成为精英阶层问题的借口。当精英阶层将政府不作为或者未作为当成自己不发声和不参与的借口时，民众就会抛弃精英阶层，这就是民粹的根源。今天很多国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不是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国民。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要么只关心事关国体的“大事”，要么就什么都不关心，对具体的人和事往往视而不见，除了自己身边的点滴和通过手机观察到的这个国家，对现实的认知更多基于自己的情绪。非常可惜，这不是个体问题，这是群体问题。能完全寄希望于教育者去改变下一代吗？或许有所帮助，但可能帮助没那么大。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的，最终还是精英阶层。更何况，今天的知识界，是牢骚满腹最多的。
问题四：精英阶层可以做什么？
如果我们接受发展的长期性，除了手头的事情以外，可以做的非常多。我认为其中最重要之一，也是这代人能够做的，是去继续建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过去三十年，无论我们学习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行业，整个中国大陆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基于大量译作，少部分是基于研究报告，最关键的还是社科类译作。坦率的讲，这方面仍然十分滞后。我随便举例，我们至今没有关于欧洲、北美、日韩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史的成体系的详细资料，更不用说不同学术派别的资料。我曾经尝试寻找德国金融发展史的中文资料，一本也没有，更不要说欧洲其他国家。但如果我们去阅读一本关于中国的欧美著述，会发现引注的资料极为丰富。当然不只对中国如此，发达国家学研界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研究都是如此。这其中的知识传承和积累，是在数百年之内去实现的，这种社科领域的积累，是工业化先发国家将全球作为整体市场后，自然而然需要去做的一项工作，如果你无法认知一个遥远的地区，你就无法推行能被接受的国际政策，当然也就无法对本国企业去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参考。这些积数百年功力的社科研究资料，所产生的重要观点和思想，就是西方国际政策制定的真正基础。
今天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你必须去深入了解全球，了解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自己的邻国，了解世界体系的演变过程。这方面很难寄希望于目前的中国学研界，大量学研人员其实只是选择了一种谋生手段，稳定、有身份、地位，收入尚可，且有寒暑假。这种工作并非他们大多数人真正的兴趣所在。但另方面，最近几年，一批几乎完全出于个人兴趣的独立译者，翻译了大量社科类作品，大规模的提供了中文领域的“知识增量”（例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丛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代新译者所翻译的材料，可读性要比几十年前商务印书馆系列丛书要强很多。这是因为时代的进步，无论是资料的查询还是与原著作者的对话，都可以是直接的，这是几十年前的译者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可以想象，当下一代人在年轻时就对全球历史有更细致的了解与掌握时，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肯定比这一代人进步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主张今天的国人应当回归到书本，而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自媒体上，因为今天知识的增量非常多。
所以关于精英阶层可以做什么？其他方面且不论，我认为，从长远看，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果精英阶层，能在自己一生之中，选择译出一本自己认为很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者潜心于自己曾经真正有所兴趣的领域，这样所获得的成果，将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今天许多中国人有能力做到的。我知道有不少人其实早就衣食无忧了，可以认真考虑一下以上建议。
其他方面当然还可以做很多。对于有相当专业技能的精英阶层，完全可以考虑开始写作。如《事实、猜想、观点与反驳》所论，写作是对抗碎片化思维的最好方式。并且，今天就是处于这样的时代，如果作为专业人士的人，放弃参与自己领域话题的讨论，那么整个网络空间，充斥的就是各种伪专家伪学者和自媒体运营者的讨论，把政策带偏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就专业领域发表意见，如果是顾及个人身份，完全可以选择匿名方式。相当数量的精英苦于垃圾信息环绕，解脱的方式，最终只能是，你也要参与其中。这是思想市场的形成过程，对中国而言是难得的机遇。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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