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谣言本身就似一面镜子，如何判断、对待那些谣言，就像照镜子一样，照出了我们是“谁”。人们应该努力以旁观者的心态，与任何迅速传开的信息保持距离，不传播，不转发，过一段时间再看，很多谣言不攻自破。
撰 文 | 汪宗白
责 编 | 汪宗白
在SARS-CoV-2b病毒导致的新冠疫情期间，各种消息漫天飞舞，很难辨别真伪。我们在转发一些消息和文章时，也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收到这则信息？信息是哪位亲友发的？我是否需要点开看？看了是否需要转发或辟谣？
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是一些人群信以为真的结果，这些人之所以信以为真，要么被话术吓到，要么传播的内容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所以，在被情绪裹挟之前，转发给亲友之前，需要自问上面的这些问题，即我的人群属性，冷静片刻，很多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其言外之意，很大程度是在提醒一旦当事人主动出击，有时反而会使得谣言的关键信息得到强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老年人转发的信息进行辟谣，往往劳而无功。很多时候，老年人转发谣言或许只是他们试图与年轻人沟通的一种方式。
对谣言的干预是一件需要审慎对待的事情，因为其效果常常适得其反。对于那种电视上的辟谣短讯尤其如此。一两分钟的时间不足以说清一件事，观众往往一边看电视一边分心做别的事。记忆心理学更是告诉我们，具体形象比抽象定义好记。那种不以鲜活证据支撑的定义式辟谣，其效果不免适得其反，比如“某产品不会致癌”，很大一部分听众，记住的反而是“会致癌”。
有个关于辟谣的实验，当一群大学生在一起看电视剧时，随着麦当劳广告的出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女学生大声对放映厅里的其他人说：“麦当劳餐馆的广告让我想起了关于蚯蚓和麦当劳的那个谣言——你们知道吗？传说麦当劳餐馆用蚯蚓肉做汉堡的馅。”在别的实验组场景下，有人提出了反驳，有人试图淡化蚯蚓带来的不适。无论谣言被反驳与否，听众脑中都留下了麦当劳与蚯蚓的联系，这种联系降低了他们对麦当劳的好感。
雍正时期的大案“曾静案”始末就与之类似。热衷科举、却又屡屡失意使得书生曾静反而对新朝萌发了强烈的轻视，他很快从前明遗老、大儒吕留良的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的思想中获得了很大的自我肯定。
时值雍正帝即位，将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胤禩、胤禟等人陆续迫害致死，并将其同党发遣广西。这些人一路传播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而且荒淫无度，一夜翻好几次牌子等言论，其中部分是谣言。在被流放的人路过湖南，这些言论被曾静听到了。
他又听到了另一个流言——川陕总督岳钟琪拥有重兵，却不为朝廷所信任，正活在恐惧和猜疑中，于是派弟子张熙投书岳钟琪，并列举雍正帝种种罪状，劝其反清。岳钟琪自然将计就计，套出了曾静是主使人，立即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曾静供认不讳，被押解京师，张熙也一样。
从传谣者的角度分析，当时传播关于雍正帝罪行的人很多，但大部分并不会因为这些信息而改变自身行为。正如在病毒传播中，这些人都是携带、传播者，而曾静师徒很快变成患者，是因为这与他们强烈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心理结合了。这才是他们沦为阶下囚的根本原因。
雍正帝的做法同样不够高明，他毁禁了吕留良著作，对其遗体进行了侮辱，并杀害了他的儿子，但对曾静、张熙却网开一面，让他们组成了辟谣宣讲团，全国巡回讲演。不仅如此，雍正亲自撰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对社会上针对他的各种谣言，逐一批驳，并将这本费劲心思与草民辩论的奇书下发到每一级官衙和学校。
自称“梗直汉子”的雍正帝，显然没有意识到其影响是很负面的。正如关于汉堡和蚯蚓的实验所揭示的，这样反而对谣言进行了赋能。所以，乾隆帝登基后不但找借口处死了曾静、张熙，并立即将先帝语录《大义觉迷录》列为超级禁书，凡是印刷、私藏和传阅的一律处死。
01
处理谣言不能头痛医头
雍正的失策在于他并不了解谣言的机制，简单地认为是对他的人身攻击。雍正即位后的谣言盛传与当时频发的自然灾害有很大的关系，自然灾害带了社会恐慌心理。正如一些在老人中流传的微信谣言也是以各自恐吓来促其转发的。
在上古时期，绝大多数人就意识到与其追踪谣言的源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谣言本身上。至少春秋战国时，童谣就出现在史书中，一般与灾祸和权力更迭相关，“童”字意味着，找到具体谁说的，毫无意义，正所谓“童言无忌”，一些谣言更是“起源”于动物突然“开口讲话”。谣言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中性词，一般带有预言性质，它在民间以歌、谣、谚的形式出现。
中性的或不易理解的信息被称为谶语，有利的被称为“符命”、“天命”，不利的则被视为“妖言”。一般而言，朝野存在一个共识，即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意志，即君权神授，帝王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周人在推翻商朝后，周公曾表示，天视在于民视，天听在于民听，也就是说，上天对君王的态度来自于民众对帝王的态度。他之所以这么说，是要为周朝取代商朝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即“革命”，天命变了。宣统帝溥仪登基时接受众大臣跪拜，因年幼而被吓哭，闹着要回家，其父摄政王载沣急得在旁哄道：“就快完了，就快完了。”这事流传甚广，不知是否为真，但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某种期待。
这种思想被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固定下来，帝王受命于天，所谓“降祥瑞”是天的肯定，而灾祸和谣言则是天来自上天的警告，屡次警告无效时，天就会拿走这个授权。这对皇权构成一种不太有效的制衡，但总比没有好。在汉代甚至出现了与解读《六经》的经学并举的纬学，纬学负责研究和释读那些社会上流传的谣言，以猜测上天的意志，供皇帝参考。
谣言的传播是一种群体心理机制，关于雍正罪行的传播是与自然灾难频发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处理社会恐慌，积极赈灾和对自然灾害采取有效的预防，才是雍正当时应该做的。
02
谣言很难追踪到源头
在曾静案中，曾静并不是谣言的源头。谣言很难追踪到源头，学者奥尔波特和波斯曼曾做个一个著名的实验，一个人在观看一张街景照片数秒后，再转述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听到后再转述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了第六个人或第七个人获悉这一信息时，已与开头的内容相去甚远。
同时，在另一项关于目击证人可靠性的心理学实验中，一个蒙面人突然闯入学者克拉帕雷德正在讲授司法心理学课程的教室，指手画脚，并很快被赶出门外。能够正确描述这一幕的学生屈指可数，克拉帕雷德由此发现证人证词更多地是根据事件的“可能性程度”而非他们所目击的事实做出的。
03
谣言是一种心理现实
历史上，曾经在法国流行一时的少女们在时尚成衣店试衣间陆续失踪的谣言，指向了几个关键因素，传播者往往是中老年妇女，时尚成衣店是犹太人开的，这即受制于传统的反犹意识，同时也代表了对她们对孩子开始挣脱她们控制的焦虑，这意味这了“失去”。
除了讲述者习惯性承诺的“我朋友说”、“这是我朋友的亲身经历”之外，谣言的生命力与它给听众带来的生死压力和社群压力相关。比如，就前者而言，某物致癌的谣言比某物抗癌的谣言更有生命力，人们之于剥夺的感受更强烈。都市的下水道里有鳄鱼、游医割肾、直升机能将海边游泳的人吸走等等，都属于此类。
三人成虎的寓言揭示了社群意见一致性的威力，就是一则信息的“真假”程度对于听者来说，在于它的重复次数和有多少人来重复它。这也被现代心理学实验所证实。“真假”是主观的，谣言的威力在于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它的“真假”依靠共识，而“谣言更多的是从感觉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对于个体而言，感觉往往才是“真实”的。
在一个由黄疸肝炎患者组成的群体中，白色的物体在他们眼中都是黄色的，如果一个健康的人硬要“辟谣”，坚称是白色的，他就会被视为异端，成为造谣者。对一些无伤大雅的谣言进行辟谣，辟谣者常常被认为扫了大家的兴，就像一只打翻棋盘的狗。在不宽容的社会里，辟谣者则要冒着生命危险，比如，1600年2月17日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1992年，罗马教皇才宣布为布鲁诺平反。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他不建议与所处环境中，采取相异的行为。《庄子》里有一则寓言，颜回要去辅佐卫国国君，此人是个暴君，但颜回却想教化他，让他走上人道。
孔子急忙跑过来阻止颜回去卫国，他说：“就算你忠厚诚信，却未必能与卫国君主和权贵们声气相通，你不争名夺利，却未必与卫君情投意合；你跑到那儿去宣讲仁义道德，就像在显摆，只能招人厌恶，被认为是妖言惑众，扰乱人心。你便成了带来灾害的不祥之人。人家觉得你是祸害，对他们有害，必然会反过来加害于你。这不是自取祸患吗？”
在谣言中，面目模糊的公众才是主演，人们要么为了向下游探寻这信息否是真，而传播谣言；要么谣言为某种刻板印象提供了“证据”；要么提供了宣泄压力的出口；要么寄托了某种隐秘的希望，比如，不喜欢、却奈何不了的人的身体出了大问题；要么为了活跃气氛，将它当作一种社交工具，或者家人之间联络情感的谈资。
人们基本上不会主动去核实其真伪，在技术上，个体也很难去核实真伪，更因为本身它就是“我愿意相信”的内容，谁在乎真假，当越来越多的人传播，它更是成为一种心理“事实”。
一般来说，谣言是一种“解释”，即将我们认为真实的“知识点”，按我们的心意进行重组，以填补信息空洞。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的时候，人们会自发创作，来满足心理对信息秩序化和简化的需求，正如梦境的构建。
哥白尼之前，人们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此后人们意识到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种变化被称为“哥白尼逆转”。在哲学上同样存在类似的争议，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后者在疑惑，物质世界是否由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我们所感触到的真实的物质世界，会不会也只是一个巨大的“谣言”，一个由人与人之间交叉保证的“梦境”，因为我们在梦中也会认为一切都是真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楚门”。
04
如何定义谣言？
刘邦的自传体“小说”中，他砍死一条白蛇后，就有一位老妇在路边哭泣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化为蛇，今为赤帝子斩之。”它的真实性在汉朝是不容置疑的，并被收录在《史记》中。客观来说，人们无法通过真伪来定义谣言，因为任何一种信息真伪都是靠他人来验证的，差别在验证人数的多寡。现在，就算一万人认为是真的，其实也未必是真，过去三个人就能让曾子的母亲相信儿子杀了人。
故而，巴黎高等商学院营销学教授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有这样一个相对折衷的定义：“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 
与社会制度无关，卡普费雷教授将来自报纸、电视的信息等公共媒体视为官方的声音，在互联网时代，一些网站也应该属于此列。按当下的理解，与之相对的就是自媒体，但自媒体发出的声音不意味就是谣言。
而真正制造、传播谣言的那些自媒体在取名时往往就“山寨”官方，目的是为了窃取官方的公信力，内容也常常惊悚，一般以老年人为受众。这种反而不在官方视野之类。也有企业将谣言作为吹捧自己和打击对手的营销手段。
秦朝末年和清代都是谣言繁盛的时期，作为一种张力，一方强大的同时，另一方也会相应强大。乾隆时期统治趋于稳定，而文字狱却达到了顶峰，基本上每个案子都是无厘头的。乾隆帝其实没有疯。汉语有神奇的功能，有其是对称结构的诗歌，它便于记忆、复制和口头传播，还能双关、隐喻，有成为童谣的潜力。如果有人举报，更说明这些诗歌有被误读的可能性。
这些人被处死和著作被焚毁对于乾隆帝来说，不过是在扑杀一些尚未变异和传播的病毒。对审案大臣和涉案者来说，乾隆帝都扮演了天的角色，死去的人就像遭遇了天灾，天是不可捉摸的，偶尔也有涉案者被免罪，如同中了大奖。其结果自然是“万马齐喑”，副作用则是人人习惯了点卯和应付，难以应对突发危机，系统因为失活也面临着崩解。
雍正帝亲自下场与民众辩论，是一种不智。在古代，谣言是要靠口头传播的，算计深远的乾隆帝却弄错了传播的载体，陷入了一种“理性的谬误”。真正的谣言却他的视野之外更加蓬勃生长着，底层社会流传着最猛烈的裹挟着民间宗教的谣言，1796年，乾隆帝禅位成为太上皇，嘉庆帝执政，就在这一年，四川、湖北、陕西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而北方的天理教徒在嘉庆时期，竟然在一些太监和八旗落魄贵族的配合下杀入了紫禁城。
总而言之，谣言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群体动力现象，以类似病毒的方式传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与谣言打过交道。不同的谣言本身就似一面镜子，如何判断、对待那些谣言，就像照镜子一样，照出了我们是“谁”。人们应该努力以旁观者的心态，与任何迅速传开的信息保持距离，不传播，不转发，过一段时间再看，很多谣言不攻自破。谣言本身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往往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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