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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发达的科技,最复杂的金融系统,最高明的医生,最高超的护士,都不能逃脱这个凶恶的病毒。
菊子美东北疫情系列:疫情河东河西美国开始建方舱   缝口罩  留守校园的小留守护我们的守护人小米加步枪民以食为天危机中的邻居
菊子东北部疫情日记持续更新中,《狂流》连载明天继续。
美国东北部疫情日记(9口罩的舆论拐点(44日)
/菊子
1.口罩的舆论拐点
追踪疫情,对海外华人来说一直就是双频道,悲喜交集,此起彼伏,而昨天到今天,这个双频道都上演了大戏。
4月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将在这一天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我这里看不到、听不见,只知道,豆瓣网站的文字一律变成了灰色。
然后,全国都逐步解封了,父母们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外出活动了,我家的两岁小朋友,终于拿到了黄色的挖机,孩子脸上那甜蜜幸福的笑容令人心疼又欣慰:多么难得,武汉人的生活总算恢复正常了。
与此同时,美国疫情中也出现了一个重大拐点——不是疫情拐点,而是舆论拐点:美国官方和媒体终于接受了口罩,承认除了医护人员以外,大众也需要戴口罩,这样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在抑制疫情恶化方面,口罩起着关键作用。
前几个星期,美国联邦政府一直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无需佩戴防护口罩,从总统到专家,上镜时亦无人佩戴口罩;而在4月3日星期五,联邦政府官方则更改了先前的指导方针,敦促每个人出门时佩戴“非医用布料”的口罩,以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
小小口罩,在2020年,成了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纪大瘟疫的核心和象征,它除了涉及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关键环节以外,也涉及各种政治纷争:中美之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总统和各州长之争,政治家与专家之争,国外华人与国内华人之争,保命派和“只不过是一场流感派”之争。这其中有很多周折,涉及各个层面有心人完全可以就此写下一本“美国政治与大众文化之口罩文化”的社会学论文。
疫情尚未减缓,尘埃尚未落定,与此同时,珍贵的时间已经浪费,几个星期之内,美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直线飙升,达到了令人无法忽略的天文数字: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字,到4月4日15:00为止,美国的确诊人数为297,575人,死亡人数为8,098人。
但是,关于口罩,政府和媒体的态度总算出现了一些变化。
美国卫生局局长(Surgeon General)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Adams)总算以身作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2月29日,他还发推特说“停止购买面具!”他说:“口罩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大众感染冠状病毒,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不能让他们照料的患者获得口罩,这将使他们和我们的社区处于危险之中,”现在,他开始推荐公众佩戴口罩,并且亲自示范如何自制口罩。他示范的很简单,就是将一块布折叠几下,然后用橡皮筋挂在耳朵上。技术粗糙,关键是态度。
我们的医生群照常还是以交流专业的问题为主,但大家都已经开始准备并且有所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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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CDC)也更改了自己对公众的建议。二月底最后一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议员面前被问及是否应该戴口罩时,他只说了一个简单的字:“No。”而就在昨天,疾控中心修改了自己的指导方案,提醒公众,除了医护人员和紧急反应人员需要防护以外,公众也应该佩戴口罩保护自己,没有口罩的话,也可以自己制作。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显示的就是上面美国卫生局局长亲自示范的自制口罩程序。
“主流”媒体也齐齐转向。
4月3日的《大西洋月刊》,登载了一篇《美籍华人已经见识过》(Chinese Americans Have Seen this Before ),报道了住在加州弗利蒙的华人梅枚的故事。梅枚本来打算回国参加父母的六十周年结婚纪念日,武汉封城以后,她无法成行,只给父母寄了口罩。而疫情在美国爆发以后,这一切都像是旧戏重演。梅枚和其他华人团体一起组织起来,购买防护用品,捐献给周围的医院,有的还把家人从国内寄来的口罩一同捐献了出去。
然后,从一月到二月,她们都试图告诉周围的人,情况会变糟糕的。周围的人并不听,连华人自己的二代也不听。“不是华人的那些人,都觉得我疯了,”梅枚说。她女儿也觉得她是反应过度。三月初,她女儿的学校有一次舞会,她给学校校长写信要求取消舞会。舞会几个小时以后果然取消了,她并不知道是不是她的信起了作用,但她女儿给她发了封邮件:“学校一半人都恨你。” 但是,曾经在武汉发生的遥远的现实,现在也在美国渐渐变为现实。她女儿现在也承认她是对的。
就连高大上的《纽约客》也长篇大论地谈起口罩来。主题照片上的标语是:“请原谅我们的外观”,这是建筑装修时常用的公共告示;下面的标语则明确表态:“罩住你的脸,就是投票让这场流行病结束。这应该是美国人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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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舆论拐点,既是疫情恶化、迫使美国政府和专家改变态度,也有更多个人和团体,包括华人个人和团体的倾力推动。我们自己社区的华人家长,尤其是妈妈们,早早就在给学区写信,要求学校停课;在学校正式停课之前,他们也争取到让学校允许学生不去上课,不记旷课。可惜听话的孩子少,包括我家那一位,平时偶尔还请个假,那几天上学还特别积极,大约就是为了向他们的同学证明,他们没有被自己的“亚洲”妈妈吓倒。
直到3月13日黑色星期五学校正式停课,才证明亚洲爸爸妈妈们是对的。他们一边忙着筹款、捐献,一边还在忙着做口罩,分送给周围的医院、公共机构、商场、饭店。一边不断劝说:戴口罩,戴口罩。
我在公司的会议上,也在不断地啰嗦:戴口罩,戴口罩。有些美国人依然不以为然,但总算越来越多的人听了,打算购买口罩。口罩依然紧俏,但起码他们知道,出门时,不应该再大大咧咧地毫无防护。
今天一早,我们社区的Nextdoor App上,那个华人发的“辩论结束了。外出时应该戴口罩”的贴子被顶上来,成了头条。
社区中的华人一点一点地在改变着美国邻居们的思路和行为方式,也有人采取了更有影响力的方式,直接诉诸大媒体。这是CNN登载的我们北大师姐薛文琼的故事。薛文琼就住在波士顿附近,她歌唱得好,曾经是北大著名的校园歌手,定居波士顿后,在这里的华人文化圈里十分活跃。去年北大组织原创歌曲比赛,我们都连夜挂在微信上为她投票。
薛文琼近照
昨天,CNN登了一篇重磅文章:《自制口罩:华裔美国人率先号召公开戴口罩》(DIY masks: Chinese Americans on the forefront of advocating wearing masks in public),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薛文琼和波士顿周边的华人社区自己缝制口罩的故事。薛文琼说,“让主流社会知道华人在抗疫中的行动很重要,让美国公众知道戴口罩对控制疫情扩大的重要性很重要”。于是,通过薛文琼的老同学、加州华裔报人陈燕妮联系,CNN记者采访报道了波士顿的朋友们为抗疫自制口罩的故事。
和加州的梅枚一样,和我们一样,薛文琼也是一直在跟踪国内的疫情,并且一直在向周围的人强调病毒的严重性和戴口罩的必要性。她撕了床单,掸去缝纫机上的灰尘,和华人朋友们一起做口罩。周围的非华人起初不以为然,连她自己的孩子也认为她是反应过度。现在公众舆论总算慢慢扭转过来,她希望人人都能戴口罩,“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做。”
三代华人一起缝口罩。薛文琼摄
不过,尽管政府和媒体都已经普遍接受并宣传戴口罩,美国公众的一般态度还是令人着急。我上推特大略扫了一眼,发现很多人仍然认为疫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死亡人数飙高,不过是因为医院里把所有的死亡人数,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报成新冠肺炎,这样可以多从联邦政府那里骗取经费。从这里看,美国抗疫依然任重道远。
倒是有个犹太人知道惜命。4月8日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有个人犹太人说,他要在门口放一只口罩,这样瘟疫就会避开他的家门,保他全家平安。美国人都像他这样相信口罩的重要性就好了。
2.长歌当哭
去年这时候,翻出珍藏的马友友演奏的莫里康内CD,看了几部老电影,每日上下班的路上,一边听,一边任热泪潸然,陪着电影里那些主人公一起,让马友友的大提琴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那时候哪里知道,一年以后的今天,马友友会从他空荡荡的家中,独自在推特上继续演奏,每天拉一段音乐,只为了陪我们哭泣。每一天,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马友友的先祖故里,到莫里康内的家乡,千百万个家庭,都在面临着生离死别。马友友像突然老了几个世纪,满脸的寂寥和忧伤,对着每一个独自躲藏在家中的我们,他那惯常温暖的微笑中,增加了太多的凄苦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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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我勇敢地接受了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为他们翻译一部记录9·11事件的实录《陨落与飞升》(”Fall and Rise: The Story of 9/11”。)每一个字,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把钝刀子,刺痛着我的心灵。那时候,我想,这是我们承受过的最大的灾难,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所带来的痛苦,读过的人,说不定会想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此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爱,少一些愤怒,少一些恨。
带着这个念头,我硬着头皮,把书翻译了出来。每次坐下翻译的时候,我都自动把肖邦的钢琴曲打开,是法国钢琴家弗朗索瓦·卓别林(François Chaplin)弹奏的小夜曲。
那时候想,伤心的书翻译完了,我就可以继续回到我的鸵鸟生活,柴米油盐,岁月静好。哪里知道,今年,我们在经历一场比9·11更为深重持久的灾难。
出国多年,离开武汉的年头更多,每次来回,都是个匆匆过客,这一次,一边目瞪口呆地盯着数字,读着惊心动魄的故事,一边听着冯翔的《汉阳门》。冯翔不动声色地唱着,每一次听到,哪怕是回想起歌声的旋律,都令人肝肠寸断。曾经就是那个“雨天都是伢”的伢之一,每天没完没了地疯啊跳,哪里晓得,总是盼着长大,终于长大以后,突然就看见了,原来时光的那一头不光有更多的时光,还有一个尽头。
每一天,陪着家人,焦虑,恐惧,担忧,互相安慰。终于,武汉的疫情渐渐缓解,国内的疫情渐渐缓解,老父亲身体略有小恙,承蒙家人集体照应,渐渐康复,令人松了一口气。
然而,意大利陷落。欧洲陷落。非洲陷落。美国陷落。华盛顿,纽约,波士顿……
2016年去了意大利,祭奠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少年时代曾经着迷过的年轻英国诗人。济慈。雪莱。拜伦。伤心地发现,三位最爱的浪漫主义诗人,原来加起来只活了九十岁。
潇洒的意大利人,是欧洲的穷兄弟,然而,罗马就像是一位没落贵公子,虽然家道中落,却还是一样的尽力慷慨。那年夏天,罗马干旱,许多喷泉无法开放,然而,剩下的那些喷泉,依然是慷慨地任我们啜饮那甘甜的泉水,令口干舌燥的外乡人心中充满感激。
成千上万乐呵呵的意大利人,在这场瘟疫中黯然死去,我只希望,他们走得不要太痛苦……
帕瓦罗蒂,连我这个对歌剧没有涉猎的听众都能听出他歌声中的魔力,这一次,当飞机飞过地中海的上空,画出红白绿的意大利国旗,背后响起帕瓦罗蒂的歌声……无论我听过多少次,都忍不住热泪滚滚……不知道那些骤然离去的亡魂,能不能继续倾听帕瓦罗蒂的歌声,并且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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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好的年份长大,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空气中每一份营养,低头读四书五经,抬头迎欧风美雨,只觉三生有幸,并不觉得有丝毫矛盾。也就是那个时候,知道了迈克尔·杰克逊,还专门到图书馆去转录他的歌曲,其中一首,就是《天下一家》( We Are the World)。
多么豪迈,多么博爱,多么温柔。迈克尔脸上的笑容,那么美丽,那么健康,那么纯净。
如今,迈克尔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十年,需要支援的已经不光是“贫穷、落后”的非洲,而是每一个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条空旷的街道上,每一扇紧闭的窗户后面,都有一双恐惧的眼睛,一位万分担忧的父母,一名手足无措的儿童。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发达的科技,最复杂的金融系统,最快捷的飞船、飞机、军舰,最聪明的科学家、工程师,最高明的医生,最高超的护士,都不能逃脱这个凶恶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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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是天主教的至尊,他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的布道,常常会吸引百万人众,连我这个非教徒都曾经向往着亲聆他的布道,今年的复活节,天主教最神圣的节日,他将面对着这个空旷的广场布道,他的会众,要么在电视机前、电脑前观看,要么已经永远无法观看。
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之一,平日里一票难求,因为瘟疫只好关闭,前指挥西蒙·拉特(Simon Rattle)像教皇一样,眼前面对的也是空无一人。3月12日,他和乐队对着空空的音乐厅继续演奏,他的音乐,即时向全世界播放,观众也可以从网上观看。 
冷雨敲窗,新英格兰的凄风苦雨,洒落在这个悲伤的春天。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是莫名的伤感,叹青春易逝,哀一事无成,现在才明白,那时的自己是多么为赋新诗强说愁。
瘟疫终于在我们头顶降临,美国,纽约,麻州,波士顿,我们的小镇,说不定还有我们的小区。连日阴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窗棂,死亡的魔爪,在世界,在美国,在新英格兰的天空无情地挥舞。
近三个月来,连日提心吊胆,时而乐观,时而绝望,每天盯着数字,直到那个数字已经高到无法想象,直到所有的最坏的设想底线不断地打破。家人的每一声咳嗽都令我心惊胆战,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疑心自己气数已尽。太多的不舍,太多的悔恨,太多的牵挂,哪怕每天尽力地记录,最想说的话,此时此刻还是无法言说,只能在这里听着这一曲一曲忧伤的乐曲,任热泪流淌,任心思揉碎,假若时日无多,那么也请给我一个宽限,又或许我所爱的人如果命中注定有所不测,那么也请将我这一份余下的时日尽情拿走,加给他们,若我此去能够换来他们健康长寿,那我也自会欣然离去,无怨无悔。
那无数的生灵,那许多人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丈夫,妻子,爱人,伴侣,知己,朋友,一面之交,陌生人,同胞,外国人,男人,女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情敌,仇人,政敌,挚友,无数的语言,无数的称谓,人,人世间来来往往快快乐乐的人,突然一下子就走了,撒手人寰,计划好的婚礼无法前往,计划中的旅行永远取消,计划中的生命嘎然而止……那盘桓不去的鬼魂,请你们安息吧,我们知道,你们走得痛苦,走得不甘。
安息。
【作者简介】菊子:武汉人,燕园学子,北美码农,个人微信公号“菊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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