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东海文学》12期(196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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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从博士到教授
——漫谈美国的学术界
文/杜维明
在美国的学术界,获得博士学位只能算刚刚初选及格。从博士开始,要接受三次复赛,等到通过了讲师、助教授、副教授的大关,才能取得正教授的资格。正教授可以算入围了。但入围以后,再要经过各种学术刊物、出版集团、基金组织乃至社会人士的考验,方能取得争夺名教授头衔的决赛权。至于能否鹤立鸡群地击败各路英雄冲到学术界的第一线,还要由洞见、机缘甚至寿命来决定。因此,美国的学术界虽然到处是金牌和银盾,要想一显身手,夺取几块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现在暂且把从博士到教授的几个阶段作一概略的描述。
一般而言,大学毕业后要想完成博士学位,理工方面需要三年以上,文法方面需要五年以上。通常攻读博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选修课程。大约需时两年,共修16门。平均成绩要维持B以上才不致退学,达到A减才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严格一点的学校,如果是大班制,给A不会超出上课人数的1/10。因此,一班有30人的话,只有四五个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第二步是通过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有些学校称之谓“一般考试”,意即与主修科有关的各种问题。理工方面范围比较确定,文法方面则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譬如考西洋现代思想史时,教授可以从“何为浪漫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突然跳到“穆勒哪一年去世?”之类的历史常识。置身其中,真好像坐升降机一般,忽上忽下,完全不由自主。因此,准备起来也就毫无头绪。大约读历史的,每门要阅览一百多本够水准的书才算稍有把握。博士考试至少包括4门,加起来要看的书就相当可观了。第三步是交论文。根据美国去年的调查,通过博士课程及口试而交不出论文的,几达全部候选人的30%。有很多人,经过四五年的磨炼,已是精疲力竭了,于是想在写论文时轻松一下,结果一拖再拖,五年八年,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现在美国各大学都有规定,必须在通过考试后若干年内交论文,否则取消资格。哈佛大学的限期好像是5年,可是仍有允许延期的规定,延两三次后也就变成老博士了。
博士学位,尤其是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得来并不容易,但是在学术界里,博士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只有最优秀的博士才能挤入讲师之林,因此取得博士学位后能够留校或到更好的学校去当讲师,是件极为荣幸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曾有家大公司愿出年薪1.4万美元的高价礼聘他,但他毫无考虑地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不及7000元的讲师职位。因为留在学术界才有冲到第一线的可能性。然而讲师只是第一关。在三年之内,如果不能升到助教授,就必须离职,另谋发展去了。这位先生曾在私下表示,若用最机械的方式来计算,将来他可以升上去的机会只有12.5%。换句话说,另外有七位和他的资格不相上下的讲师,也在争取同样的关口。
衡量升等的标准本来应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学生的情形,一种是著作出版的表现。但是,因为前者难于评价,重点很自然地转移到比较容易客观化的后者。因此,美国的学术界流行着一句“不出版即灭亡”的口号。出版并非全是量的问题,譬如报章杂志乃至其他通俗性的文字都不能算数,只有刊载在学报或学术季刊的专门研究才予以考虑。美国学报的审核制度非常健全。刊载一篇论文必须经过专家评议、委员投票和编辑修改等手续。就以第一流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能够在学报上发表的不会超过1/10。至于出书,那就更困难了。能在交博士论文后五年出版第一本学术论著的青年学人,就算是佼佼者了。
从助教授升副教授共有五年的时间。机遇一错过,又只好卷铺盖走路。前年有位在哈佛教印度史的助教授,由大学时代开始,前后奋斗共有十几年,最后仍旧被迫离去。他愤愤地表示:“我们待哈佛如同圣殿,哈佛待我们好像用过的手纸,一丢了事。”但是,名学校为了维持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严守门户。《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学术界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故事。实际上,学术界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的。个人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在教授心目中不能引起共鸣,只有真才实学才是真实的学术本钱。
在一般美国的大学里,取得副教授的资格以后就可以享受“长期应聘”的权利,直到65岁退休为止,不必再为解聘而烦恼了。但是有些学校对副教授仍不肯减轻压力。譬如耶鲁大学,有很多副教授随时随地还是要受到解聘的威胁,而且因限于年资和编制的关系,有不少杰出的副教授,尽管具备了充分的资格,结果也只好终其身而不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此,美国的正教授,尤其是第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自然地拥有崇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依然不能稍微松懈。上至学术界的权威,下至研究员或大学生,都会对他们施以压力。因此,他们既要经常发表论文、书评甚至专著以满足学术界的要求,又要随时周旋于青年学子之中以提拔后进。一位教授如果不能在学术界担任自己专长的领导工作,他不但会受到同事的耻笑,甚至会遭到扣薪之类的打击。不生产的教授就好像不生蛋的母鸡一般,难免有被宰割的危险。同样地,如果他不能指引学生,带着侵略性的美国青年就会毫不留情地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各种要求。所以,第一流大学的名教授都同时担任3种课程。第一种是通识教育的大班课。听讲的多达数百人,采取演说的方式。第二种是专题研究的小班课。大约收20多位,采取问答的方式。第三种是论文指导。常是个别讲授,采取讨论的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方面作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又作深入的研究。
在美国的学术界里要想崭露头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冲到第一线那就更难了。然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如果不肯违背留学的初衷,只有在学术界打天下才真能心安理得,虽然并非“全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但也相去不远了。
《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
杜维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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