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在湖北宜昌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即312省道37公里处，工人们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一件十分惊悚的事情：工地上接二连三地挖出了大量人类遗骸。
不过，当施工单位领导询问完当地群众以及宜昌市的文史专家后，马上就放了心。
原来，这一带是抗日将士的骸骨埋葬地，据《宜昌县文史资料》记载，应当是国民党第75军预备第四师将士的忠骨埋葬处，数量至少有3000余具。
消息一经传出，各大媒体纷纷蜂拥而至。
于是，六七十年前的那场中日两军之间的惨烈对峙和战斗，渐渐地被还原开来。
1940年，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
此时的中国已经走出了抗战初期的慌乱，开始利用起了江南的江泽河网迟滞着日军的进攻。
这一年，日军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总体上是围绕着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
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微弱，根本抵挡不住先进装备的日本联合舰队。
所以，东部沿海口岸已经大多沦陷敌手。
在堵上中国的正门以后，日军又瞄准了外援入华的后门以及偏门。
这年1月，滇缅铁路中国段遭到了日军千余架次飞机的轰炸，理由是日军攻占南宁，切断桂越铁路后，滇缅铁路的运输量增加了一倍。
不过，这只是日军采取的初步封锁手段之一。
不久，攻占广西南部日军又成功地逼迫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
不消说，滇缅公路长达三个月的关闭直接影响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军工产能。
事实上，除了担忧国际线的问题，重庆国民政府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入川的门户宜昌被日军攻陷。
宜昌，位于长江上游，扼守着三峡水路咽喉，东距武汉三百二十公里，西距重庆五百九十公里，即是两湖地区水运通道的要冲，又是沿长江西进重庆的门户。
简而言之：宜昌的失守直接威胁了中国的抗战中枢。
这种朝发夕至的威胁感，对国民政府精神上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于是，为了保卫重庆，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宜昌附近布置了重兵阻遏日军西进。
国民党第75军预备第四师即是其中之一。
第75军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孙传芳控制的“五省联军”之浙军第二师。
1926年12月，浙二师先被北伐军收编，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第26军被缩编为第6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以第6师为基础组建第75军，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并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
也就是在台儿庄会战中，新组建的预备第4师被划拨到该军。
1939年，参加完武汉会战的第75军在增加了第15军团第13师后，又经历了一次整编。
此次整编后，隶属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的第75军的防区开始清晰，主要面向南阳盆地以及两湖地区。
于是，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1939年的冬季攻势、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无一不闪烁着第75军将士的矫健身影。
好在由于后劲不足，日军在攻陷宜昌后并未继续深入，只留下了部分兵力驻防。
即使如此，布防在前沿的预四师也遭受了极大的压力。
预四师与日军对峙态势
《宜昌县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日军攻占宜昌后，又出兵攻陷了黄花乡两河口以东的汤渡河、鄢家河、珠宝山、沙家坝子一带。
参照资料提供的地名，预四师未抵挡住日军的凌厉进攻，只能撤退到小峰乡，依靠山区与之周旋。
后来，双方的拉锯日渐激烈，预四师再次北退，撤到了七里峡。
1941年冬，趁着日军注意力转向东南亚以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预四师奉命对晓溪塔一带的日军发动了有限反击。
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预四师10团一千余人冒着日军的炽密火力网先是奋力冲杀，后与日军展开肉搏战。
战后点兵，10团仅剩下了13名战士，包括三名重伤员以及5名轻伤员。
据预四师已故战士易行锡口述说：有一次，他帮通讯兵抬电线杆时，与师长傅正模同行，看到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年纪较长的人告诉他，“前线战士激烈，将士伤亡太多，傅师长很痛心。”
的确，预四师的防区虽有山区的天然地理优势，但交通不便以及日军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医药不足也极大地影响了对受伤战士的治疗。
实际上，有些战士因为受伤过重，还未抬到医务处就牺牲了。
为了安置阵亡将士的遗骸，1942年预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小峰乡南边村买下了30亩地用作阵亡将士的公墓，并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院。
起初，对死去的战士还能用白布包裹且为之单独下葬。
后来战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顾不过来，只好将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起集中下葬。
据亲历者回忆：阵亡的将士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
截止到1945年抗战胜利，预备第四师在小峰乡驻防了4年多，金鱼坪野战医院的后面山坡上掩埋的战士遗骨也逐渐增加到了3000多具，这也就有了文章的开篇一幕。
参考资料：《宜昌县文史资料》
来源：头条号大福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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