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心医院主要领导为何还不引咎辞职？这六大“罪状”够不够？

这几天，涛哥俺的好些文章都消失了，本来不敢再写，但还是忍不住愤怒，决定再写一篇要求武汉中心医院主要领导引咎辞职的文章，即使这篇文章肯定也会消失。

为什么要要求武汉中心医院主要领导（即该院书记、院长）引咎辞职呢？来看看他们的几大“罪状”。

1.医护人员伤亡惨重

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退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他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第四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医生，也是该医院眼科去世的第三人。此前，该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眼科主任医师梅仲明，分别于2月7日、3月1日和3月3日殉职。

“根据财新记者了解的数字，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虽然总数字尚比武汉几家大医院少，但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其中感染的还有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和医生还濒危。

医护人员伤亡如此惨重，仅凭这一点即使院主要领导没有主观责任也该辞职吧，否则看到这么多同事伤亡还有何脸面、心情面对他们？

2.外行领导内行

武汉中心院院长彭义香虽是临床本科出身，但长期工作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育岗位，“临床经验的匮乏和理想化的象牙塔生活让他失去了对病毒的敏锐眼光。”

该院书记蔡莉呢？2017年3月24日，武汉市属最权威媒体《长江日报》刊登了市委组织部对76名公务员的通报表扬，其中对蔡莉的表扬词是“敢言直言善言真为能为有为”。

可“根据一位急诊外科医生说法，彭院长虽然工作经验不行，但好歹是医疗系统出身，然而蔡莉是卫生局系统的官员出身，和一线的差距拉得更远，也不清楚一所医院的运作方式。”

还有知情者举报，蔡莉的女儿成绩不好，却能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并且是最早在武汉开着宝马7系、出入奢华场所的“官二代”之一（可能是“谣言”，请查实）。

所以，可想而知，在这样两位外行院领导的领导下该医院会怎样，发生这么惨重的医护人员伤亡恐怕不是偶然吧。

3.不能身先士卒

外行也就罢了，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两位院领导在此次抗疫中不能身先士卒，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

在疫情爆发后，这两位领导鲜见踪影。直到2月14日，上级要求院领导必须24小时在岗之后，蔡书记才住进医院，还不忘安排人装上沐浴，安上浴霸，因为她“洗澡怕冷”。

“3月8日，在全国向抗疫一线的女战士们致敬的时候，数月未到过病房的院长书记们才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走进病房，并拍照留念。照片上，院长大人做出了一个胜利手势。”

而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却拖着身患“渐冻症”的病体，承受着妻子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击而一直坚持在抗疫一线。

4.瞒报疫情

作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武汉中心医院本是最早发现疫情的医院之一。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12月1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高烧不退的病人，22日这名病人被转到院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高通量测序，后来检测机构以口头通知的方式告诉中心医院，这是冠状病毒。

而据公开报道显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被认为最先上报疫情的人，她于去年12月27日将四名病人病情异常的情况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

而武汉中心医院于12月22日就已得知疫情了，却不知为何没有上报？否则可以比张继先提前5天上报，那不知会为防控疫情赢得多少宝贵时间！

一份经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证实情况基本属实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2月29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的医生向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四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四名病人经过CT和查血判断，呈现出病毒性肺炎的表现。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于12月30将一个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然后当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大学同学，随后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

但1月2日，她就遭到了院领导的约谈和严重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1月2日起，武汉市中心医院求医务人员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

被医院找去训话时，艾芬向院领导提及了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回应。

据环球时报3月16日一篇文章报道，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然而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

"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涌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将收治住院的病人上报上去，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人一律不报，那些无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独自回家按医嘱居家隔离服药治疗，武汉市中心医院究竟接诊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无法统计。”

5.应对无力

不仅瞒报疫情，武汉中心医院对疫情的应对也不够重视、有力。

据环球时报报道，据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介绍，疫情发生后，医院领导同意医院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佩戴N95口罩，但同时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不得佩戴口罩上班。

即使许多医生自己掏钱购买口罩也被批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赵辰称“一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

刚开始，医院领导还不允许一线医护人员在接诊时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在没有防护服不让戴口罩的情况下，多次消毒进行无菌操作成为了唯一选择，然而武汉市中心医院还拒绝个人捐助的酒精。

一线医护人员只能自己用雨衣改造成防护服，还有人甚至用垃圾袋裹住手脚和脖子权当“铠甲”。

“最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

刚开始不让戴口罩，后来院方又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护物资直接导致了该院大批医护人员被感染，如果做到防护得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不被感染的，后来支援湖北的4万多医护人员无一人被感染便充分说明了这点。

6.阻挠慰问

武汉中心医院领导不仅对医护人员防护“不管不问”，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阻挠对医护人员的慰问。

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项人道救助基金：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确诊感染，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条件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人资助人民币10万元整；对于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殉职，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标准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个家庭资助人民币100万元整。

但据环球时报报道，“然而这样一项抚恤抗疫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却也受到百般阻挠。

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显示，直到2020年2月7日第十一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一次出现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助人员为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幸殉职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到2月12日，第十七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二次出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

然而在那时已经有大批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基会申请救助，结果却被卡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上，许多符合申请标准的被感染医护人员，在各项证明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医院却迟迟不愿为他们盖章确认情况属实。”

直到后来该院医护人员向红十字会反映情况，迫于压力，院方才同意盖章，据环球时报记者根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统计，截止3月14日第四十八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公布时，已有231位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领取到了中国红基会的救助，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也不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的全部。

为什么要阻挠这个基金申请呢？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哲称：“院方看到这种局面就给我们做工作说，这么多医护申请救助，传出去后被外界知道中心医院被感染的职工太多，影响声誉。”

为了所谓的声誉就不顾被感染医护人员的生计，这个理由简直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