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财新备受关注、赞扬，今天特发一篇文章介绍财新背后的那个“危险的女人”，即财新创始人、现任社长胡舒立。

2009年，再也没有比胡舒立离开《财经》杂志更“大”的财经新闻了。“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告别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平面媒体，告别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这无论如何都富有新闻价值和充满可读性。这是一个结束，一个奇迹的突然结束，也是一个开始，一个信念和力量的重新开始。胡舒立在新世纪初涉足“财经”，十年而立后又迈入另一个“新世纪”。

胡舒立曾有言：“《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其实，《财经》只是个鸟巢而已，胡舒立及其麾下记者才是真正的啄木鸟，不停地啄木捉虫，企图让树更加健康。

“啄木鸟”而非“喜鹊”也非“乌鸦”的定位，是胡舒立既出头又没被枪打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她和《财经》最终分手的重要因素。

胡舒立“啄木鸟”角色的具体阐释，即是以新闻专业实现新闻理想，以传媒为中国改革进程守望把脉，促进中国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胡舒立的理想，也是《财经》曾经的使命。

她的这个理想可“大有来头”。首先，这是她继承了家族的光荣传统。胡舒立的大外公便是著名乡贤胡愈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她的外公胡仲持，也是一位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无独有偶，胡舒立的母亲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编辑。可以说，胡舒立的血液里，流淌着新闻工作者特有的遗传基因。

命运也注定了胡舒立要走上新闻道路。1978年高考，她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正逢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特别从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优秀生，而胡舒立正是其中一位。如此一来，她阴差阳错地从中文调入新闻。

毕业后，胡舒立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了一名记者，第一篇文章便是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她的新闻勇气一下子为世人注目。1992年，她转入人生下一站——《中华工商时报》，担任编辑部主任和首席记者，采访了国内众多一流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深度报道，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期间，她多次去美国访问学习，并著有《美国报海见闻录》一书，对现代新闻理念和专业操作有了深刻了解，也渐渐在心中树立起了她的理想。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先进理论知识，更有着十几年间积攒的人脉资源，胡舒立的“倏忽而立”便是必然了。1998年，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找到了胡舒立，希望她能帮助他完成一份新杂志的创设。早在1989年，由9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正式运营，从美国归来的金融才俊王波明成为“总干事”，是这家机构的实际掌舵人。1991年12月，“联办”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在要求采编独立和提供必要的经费等条件被答应之后，胡舒立担任了这家新杂志的主编，掀开了中国传媒新的一页。胡舒立的理想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财经》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报道。

怀抱着炽热的新闻自由理想和冷峻的专业主义规则，在创刊之初胡舒立就明确了杂志要与国际接轨，做独立新闻，定“独立、独家、独到”为编辑方针。“创刊号”中如此动人心弦地致读者：“当经济列车隆隆向前的时候，我们将关注在车头里的人们，我们深知，他们的思想、策略和手法，将深刻地影响到前进的速度和方向；我们将关注车厢里的人们，不管他们坐的是软卧还是硬座，哪怕只是手持一张站票，我们知道，经济成就的意义，就在于绝大多数人福祉的进步；我们将眺望前进的方向，也将审视向远方逝去的轨道。我们相信，反省过去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为诚实的成功者鼓掌，我们也向经济生活中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伸出手掌，我们认为，转型的欢乐与痛苦应由公正的规则来衡量。”

《财经》如此说道，也如此做到了。“琼民源，有人称为中国股市‘心口永远的痛’。这场噩梦究竟是怎么开始的？”这篇“创刊号”中名为《谁为琼民源负责》的文章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篇重量级调查报道，揭露了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股价涨了四倍。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愤怒，但从此确立了《财经》杂志的风格与风骨。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文章《基金黑幕》，公然把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许多基金界腐败现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更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的旗号给《财经》施加巨大压力。

胡舒立的回应是发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直言“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而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就是公开性的保证。”“不要小看姐，姐会让你吐血。”这篇报道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出台，“犀利姐”胡舒立被美国《商业周刊》杂志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财经》杂志从此威震天下。

从1998年4月到2009年11月，胡舒立用自己全部的才智哺育《财经》，使其成长为中国传媒界的巨人。《股市忧思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谁的鲁能》……一篇篇重磅报道不断出炉，十一年间，《财经》贡献了大量优秀新闻作品，影响和推动了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形成与调整，成为全国颇有影响力的的旗帜性媒体，一年一度的《财经》峰会号召力在国内无人能望其项背。

与此同时，它的市场表现不俗，据说2008年利润达6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在中国媒体普遍弱势的国际话语领域，胡舒立及《财经》也赢得了一席之地：2001年，胡舒立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当年的五十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将她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财经》荣获“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

有评论指出，“胡舒立和《财经》已经变成中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和那些以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改变中国经济的企业家——马云、马化腾、丁磊等等——相比，胡舒立的重要性在于，她展示了媒体的另一种力量，不仅满足于发布信息，观察和记录事态，还能够揭露和批评。这种力量甚至能够推动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财经》显示了一种可能：和政客与企业家相比，媒体也是一种权力；它能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进而改变世界本身。”

比这些成就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其原因，胡舒立及其《财经》究竟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首先，得承认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胜利。新闻其实无他，不过是“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罢了。新闻理想很多人都有，但如何实现却不一定都有谱，而胡舒立找到了新闻专业主义这条道路。《财经》主打的是揭黑性报道，影响大的同时风险也大，一有纰漏就会被反咬一口甚至被咬住不放直到咬死。胡舒立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其报道的安全阀门，充分铁硬的事实、严格谨慎的调查、扎实专业的表述，让作假者只能束手就擒、无可奈何。

来源：2013年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不能否认，这也是胡舒立新闻理想的胜利。理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没有理想的媒体也许能一时纸贵，但决不会风行长久，更不会有影响力。身为财经类媒体，《财经》没有囿于财经一隅，它放眼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高度关注时事政策，以己之力推动中国进步。

如许志远所注意到的“它报道领域不断拓宽。从经济领域进入到公共卫生、环境、科技、甚至社会新闻领域。它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追问松花江污染的源头，它警告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它评估中国崛起，它报道鲁能公司的奇特交易，它探讨人民币汇率……倘若你追踪胡舒立每期撰写的编辑言论，《财经》的两个角色日益清晰：一方面，它在中国社会扮演的改革推进者……《财经》的另一个角色则是充当新的全球对话的中国代表……事实上，《财经》的大量报道是以政经的视野和理路来进行的。”

这种宽广的视野，这种坚定的立场，这种远大的抱负，这种高尚的理想，是胡舒立及其《财经》赢得喝彩、赢得尊重，乃至赢得市场的主要缘由。但比《财经》更有新闻理想更有冲劲的媒体也有很多，为什么唯独胡舒立和她的《财经》屡屡碰硬却安然无恙？

有多位资深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居国家政治腹地北京的胡舒立以及“联办”，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政商网络有力扶助并保护了《财经》杂志及其采编团队的工作，这些资源和背景是国内其他众多媒体所不具备的。这也许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更不是最重要原因。最重要原因还在于胡舒立及其《财经》定位的“政治正确”，它只是一只啄木鸟而已，即使捉到再多的虫子，那也是为了树着想。正如胡舒立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所说的，《财经》是在承认现行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去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并希望推动与完善。

这是一种聪明的坚持，一种富有智慧的勇气。承认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理性建设性是胡舒立的“本性”。她清醒地知道边界所在，知道如何安全地报道不安全的话题。最直接的证明是，即便评述敏感的政经事件或问题，胡舒立的署名文章总还是能足够冷静自持。

的确如此，《财经》的成功，不是押宝式的选边，也不是老天的厚爱，而是它选择了一条迂回前进的路。10多年来，它既张扬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旗，又不乏反思批评，从而获得了口碑的拥戴和“纵容”。

但《财经》的内部矛盾也正爆发于此。改革开放时至今日，早已不只是经济这一个领域需要改革了，所有的问题都并非孤立。这意味着《财经》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碰到“红外线”，啄木鸟需要更多的琢木。

以胡舒立为首的《财经》采编团队开设“碰壁”了。2009年7月流火，人们都在“上火”。《财经》按捺不住，一连串稿子被“消失”。“通钢改制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住了自己发了。”《财经》的一位原编辑如是说。老板开始把关了，这让一直坚持采编独立的胡舒立们无法接受，再加上利益分配失衡等原因，胡舒立和王波明这对合作了十一年的“黄金搭档”终于一拍两散。胡舒立率领采编和经营团队近200人集体出走，此《财经》从此非彼《财经》。胡舒立终究只是《财经》的保姆而非母亲。

曾经的《财经》刷新了中国媒体的形象，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新闻道路，并树立了新闻标杆，见证并推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它所展示的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以及两者有机结合的方式值得中国其他媒体借鉴，胡舒立“啄木鸟”的定位也值得我们琢磨和学习。知识分子报效国家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站立在庙堂之外，揭其弊端大声批判；另一种便是接受它、进入它、改进它。胡舒立的探索证明了后者的可行性和困难性。

“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的确，对于有准备的人而言，机会永远都存在。胡舒立出走《财经》后舞台更宽，一手接过教鞭，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批量培育传媒人才；一手创办财新传媒，入主《新世纪周刊》（《新世纪周刊》2015年初更名为《财新周刊》）和《中国改革》两家杂志，继续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拓进，并引入经营团队持股在内的激励机制，继续探索新闻人专业办报之路，继续备受关注、赞扬。

（本文选自拙作《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

胡舒立简介：

1953年生于北京。

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

1991年出版《美国报业见闻》。

1992年，离开《工人日报》，转投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出版《改革没有浪漫曲》，并获得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

1998年4月至2009年11月，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谁为“琼民源”负责》《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SARS调查》等报道影响深远。　

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

2003年，她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

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财新传媒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

2010年1月出版《舒立观察：中国10年之真问题》。

2011年与王烁合著的《舒立对话：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出版。

2012年，荣获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

2013年，胡舒立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榜”。

2016年，获授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2017年，获选《财富》年度50位“全球杰出领袖”。

2019年，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作者简介：张守涛，青年学者、文史作家，南大硕士，大学老师，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凡人鲁迅》《书香留韵》，个人原创公号涛声一久、神州生气。

“啄木鸟”：财新背后“危险的女人”胡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