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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德国优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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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刚2月22号下午,
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孙黎明,
介绍了防疫工作最新情况,并透露:
浙江省第1批疫苗已经产生抗体,
进入动物实验阶段。
目前,浙江省对病毒的筛选到第4代,
科研人员争分夺秒,攻克难题。

此外,浙江省基础研究领域获重大突破,
西湖大学、浙江省生物实验室,
利用冷冻电镜技术成功解决了新冠病毒受体。

21日凌晨,西湖大学再次发布科研成果,
对发现和优化病毒进入细胞的抑制剂,
有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提升了,
我们打败病毒、战胜疫情的信心。
这真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而说到西湖大学,
就不能不讲讲它背后的这个力量。
他曾是北京清华园的顶级才子,
是世界各大名校都争抢的学术大牛,
更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
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然而就在几年前,
放弃了千万美元的研究资金,
和海外已经获得的最丰厚待遇,
突然弃美归国,
在酝酿一个撼动全中国的惊世计划……
他就是现任西湖大学掌门人,施一公。
1967年5月5日,他生于河南郑州,
那会正赶上“运动”高潮,
在那个人人给孩子取名叫“文革”、
“敬东”的年代,
父亲却为他取名为“一公”,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一心为公。
他说:父亲赋予我“一公”这个名字,
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
它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而父亲,被他视为一生中最崇拜的偶像。
他说:
“父亲聪明,性格爽朗,无所不能。”
被下放牛棚的时候,
为了让家人住得更舒适一些,
父亲弄来高粱杆、石灰、黄胶泥,
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
“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理发师。”
他从没有去过理发店,
总是父亲给他理发;
家里兄弟姐妹的新衣服,
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
“父亲还会木工、还当过老师,
数学物理都会......”
他如此崇拜敬爱父亲,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他打小就表现得异常优秀。
他是个妥妥的大!学!霸!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是第一名,

1985年,他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
清华人才云集,群星荟萃,
可他仍能秒杀其他同学,
年年都名列年级第一,无人能够赶超。
有人说,成绩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书呆子吗?
可他彻底颠覆了别人想象。
他不仅成绩好,还是运动健将,
跑步、游泳、滑雪都不在话下,
他在清华校运动会上多次创下竞走纪录,
一直到他从清华毕业五年后,
纪录才被人打破。
他最想将这一切努力给父亲看,
然而1987年,
一场悲剧深深地伤透了他的心,
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1987年9月21日,当他还在清华读书,
父亲却在河南老家意外被车撞倒,
司机火速将父亲送到医院,
那时父亲血压心跳都正常,
只要及时医治完全能够得救。
但是医生却告诉肇事司机:
必须先交500元押金才能救人。
司机急得四处找人,用了4个半小时,
才好不容易筹到500块钱,
可他父亲的生命,
却在等待的过程中悄然消逝……
得知噩耗他悲痛欲绝,
那是他多么崇拜,多么深爱的父亲啊,
竟这样毫无预兆离自己而去!
这个打击太大了,
他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
整整一年多时间,他夜夜无法入眠,
总是凌晨三四点,
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
这个曾经积极向上的少年,
心中满是忧愤怨恨
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
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可之后,每当他想起,
父亲为自己取的名字时,
他悲愤的心渐渐平静。

最终他想通了:
这样的悲剧不止于我一个家庭,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
多少家庭,
在经历像我和父亲一样的生离死别。
父亲活着的时候,
总以自己的善良,
给周围人带来温暖和关爱,
我更应该子承父志,
如果真的有抱负,敢担当,
就应该去用行动去改变社会,
让父亲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
1990年清华毕业后,
他进入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
7年后,
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助理教授。
紧接着,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
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
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的首位华裔学者。
2003年,年仅36岁的他又成为了,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他学术造诣深厚,
成了世界各个顶级大学争相竞聘的对象,
为了留住他,
普林斯顿提供的是最优厚条件:
他的实验室面积是系里最大的,
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高达千万美元。
他居住的地方是500平米的独栋别墅。
2007年,他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

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然而拥有着“豪华别墅”“千万美元”的他,
却在众人喝彩声中突然掉头,
选择“裸奔”回国,
只为回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
这个消息掀起轩然大波,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惊呼:
“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普林斯顿校长更是极力挽留他:
“作为一个科学家,美国可以为你,
去为全人类做贡献,提供最好的科研支持。”
朋友们也都苦口婆心地劝他:
“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
就会被染得看不出颜色。”
可他却坚定地说:
“回国就是回家,学术界任何潜规则,
改变不了,
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
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
回国后的他,也迅速引爆了舆论,
许多人都怀疑他目的不纯。
有人说,他是回来捞钱的;
有人说,他是沽名钓、炒作自己。
面对质疑他难以理解:
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想干一些实事,
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他决定,用事实和行动来证明自己。
他先在清华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从仪器到设备,一点点创建实验室。
在公开场合,面对质疑声他说:
“我回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
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
”我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
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
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
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
义不容辞的责任,
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他的教育方法很另类,
喜欢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跟他唱“反调”,
甚至怂恿学生挑战他,
在他看来,学生就应该有个性。
他清醒地教育学生:
国强在少年,用科学报国,
才是你们未来当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耀。
他说:
现在学生受物质主义冲击太厉害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
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们,

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
心里还装着一句话:
以天下事为己任。
除了育人,
他在科学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
在《细胞》《自然》《科学》
这世界三大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2014年,还荣获了瑞典皇家学院,
颁发的爱明诺夫奖,
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给中国科学家。
他更有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认为,
已经达到了“诺奖级”水平。
学术上建树渐丰的他,
同样看到了一些“潜规则”。
在学术上,
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
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
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
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

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
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
这一切让他感到焦急,
有话直说的他不止一次地,
公开表达对国内教育与学术状况的观点。
他说:当今中国是经济强,但科技弱,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
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却排在20名开外。
有人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
怎么可能创新不够,
我们都高铁遍地开花了,
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
......
如此学术环境让他忧心忡忡,

于是他一肩挑起了三职: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结果呢,
却让他遭受了更大的质疑和攻击,
人们都骂他根本就是为了从政才回国的,
更有记者犀利地问:
“你究竟是更愿意做一个体制的改革者,
还是只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他坚定地说:
“为了科研能做好,有必要做一点前者。”
他并不希望被行政事务捆住手脚,
可不做的话,他就无法为学生,
在人事改革、教学改革上尽一份力。
中国的教育到底有没有毛病?
他说:有!
因为中国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那么怎么办?
原来他早有想法,
他回国除了为祖国搞科研,
更是在酝酿一个惊世计划,那就是:
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说: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
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
美国曾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国力,
全力发展其大学体系。
五十年前,
美国高等教育已称雄世界!
纵观近代世界史,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
可以在高等教育都落后的情况下,
能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
他深深明白,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中国的整体教授水平,
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于是,他向中央提交了,
关于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建议。
随后,中国才正式开始实施迄今为止,
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
“千人计划”。
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上,他直言不讳:

教育部应该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
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
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
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
这对大学会有严重的干扰。
五年艰辛路,平地起高楼,
今天,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
在他的带领下,
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
增加到了120多个。
曾有一支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国际评估组,
来到清华,评估的结果是:
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发展态势很好,
其中施一公领头的结构生物学学科,
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不光如此,
他还引发了一场轰动的“施一公效应”。
短短几年,
他先后把全球70多名优秀人才,
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
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
培养的优秀学生柴继杰、吴嘉炜等,
也纷纷选择回国。
他们中很多人都说,
“施一公都回来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国外?”
从前都是中国痛呼人才流失,
而现在因为他,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惊呼:
也许因为施一公,
中国对美国的智力流失开始反转了!”
而弃美回国奉献10年后,
2018年,他再次做了件大事,
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
他说:这是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
“脚踏两只船”不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
西湖高等研究院是他、饶毅、潘建伟等10人,
于2015年发起,是西湖大学的前身,
由他担任院长。
2017年3月,西湖高研院已完成了,
第一批博士生的招生工作。
原来他回国后在酝酿的,
正是这惊世计划!
他的野心的确不小,
而他的野心,他做的一切,
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的曙光。
特别是武汉疫情发生后,
西湖大学一马当先,
为国家排忧解难,
他果真不负众望!
今天,在教育改革,
科研改革的漫漫长途上,
他还在继续努力,奋力前行着。

他曾说过: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
也希望自己能有,
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
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的耳边: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科学为梦,一心为公,
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家,
一个沸腾着热血的风一样的男子!
施一公,
我们向你这样的优秀中国科学家,
致敬!点赞!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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