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世界的孤儿

二湘的写作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是独特的，她不执着于书写华人在海外的异域生活或身份认同焦虑，而是有着广阔的视野，对当下时代现象有着精准的捕捉，也对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敏锐的感受和独到的思考。

瞧！我们这个世界的孤儿

——读二湘小说《暗涌》

文／周启星

在连续读完二湘命运三部曲的《狂流》与《暗涌》，我惊讶于两部作品之间作者的进步之大，这让我联想到了当年读刘慈欣《乡村教师》到《球状闪电》时的那种惊讶。自2015年开始创作，2017年开始在《芙蓉》、《长江文艺》、《香港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当代》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重返2046》，且入围多个文学奖项的作家二湘，显然是一位勤奋的文学耕耘者。同时，二湘也是一位科幻作家和科幻爱好者，有着计算机从业背景的她对小说细节和逻辑有着执着的追求，因此《暗涌》的第四卷男主人公吴贵林与壹诚信的创业部分也堪称“硬职场”书写，带着资本浪潮的汹涌澎湃与职场斗争的刀光剑影。

然而，在布满铜钱腥味的科技金融之外，小说里却也怀有着一派柔情，二湘在她的《创作谈》中提及了她努力在《暗涌》的语言上下功夫，学习阿来的诗意与《红楼梦》的伏脉千里，这确是卓有成效的。自喀布尔的白梨花到埃塞俄比亚的马蹄莲，暗含着男女主人公从兵荒马乱中倏忽急逝的暧昧情到退避尘世之后忠贞纯洁的爱；作为定情信物的湖蓝色盘子，随着女主人公圆圆从喀布尔的街巷到深圳的寓所；玻璃杯里浪漫的玫瑰花变为现摘即食的小葱，寓示着带刺的情人将成为烟火中的伴侣；喀布尔暮光下的几近废墟的神庙遗址，与亚的斯亚巴贝的寻找十字架的火堆相呼应；在石头寨引着吴贵林找到母亲付春芳的小姑娘，与他早夭的女儿月月同名……小说中埋下的细节线索尽管还露着精心布设的痕迹，却随着吴贵林的迁移轨迹，而成为回荡在故事中的音响，给人回味颇多的阅读感受。

“人到中年的困惑”

二湘曾提及，她起初开始文学创作是与朋友一同创办的一个微信公号，写作于她的意义之一，就是用文字抵御来自生命本质上的麻木。二湘对她自己以及她的70后同时代人的生存状态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在她的作品中，这种“麻木”几乎是小说中人物的集体精神面貌，是刻画进人物生命本性的，接近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本来状态，人被抛掷到大地上，毫无主张地面对世界的虚空与无意义，在自由意志觉醒之前陷入庸常——寻寻觅觅的吴贵林，身陷红尘的圆圆，追逐资本并甘愿被资本追逐的创业者群，为了业绩出卖同事的销售陆菁敏，自利自我又理性无情的律师欧阳露，被创伤记忆围困愤而行凶的阮华勇等等，唯一清醒的倒是为了救所爱的人敢作敢为一腔赤诚的厨子林师傅。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资本的侵蚀，社会底层的人们还保留着淳朴真诚的人性。在时代巨流中，吴贵林是这部小说中的一叶小舟，沉浮其中，有着乘风之兴，亦有覆舟之虞，正是借着这一叶扁舟，小说展现出了浮舟之下的现世众生相，与时代的狂流暗涌。

吴贵林是二湘所想要书写的“70后留学生”的典型，小说一开头，吴贵林以一名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的雇员计算机培训师的身份出现，工作体面、专车接送、薪酬优厚，这样的人设在战火连天生命堪忧的地域背景之下已然是高出普通人一大截的，尤其在对比了由一场饭局所牵扯出来的一个偷渡群体之后，这种阶层的优越性益发明显。然而身处于优势阶层的吴贵林来到阿富汗却是一场自我流放，战火纷飞之地对他来说恰是疗伤之地，唯有如此危险的地方，他才能稍稍缓释由于罪责带来的痛苦。意想不到的是，他还在另一个女子的身上，找到了失去至亲的慰藉。

在同事小沈的邀请下，吴贵林来到了一家中餐馆，并在餐馆遇到了分分合合纠缠十年的女子。在这里，如细心寻找，可以发现作者设置了许多暗示：时值中秋之夜，圆圆出场时，吴贵林把她的名字听成了“月月”，她还是“一个穿着月白色衬衣的女子”。中秋时节、名字、着装，无一不在提示着圆圆此人对吴贵林的特殊。甚至在回到住处之后，还有一层对比：吴贵林记忆中一年前硅谷的中秋之月是“灰白而惨淡”的，但他在遇见圆圆之后，喀布尔的中秋之月却是一轮“和梨花一样淡白的月亮”，“散发着跟那个女子一样细润的光泽”。即使在知道她从事着肉体工作之后，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坠入情网，在她的面前卸下一切防备吐露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贵林在家庭婚姻破裂，融资失败，因悔恨无极将自己流放至战火连天的阿富汗，做一名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的雇员培训计算机。而圆圆的出现之所以让吴桂林一见倾心，自然是因为她的身上带着女儿月月的光辉，照亮了吴贵林心底最晦暗的角落。在“背负人命”，被骗卖身的飘零女子圆圆的眼中，吴贵林“名牌大学，出国留学，一帆风顺”。但直至吴贵林的心事解密，“月月之死”才揭开了二湘所要书写的70后留美学生人到中年的精神危机的一个侧面：被资本浪潮所裹挟下麻木的灵魂，无爱的婚姻、破碎的家庭，虚伪的社交，孤独的个体。

一场“修正”过去的斗争

小说中的吴贵林在两性关系中是怯懦而自卑的。在吴贵林的生命中出现过几个女性，学生时代的程薇薇、宋晓环，妻子秦翊欧，职场相遇的白爽，邻居欧阳露，纠缠不清的圆圆。在吴贵林与这几个女性的关系中，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遇到与吴贵林同样优秀甚至比他更优秀的女性时，吴贵林往往会犹豫不决，自我怀疑，望而却步，只有当面对在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处于劣势的女性时，如身材臃肿的下岗女工宋晓环、有失清白的圆圆，他才能获得两性交往中的心理平衡，自觉对伴侣的选择权，甚至采取主动而自如的追求。这意味着他在心理上天然地将自己处于两性关系中的劣势地位。

二湘在解释小说“暗涌”题名的寓意时说到，“我们今天所有的痛楚和困惑或许都是源于过往的时间的侵蚀。那些看起来遥远淡薄的旧痕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铸造了今天的我们，暗流涌动，一切都有踪迹可寻。命运的天空，一道道浅痕划过，似无痕，却有迹。我们原生的家庭，我们最初生长的地方，或许就已刻下了我们人生道路的方向和结局。”小说以插叙的结构，对吴贵林的两性劣势心理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回答，吴贵林的心理缺陷来自于幼年失怙的身世，以及敏感、孤独、受创的青少年经历。

吴贵林的身世部分是二湘最熟悉的，“邵阳和大连的书写更多来自记忆”，读来也最为真实可感。吴贵林4岁上时，他的父亲意外身亡，母亲改嫁无音信，不久后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去世了，吴贵林就这样成了孤儿，吃上了百家饭。这个年纪原本还是依赖父母，自我意识尚未产生或处于混乱的时期。在卡尔·荣格提出的人生各个时期发展的学说中，他认为儿童时期的心理状态是统一的，由本能掌控的，直到青春期，懵懂的“自我情结”才会被强化，开始出现自我意识的分裂，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40岁左右，而后进入中年时期自我意识才会进一步分裂到二元状态。但小说中的吴贵林却并未顺理成章地完成从童年到青年的心理过渡，吴贵林父母过早的离开，与养父母关系的疏离，导致了他美好的童年时期提前结束，却在无意识层面成为他延续到中年的最深的渴望。

荣格认为青年时期的人心理问题往往来源于“对儿童水平的意识的强烈依赖”，“我们内心存在某种渴望：渴望自己一直处于儿童时期，仍然是无意识的，或者最多只意识到自我；拒斥所有陌生的东西或强加给我们意志的东西；无所事事，或沉溺于对愉悦和权力的占有”。邵阳的童年变故在吴贵林人生的第一时期投下了阴影，随着养父母到了大连的吴贵林并未重新回到纯真的童年时代，而是变得沉默寡言。为了强化童年阴影，二湘还安排了吴贵林在开始进入早期社交时遭遇的第二次心理挫折：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的欺骗。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原本寡淡的父母之爱更加稀薄，甚至还会遭到养父的打骂。不顺利的童年经历使吴贵林形成了他在两性关系中敏感脆弱，自卑又骄傲的性格，也为他成年后勇于追逐资本浪潮，两次创业努力获得金钱赋予的社会支配力，并引发的中年危机给出了答案。

然而，两性关系的平衡或社会成就的获得并不能给予人格的完全，荣格认为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成就，改变自己的本性适应环境固然是解决困扰的方法，也是了不起的战斗，但这样一来问题只是被掩盖却无法彻底解决。二湘在她的访谈中，表达了创作命运三部曲（《狂流》、《暗涌》以及构思中的《长河》）的初衷是要写出“我们这一代人在时代狂流里的奋争和起伏，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的困惑和迷惘以及我们不停不断的找寻。”70后留学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的剧变年代，也赶上了资本、科技和全球化的浪潮，但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沃的物质生活，广阔的人生阅历，“世界人”的身份并未能够在心灵上给予任何慰藉，他们远离亲人飞向远方，然而地球并未成为他们的家园，反而让他们成了世界的孤儿。在高度不稳定的科技资本膨胀和全球化变革进程中，传统的伦理和信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困惑与迷惘”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解惑之道在于“寻找”到什么呢？

二湘为吴贵林安排了一条重返童年之路，一场“修正”过去的斗争。二湘笔下的这一场梦中寻心与父子和解，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那位开出“爱的哲学”药方的老人。拨开云雾重拾亲情的吴贵林终于回到过去，与那个受伤的少年吴贵林相遇，一点点抚平他心上的创痕，放下对“童年时期”的执念。

二湘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她对阿来、马尔克斯的欣赏和学习意愿。寻找母亲付春芳的这一段叙述，在二湘的笔下显得充满奇幻色彩，作者似是特意要让这一段旅程显得奇幻失真，奶奶托梦，圆圆“上身”，“水中镜月，石头开花”，透露着与阿来的作品相熟悉的民俗和诗气质，以及与魔幻现实主义相接近的奇幻风格。

世内“桃源”

与童年的“自我情结”和解并未彻底治愈吴贵林的“恐惧症”，找到母亲并不能使破碎的原生家庭重圆，迟到的父爱并无法弥补成长道路上父亲角色的缺失。吴贵林仍然是一个“孤儿”。非但如此，成年以后组建的小家庭也被命运之手摧毁，创业的压力诱发的心理疾病说明一直以来寄托精神的事业，或者说资本带来的成就感，亦并非可栖之所，良朋（华勇）已死，知己（圆圆）却非佳配，他是一个“世界人”，却也是一个“世界的孤儿”。

“桃源”情结，自陶晋以来不断为文人墨客所吟诵，成为华人的精神家园，在当代文学及华文文学中的改编与化用亦不曾断绝。“桃花源”这一饱含精神寄托的象征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演绎，在对同一个乌托邦的想象中，联结了当代两岸与海外华文文学曲折相通的文学理想与认同，尽管如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却也寄寓着作家们不尽相同的现实关怀和世相观察。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书写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到上世纪近末百年间，三代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改造的“乌托邦”的执着追求，格非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无法实现，却永远在追求中的社会理想，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是“作为精神核心”而存在的。而在陈谦和二湘的作品中，“桃花源”的意义是相近的，都是解救庸常人生，远离世俗压力，回复“灵性”本源的清净地。所不同的是，二湘的作品多了一份对现代世内“桃源”本身的审慎和质疑。

《暗涌》中出现了两个“桃花源”，石头寨和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吴贵林为寻找母亲付春芳，到了一个偏远古朴而原始的村落石头寨，“水中镜月，石头开花”一个让人以为是一个美好的世外之地，而小说却在吴贵林进寨之初就安排了拐卖妇女的情节；吴贵林因恐惧症找了一份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工作来到了亚的斯亚巴贝。为吴贵林提供住宿的华兹先生，讲述了他曾经的爱人，一位唇盘族的少女，因与华兹先生相恋，脱离自己的部落私奔，最后因背弃部落传统而被族人烧死；小说的结尾也有惊人之笔刻画一个真正的非洲。显然，小说中传达出来的讯息是，再淳朴的村落亦并非世外之地，看似与世隔绝的非洲部落并非“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淳朴中亦存在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残忍”。桃花源并不存在。

二湘的写作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是独特的，她不执着于书写华人在海外的异域生活或身份认同焦虑，而是有着广阔的视野，对当下时代现象有着精准的捕捉，也对身处其中在时代之流中载浮载沉的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敏锐的感受和独到的思考。《暗涌》借着吴贵林从喀布尔-硅谷-上海-深圳-埃塞俄比亚的人物轨迹，将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织入小说之中，比如局部战乱，偷渡移民，“911”，P2P科技金融，世界公民等等，如她自己所说，“虚构的故事里装满了真实的记忆的碎片”。多元文化的视角，纵横三大洲的故事造成了一种空间上的回荡力量，使得文本呈现出包罗万象的面貌。而掩卷之后，如《狂流》中的怡敏、《暗涌》中的吴贵林这一代70后留学群体在世界之中穿行，孤独、寂寥的身影却更清晰地浮现心头。

【作者简介】周启星，浙江桐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方向。

《暗涌》是一次介入世界的文学努力。它将乡村、都市与异国，职场、战火与故乡，都用大时代中一些人的命运，进行了巧妙的缝合。细节的准确与刻画的精微，无疑是这种缝合真实而动力的保证。作者的思想与文笔，则超越了通常的情爱纠缠与人生感慨。——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暗涌》是海外华语文学的一次突破，彰显海外华人作家富于在虚构中求实的精神和细节实证的现代性自觉。海外文学的边缘实践反过来回馈和丰富着本土的汉语写作。二湘正走在这条光荣的大道上。——朱又可，《南方周末》编辑

《暗涌》具备世界主义的视角，但并没有使她的人物毫无根基地呈现出漂泊状态。这个长篇虽然分量十足，涉足的背景和内容都不可谓不复杂，但作者对结构的掌控力显然十分到位，整体结构严谨，体现出十分成熟的长篇小说杰作技巧。——陈嫣婧，青年评论家，同济大学中文系

《暗涌》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也有着很宏大的叙事野心。她尊重这个时代的悲伤与失落，更尊重我们人之为人的良知与爱欲。——唐诗人，暨南大学青年教师

《暗涌》的建构无疑宏大，关注却又细微，二湘以一个优秀理科生的精密把细节还原到本地人都不可挑剔的地步。整篇文字克制而圆熟，多处出现的梦境或月色或繁花，写来竟有空空之感，如臻化境。——《广州日报》孙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