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万】我的科大（三）：爱笑的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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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大回忆系列前两篇文章《爱情》和《黄pian》发表以后，群众反映没想到你们科大男生如此下流，看上去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其实那是误会了。哲人说人最渴望拥有的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我这两篇文章用铁打的事实胜于雄辩地说明了爱情和黄pian在科大的稀缺 ---- 这正是它们多年以后仍让我锥心刺骨的原因。你们为什么没见过《陈冠希李天一把妹回忆录》？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会过妹子的匮乏。

我可以保证，我科男同学大多数课余时间都在就着《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背《托福高分字汇》。到了自习室，一般的流程是先做几道微积分开胃，等大脑兴奋起来，再背几十页单词。背到麻木了，又换微积分清醒一下......如此交替刺激，循序渐进，功力渐长而青春渐逝，不觉已成高级理呆。根本没功夫撩妹好不好。当然，也有个别有特长的同学把郭老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念歪了，成了“黄专并进理湿交融”，但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像老万一样勤奋学习不（得）近女色的好青年。

科大让我们这些好青年引以为傲的，不光有惨无人道的学风和牛出天际的校友，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老师，像四大名捕（补），四大天王（组合数学届的）等系列。上梁不正下梁歪。同学们不要命地学，是因为老师教导和示范得好。今天我来讲一讲数学系李尚志老师的故事。开始写这篇文章是在三个多月前。因为文采用完了没有及时补充，中间错过了李老师的七十大寿和教师节两次献宝的机会。幸好还有国庆节。

我是计算机系的，从来没有在数学系上过课，而且数学系在东区，我只在东区住了一年，其它四年都住西区，和数学系没什么交集。为什么要特别写李老师呢？首先因为我俩都是张大千的老乡，四川内江人。

我上中学的时候，祖国人民对科技兴国寄予了厚望。作为科大教授和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之一，李老师是家乡驰名商标，内江之光。如果你读过李老师的回忆文章，就知道那个时候读博士不像今天一样是脑积水的一种症状会引来亲朋好友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轮番抢救。当年的博士是凤毛麟角的平方，一人读博，全省光荣（你看18个每个省还分不到一个）。考上博士，不光要聪明，还得有过人的毅力，要不为啥文革十年被耽误了的那么多人都铆足了劲要攀科学的高峰，只有他们18个先爬上去了？他们不靠拼爹，也没有拼爹的资本，求学环境比现在艰难得多，据说连手机都没有。李老师从科大本科被下放到安徽铜陵，在课都没学完的情况下被分配到四川偏远山区、靠近陕西的万源县做农村教师。这样巨大的落差下，他自强不息，在看不到桥的地方摸着石头过了河，坚持自学补上了被文革耽误的大学功课，冲破重重阻碍考上研究生从山沟里冲了出来，成为著名的代数专家和数学名师。这开挂的人生，让小城里的我仰慕不已。

我的父亲距李老师的成就甚远，但有一点类似：他生在穷苦农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学（中专）。勒紧裤腰带完成学业后，父亲进了城市，从变压器厂的技术员做起，勤奋钻研，一直做到厂里的副总工程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对冲破逆境自己奋斗成功的人特别佩服。李老师是内江之光，我以老师为榜样，不时鞭策自己：上了科大，不要让家乡人民失望。只是我志大才疏，年近46.5而一事无成，现在只好写写公众号，转型朝内江的一道诡异的光方向发展了。

我考上科大后，父母有喜有忧。喜的是我第一志愿如愿以偿，能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习“使用计算器”。忧的是合肥离内江天远地远，坐火车要两天两夜，饭菜也不合四川人口味。他们对我这温室里花朵的生存能力深表怀疑。所以他们想办法联系在科大的老乡对我多加关照。我知道李老师，李老师却并不知道我。用李老师研究的代数语言讲，“知道”这个关系不是对称的。因为没有熟人牵线，一开始没有联系到李老师，而是委托了另外两位内江老乡，科大无线电系的朱近康教授和他的夫人、科大电教的冯明臣老师照顾我。我到科大的第一天，内江六中的学长、八五级少年班的吴卿乐师兄到合肥车站接我，带我到朱老师家吃早饭。之后，冯老师又陪我到宿舍，挂蚊帐铺草席，安顿下来。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存折都放在朱老师家里，需要的时候去拿，这样可以防止我大手大脚不到月底就把钱花光。过了半年，我看看自己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每月支出都在100元以内，每笔支出小到5分钱一个的塑料袋大到两元一本的教材都有记载，整个学期唯一一次吃水果是在校内路边摊买过一个大桔子，三毛钱。我对自己的自虐能力有了信心，存折才不放在朱教授家了。

我认识李老师是科大另一位内江老乡严宏伟学长牵的线。严兄和李老师都是内江二中毕业的，关系更近一层。他第一次带我去李老师家拜访的时候，我刚进校不久，什么都不懂，怀着拜见名人的忐忑心情跟着严师兄一起去的。我以为李老师这么大学问的人一定是非常严肃紧张，没想到李老师各种团结活泼，一开起腔就嘻嘻哈哈停不下来，而且眉眼嘴角都往上翘，恰似一尊弥勒佛。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因为李老师基本上不是正在笑就是在准备笑，什么事情经他用川味普通话一谈笑风生就特别好玩。所以你问我对李老师支持不支持？我明确地告诉你相当支持。

那天因为到他家的都是老乡，李老师干脆用四川话跟我们聊天，这样更显亲切。按理说我在异地听见乡音应该像打了鸡血一样来劲，但我是语言渣，上科大的时候好不容易用了几周才把说四川话的本能生压下去换到普通话听说模式。久不说川话，到了李老师家竟然切换不回去，不知道“我”字该是G调还是C调，憋在心里半天开不了口，十分尴尬。这不是我唯一一次在语言切换上出丑了：大一寒假返校，我在宿舍听约翰丹佛的歌《Uncle Matthew》，突然悟到马修其实不是他叔叔，是舅舅。我兴奋地向北京来的申磊同学宣布了我的新发现，结果他一脸懵逼。我对他的困惑也很困惑，过了半天才意识到我刚才说了一大通全是四川话，语速又快，申同学根本就没听懂。我连自己在说四川话都不知道，可见语感相当驽钝。今天我能开公众号写段子在公司春晚说相声，实在是出乎意料。李老师也印证：他刚从大学出来时笨嘴拙舌，要求干啥都行就是不要派他去做教师，结果偏偏就分配他去教书。后来，他练到口似悬河可以滔滔不绝，成为以讲课生动引人入胜闻名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好像换了一个人。这也让我认识到人是变量，短处是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那种把人当成常量贴标签的做法，殊不可取。

那天在李老师家吃完饭，他摆起龙门阵，说他某年在游览某大佛时，和大佛搭伙照了一张相。这样讲，老师和佛俨然是平起平坐的关系。李老师确实也够得上大佛级的国宝。那时没有手机，要不我也跟李老师搭伙照个相，岂不也跟佛祖平级了？老师又讲他在万源教书时的故事：那里农民住在很高的山上，不通车，上下山只有一条很陡的小路，勉强一个人可以通过。山上开了田，还有牛耕地。那么这么大的牛是怎么弄上去的？现在开始抢答。我们几个书呆子面面相觑，猜不出答案。还是李老师自己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迷：在牛还是小小小宝宝的时候，村民把小牛牛放在背篼里从山路背上去。再在上面养大。用老师研究的代数语言讲，就是“养牛”和“背牛”这两个操作，是不具有可交换性（commutativity）的。

李老师上课的名言是“让我们继续打洞”。这个打洞是什么意思？据李老师说是他的导师曾肯成教授发明的，原话叫“龙生龙，凤生凤，华罗庚的弟子会打洞”。所谓打洞，就是在解一次方程组的时候，要用加减消元法把其中的非零元素变成零，非常形象。这是初中就学过的知识。据老师介绍，华老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矩阵分块运算。别人一次打一个洞，他一次把一个子矩阵的元素全部打成洞，那可是一个大洞啊！李老师在这方面发扬光大了华老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推进，靠打洞获得了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

李老师是搞代数的，研究出来一些加密算法需要编程实现。因为我是计算机系的，他想到了找我这个老乡。搞清楚算法之后，我用C语言编出加密和解密的程序，然后拷到一张软盘上，在李老师家的电脑上给他演示了怎么操作。李老师看上去还挺满意的。做为酬谢，老师在科大东区招待所下面的餐厅请我和几位数学系教授吃饭。席上有大个的海蟹，那是我一个四川人平生第一次吃到海鲜。而且列席的都是大教授，其中一位还带了他在科大读大专班的漂亮女儿作陪......恍恍惚惚间我也跻身科学家行列了，感觉人生又登上了一座高峰，飘飘欲仙。

再后来，我在李老师的关照和鼓励下，参加了数学建模培训班学习，然后作为科大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大学生数学模型竞赛，中国一次，美国一次。这两次竞赛，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抗压能力、合作能力和急中生智能力，并成为我联系出国的重要加分项，受益匪浅。因为篇幅所限，这段故事以后另文再叙。

在北京读研三年后，李老师的推荐信帮助我申请美国学校成功。2001年夏天，我回国探亲，特意绕道合肥去看看母校。这时离我毕业已经七年了，合肥市和母校进步之大，颇令我意外。这次返校，见到了不少当年的老师，倍感亲切。上次吃饭，是李老师买单。现在我有了月入一千美元奖学金的强大经济实力，义不容辞该我请客。李老师本来那天晚上在数学系有公务，听说我回来了，告诉学校他有外事活动，把会推了来赴饭局。席间李老师的欢声笑语把气氛一次次地推向高潮。有他在，绝对不用担心冷场。

李老师离开科大去北航工作后，邮箱换了，我们失去了联络。托马化腾的福，今年我们在微信上又接上了头，我得以再度听到李老师的快人快语，重续师生缘。李老师对于数学和人生风趣又深刻的见解到今天仍然给我们很多启发。能结识李老师这样的良师，何其幸也。

6月底李老师70寿辰的时候，他在世界各地的学生纷纷向他祝寿。这篇小文就算是我给老师的一份迟到的寿礼。李老师，祝你越活越年轻，永远嘻嘻哈哈，永远思维敏捷，继续给我们分享数学和人生的乐趣！

李老师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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