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和杨一爸爸的采访中，我两次有意无意地问：“杨一爸爸，那么难那么苦，您有没有哭过啊？”他两次都绕开了话题。
来源：医脉通    作者：东莞东华医院  戴良红
编者按：不得不说，有时候，即使是跌宕起伏的小说，也远逊于这绝境逢生的生活。我采访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丽华护士长已和我沟通过你要写一篇报道，你尽管问，我会尽我所能回答，因为她们是我全家的恩人。”杨一爸爸电话里这样对我说。
（以下是杨一爸爸的部分回忆素材）
重病突如其来
2017年11月18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孩子高一的班主任打电话说杨一发烧一整天了。
发烧是每个孩子必经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没有拖延，我驱车去了孩子的学校，毫无防备地踏上了一条与病魔殊死搏斗的征程。
最初在镇区、市区治疗的一周里，孩子反复高烧到40度，奇怪的是各项血检、脑CT、肺CT等又正常。渐渐地，孩子的精神状况开始变差，医生认为要进一步检查排除颅内感染。
脑部的问题可是大问题，等不及进一步检查，11月25日，我们就转入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病区。
27日上午，孩子突然意识不清、呼吸急促，血氧饱和突然掉到危险值。当即，医生告知我要马上抢救，并且必须用呼吸机。
对一个医学的门外汉而言，我一直以为呼吸机就是一个带氧气的面罩。所以医生在里面抢救，我拿着医生的处方一路小跑去购药，当我再跑回病房时，那一幕瞬间把我吓呆了：孩子被各种管子包围在床上，床边有个大机器呼呼地鼓吹，我才知道那就是呼吸机。
早上只吃了些水果的孩子已昏迷过去，嘴里插着大大的呼吸机管，面容陌生又触目惊心。这简直是当头一棒，把我打得呆若木鸡，像电视剧一样把我定格在那一刻。
11月28日，孩子转入呼吸重症监护室（简称MICU）。
如果说孩子的病情突变让我始料未及，那MICU的第一次大抢救，完全把我打趴下了。
那天我在出租房做饭，医生打电话叫我赶紧回医院。监护室外，医生拿着iPad和我细说孩子的病情，各种我听不懂的危险指标让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唯一清楚记得的是医生说死亡率达到98%，抢救成功的希望只有2%，并让我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安排。
这位年轻医生显然没有掌握到危急情况下的谈话技巧，老实说，有一刹那我真想推他一把，让他快去帮忙抢救我的孩子。然而理智告诉我，不能。我颤抖着签下了病危通知书，冷静片刻，佯装轻松地打电话告知老婆慢慢赶来广州不要急。接着，又打电话叫朋友赶过来，打完电话我已毫无力气……
好在事情没有按照那个98%走，我和孩子是多么的幸运。
那些扎心的往事
由于MICU的特殊性，不能进去探望。每天下午4:30到5:30是探视时间，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墙上挂着一个显示屏，每个床的家属轮流通过屏幕看望自己的亲人，如此分摊下来，每个家庭只有10分钟。
那时，每天游魂一样晃荡的我，唯一的盼望就是这10分钟。那个二十来英寸的小小屏幕上有我的孩子，他嘴里插着呼吸机管道，脸显得浮肿。“杨一啊，快点醒来，快点好起来，爸爸带你回家。”我常常在电话里这样说。他昏迷着，对我说的话毫无反应。我总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脸，仔细捕捉任何的变化，可是，什么都没有。一贯严父自居的我，此刻在重病的孩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高科技的探视把我的万千期盼缩成了一段普通的声波，在我的内心又压抑出了一个无边的黑洞。
好在15天后，12月12日，孩子转到了神经ICU，每天有半个小时的床边探视。当我再一次见到我的孩子，他尽管依旧昏迷，却如真实的珍宝一样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旁，我握着孩子的手，触摸着孩子有温度的身体，刹那间的喜悦盖过了所有的恐惧和无助。
孩子在，我就可以战胜一切。
在ICU住院期间，孩子的病情一直不能明确，脑内不知道是被什么感染，是细菌、病毒、结核还是其他，一直没有定论，所以要反复把孩子的脑脊液送去其他医院检查或复查。
记得第一次送检是一个下午的三点，医生交代我把孩子的3份脑脊液标本在6点以前分别送到3个不同的医院。小小的送检塑料袋，在我眼里，那就是孩子的确诊救命的希望。我毫不犹豫接下任务。但，一个人，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偌大的广州城，用3个小时跑3家从未去过的医院。送检这件小事，难倒了我七尺男儿。
那天下午我紧张地重复相同的步骤：找医院具体位置，每到一家医院询问送检流程，找地方挂号，找地方开单，找地方交费，找地方送检，然后迅速赶往下一家。看似寻常的步骤背后都是秒逝的时间，担心标本送不到的焦虑时时催逼着我，那天，地铁变得缓慢，红绿灯也显得冰冷，当跑完最后一个医院，我瘫坐在医院的长凳上，很久……
你问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没人啊，父母年事已高在老家，爱人独自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在家。说到我的爱人，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24小时连轴带着小女儿，还因为挂念大儿子而常常无法入睡。隔三差五，她一路背着、抱着小女儿转公交、转高铁、转地铁到广州，只是为了看看重病的大儿子。为了避免小女儿感染医院的病菌（我们夫妻俩已是惊弓之鸟），医院附近的公园就是我们每次交接孩子的地方。
......
好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
治疗中的柳暗花明
孩子在MICU和神经ICU共待了36天，总是反复高热，经历了消化道出血、肝衰竭、肾衰竭、休克各种鬼门关，3次接到病危通知书。12月24日，孩子终于有了醒转的迹象，29日撤离呼吸机，2018年1月2日孩子带着气管套管转出了ICU，住进了神经科的重症病房。
我们刚攻下了一个高地，又卷入了一场拉锯战。
孩子在神经科又住了长长的两个多月。慢慢地手能移动了，能听懂我们的话了，一切都在渐渐好转，只是这个过程长得令人压抑。经过疾病和各种治疗的打击，孩子就像一盏微弱的灯，一点风吹草动都像疾风劲浪。气管套管放大了肺与外界的沟通，也带来了两种广泛耐药的细菌。脑部的情况渐渐稳定后，肺的感染又变得十分棘手，间歇的肺灌洗和尝试各种用药，效果都有限。痰多又无力咳出来，孩子依靠气管套管吸痰和吸氧；没有力气吞咽，靠胃管进食；不能排尿，依靠尿管。反反复复地发烧，始终像个恶梦一样不能摆脱，孩子的肢体康复也因为病情的反复而进展缓慢。
离出院似乎很遥远，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大医院的医疗资源极为有限，更多需要治病救命的病人在排队等候床位。因此，医生建议我们转入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孩子的病情反复令人忧心，转回当地能行吗？还来不及消除疑虑，很快我被更现实的问题打败。孩子治疗前景不明，加上正值三月流感的高峰，每个医院都爆满，科室多一个重病人无疑又多十分的担子，因此在一个星期里，我辗转联系了三家医院都没有结果，求医路上再一次陷入了困顿。最后我电话联系了曾就诊的东莞东华医院呼吸科，护士长仔细了解病情后表示要请示主任，没想到第二天张主任就打来电话和医生沟通病情，并和我细细交代转院和后续治病可能出现的种种。
能收治我的孩子，我已感激不尽，只是想不到我们素昧平生，她们却倾力相助。从确定转院起，她们就着手从加床的病房里调出一张靠护士站的床（便于观察和抢救）；3月12日，护士长一路和我们电话联系直至平安到达医院。当他们看到历经磨难的孩子依然笑容满面，都特别想帮他，并商量着治疗目标：尽早退烧，想办法拔掉所有管道。
当然计划归计划，谁都没有足够把握。她们再次更换了清洗麻烦却利于观察、便于治疗的金属气管套管，加大肺灌洗的频次，每隔一天张主任就亲自上阵，没多久，痰越来越少，近4个月的反复发烧居然控制住了。
逐步退烧的同时，其他方面的进步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快得令我不敢相信：3月17日，撤除了110天里像重病标识一样的心电监护仪；3月21日拔除气管套管，时隔114天，孩子奇迹般地说出了第一句话：“阿姨”。这给了他无比的信心，2天后，试拔过很多次均告失败的尿管居然拔除了；3月24日拔除胃管，在呼吸科护士和神经专科护士的轮番评估和指导下，孩子能顺利吃东西了。整整4个月啊，杨一终于会吃喝拉撒了。
133天，我们终于出院了。
3月31日那天，是孩子的重生，也是我们家庭的重生。
那些感动我的过往
由于孩子的户口因升学刚转到东莞，当时没来得及办理社保，就在这个没有社保的空档，孩子病了，所以全部是自费。重病的花费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有时候一个检查4000多，一天的美平（一种抗生素）近2000元。还记得入ICU之前，医生找我谈话，其中郑重说明的一项就是费用，他说ICU每天花费大约1-2万，并且上不封顶。毫不夸张地说，“上不封顶”就像耳边炸雷一般，脑袋嗡嗡直响。
ICU一待就是36天，光账面上的花费就达30多万，还不包括另购的药品、各种外送检查费等，前前后后的治疗费用粗粗一算达60多万。最初，战友们和孩子学校问我要不要捐款，我都婉言谢绝了。但很快，多年来俭省下的钱迅速被掏空，渐渐又债台高筑，我的自尊和担当在钱的逼迫下节节败退，在战友的全权策划和帮助下发起了轻松筹，筹到了7万多元的救命钱。
许多的感动和金钱息息相关，看似最物质却也最纯粹。
记得有一次我打车去外院送检，的士司机知道我的遭遇后，怎么也不肯收那50元的士费，一时间我难过而又感激。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住院的时候，有一回，主治医师吴教授在和我谈完病情之后硬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当然不能要。拒绝以后，吴教授又授意让管床医师说服我再次发起轻松筹，他通过轻松筹捐给我2000元，他们的同事又给我筹了一万多元，都是真金白银啊！救命医生又送给你救命的钱，一辈子也还不起！还有方护士长知道我们经济困难，提早撤掉心电监护，连班倒的护士们无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和风险......
当然，令我感动的，还有无法一一细数的医护人员的救治和照护。
正是所有人的帮助，杨一奇迹般地挺过来了。我亲眼目睹了孩子的整个重生历程：第一次睁眼、第一次左手抬起、第一次拔掉呼吸机、第一次说话、第一次吃东西、第一次踏上回东莞的车以及再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等，太多太多的第一次让我激动不已。
回忆过往，感觉人生就像一趟旅行，时间总带着你在不同的命运里穿梭。
记得有一次给送检脑脊液，我在地铁里碰到一群中学生，他们很有礼貌、稚气尚在、青春飞扬，那一刻我真的无法挪开自己的视线，我紧紧握着盛着孩子脑脊液的试管，羡慕他们直到眼眶湿润。
记得我们离开广州踏上回东莞救护车的那一天，蓝天白云，3月的春风吹过孩子的面颊，久违的阳光撒在他身上，他很开心，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生命力仿佛回到了他的身上。
更记得3月31日出院那天，医护人员都向我祝贺，集体送我们离院，那时候的感激、激动、开心和幸福满溢我的每一个毛孔。
......
命运的列车还要将我送向何方，我不得而知。一切终究会成为记忆，而我会尽量记住美好，抹去悲伤。
后记：
杨一的康复路还很长，由于视神经的损害，视力只能看到晃动的手，他的双腿暂时无法抬起来，甚至不能翻身，依靠着轮椅和杨一爸爸照顾。每天下午带杨一到附近医院康复是常规项目，以上的采访内容都是这个时间段获得的。
杨一爸爸的微信名叫“超人”，医护人员对我说他们一家都是“超人”，无论是杨一爸爸、妈妈还是杨一，你想象不到经历苦难的他们总是笑容满面。一名护士和我说：“杨一爸爸时刻在儿子左右，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半夜也会经常帮杨一拍背和按摩。有一次我做完护理随口问，'杨一，你爱不爱爸爸啊？'，我无心的一句话戳中杨一，他的眼泪哗哗地止不住。要知道他最爱笑，最坚强，做那么难受的肺灌洗从来没哭过......”
在和杨一爸爸的采访中，我两次有意无意地问：“杨一爸爸，那么难那么苦，您有没有哭过啊？”他两次都绕开了话题。
我在想，那些绝望和困苦，曾经，也逆流成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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