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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香港这座城市描绘时间点,着重的是这几个:公元前214年,被纳入大秦版图;1842,被英国侵占为殖民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2019年6月起,香港出现修例风波。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6月前的香港和6月后的香港是不一样的,是分裂的。本期有三位在香港工作学习的内地人接受了我们的拍摄,讲述了他们数月来的亲历以及所做的选择:来自内地的大学生小可继续留在香港做毕业设计;创业者戴欣关了两家门店,考虑未来出国;中产妈妈路路决定加强孩子爱国教育。
■ 2019年11月26日,小可在香港浸会大学校门前。
小可(化名),江苏人,2017年大学毕业后赴港读研,目前是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生。她和两个内地同学在外合租,月租金5000港币。住所离学校大概有半小时路程,需要先乘坐地铁再转小巴。
■ 2019年11月26日,小可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书柜上贴着她从世界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
受香港持续几个月暴力示威活动的影响,室友们都陆续回到内地。但小可选择留在学校做毕业设计,她认为学校实验室的环境更为安静,更适合学习。
按照原计划,12月份小可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然而学校决定提前结束本学期,毕业论文答辩事项往后推迟,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时间安排。这段时间,小可很少外出,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在学校实验室。
■ 小可正在学习粤语。
小可认为:“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来香港很久也不说粤语,从客观上也会造成和本地人沟通不畅,虽然我粤语说得很蹩脚,但还是很愿意去学习,这能让我更贴近本地文化。”
香港的生活和内地相比区别很大。由于性格独立,适应能力强,除了租金有些贵,刚来香港时小可并未觉得不习惯。几年前,在芬兰做交换生时,小可认识了现在的香港男友。在她看来,香港本地人更注重规则,在生活中会更注重体面,家庭关系更为紧密,性格也更保守、更东方。
■ 小可在学校。
作为一个社会学方向的学生,小可会主动和不同意见的人聊天。“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去思考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偏向某一方。”
小可一直都在关注香港问题,“2014年‘占中事件’后,香港社会的许多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我觉得此次事件的核心可能还是信任缺失。造成暴力事件不断的原因也很复杂,也有两地人民长久以来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也有许多历史因素。”
■ 2019年11月23日,香港尖沙咀地区,暴力示威后,道路两边的砖块被示威者们撬起,当地人的生活依旧。
■ 2019年11月23日,香港尖沙咀地区,马路边堆满了抗议示威后留下来的杂物。
■ 2019年11月23日,人行道上的砖块被示威者们撬起。
■ 2019年11月25日,香港尖沙咀地区,由于示威活动,警方拉起警戒线。
■ 2019年11月27日,香港尖沙咀,上班高峰期,人们路过一家中国银行,在此前的示威活动中,许多中资银行门面被示威者破坏。
■ 小可非常喜欢港式美食。
“我的父母也会打电话询问情况,问我想不想回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男友在这边也能相互照顾,父母也就放心了。”
“我曾在家里听到周边暴力示威活动的声音,会避免靠近这些现场。示威活动主要在周末,我周末一般不会出远门,出去的话也会提早回家。”
■ 小可在回家路上。
未来小可希望能够继续在香港完成学业,有机会出国深造并从事研究型工作。
■ 2019年11月27日上午,戴欣前往照相馆途中。
戴欣来自浙江,是一位80后港漂创业者。他2009年来到香港理工大学深造,学习IT专业,毕业后在香港一家央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看到许多求职简历上的照片拍摄得很不专业,他逐渐萌生了在香港创业开设摄影工作室的想法。
刚开始创业时,面对高租金,戴欣尽可能压缩成本,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白天接待客人,晚上想方设法进行推广。为了省钱,他在自己工作室的沙发上睡了好几年。几年时间里,他在香港已经有五家连锁店,成为香港本地顶尖摄影服务商之一,也雇佣了不少当地人。
■ 中午,戴欣来到中环码头散心,他特别喜欢在午休时间出来走走。
刚来时,戴欣对于香港的印象非常好。“初来香港,在红磡,我遇到一个本地人,他一看我是内地电话,就主动把他电话借给我用——其实我只是简单问个路。我就感觉,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2014年‘占中事件’以后,人际关系变得敏感起来”。2019年6月之后,戴欣突然发现,自己和本地朋友交流有点儿隔阂,“可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想法”。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能跟本地人相处,一些老朋友知根知底,哪怕有不同政见,大不了我们不聊不就行了。”
■ 戴欣在中环的码头边拍照,为自己留下一些生活的记忆。
在戴欣看来,现在日常生活“谈不上多危险,只是在那样的氛围下,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有一次戴欣在中环的店里,听到外面有游行队伍经过,“楼下的大门马上关了,闻到了催泪弹的味道,警车呼啸而去……”
几个月以来,戴欣开始适应新的“日常生活规则”,“比如注意不在街上大声说普通话,不去游行的地方……”。
生活还在继续,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我们的客人不是游客,而是本地人。很多人觉得危险,就不出门拍照;另外一些公司客户的收入降低,就减少了拍照预算”。几个月来,戴欣发现自己的摄影工作室订单量下降明显,店铺每年50多万港币的租金让他倍感压力。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只好关闭了两家,现在只剩三家店还在运营。
戴欣主要负责店里的管理和推广工作,店面10点开始营业,但“因为交通时常有意外,怕同事迟到,我就看哪个店最早有客户预约,就去店里等着,等员工和客户来。”
■ 戴欣通常会选择一些快餐店解决自己的午饭。
■ 戴欣在家里的客厅看电视新闻。
他平时在家里一边用电脑处理工作,一边开着电视关注时事新闻。持续的冲突爆发后,他开始更关注本地新闻,“因为中环的示威游行活动很多,看新闻就知道我的店第二天能不能开门”。
来港十余年,戴欣坦言, “虽然有些本地朋友,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内地圈子。大部分港漂都一起玩儿,吃饭,爬山,逛街。本地人和内地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大家看的新闻,关注的事儿,完全不一样。大家在一起辩论,也聊不出一个结果来,因为从根上的判断就是不一样的。”
■ 戴欣在家里与在内地的父母进行视频通话,事件发生后,父母很关心他的安全问题。
在戴欣的内地朋友和家人看来,“都觉得香港好像特别危险,就是感觉到处战火纷飞”。尤其是11月以后,很多家人朋友都建议他不要待在香港了。“我会跟他们解释,只要你不去那些发生冲突的地方,按照自己原有的生活节奏过日子,总体上还是很安全的。”
为保持身体状态,戴欣每天晚上都会去附近的健身工作室健身。
■ 2019年11月23日,香港尖沙咀地区,一位道路施工人员在修复被示威者破坏的路面。
■ 戴欣在健身房。
■ 戴欣在家附近超市购买生活物品。
■ 戴欣在位于自己家附近的海边散步,拍照留念。
对于香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戴欣说:“有时候突然醒来感觉不可思议,是不是在做梦?香港怎么会走到这里?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段历史,以后要写进教科书的历史。”
■ 下班后,戴欣乘坐自己最喜欢的叮叮车回家。
对于未来,戴欣希望香港能够恢复往日的平静,他相信所有的人,无论什么政治理念,都不会希望香港变成一个充满暴力、交通混乱、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回到一个正常轨道上去”。
“其实2019年6月之前我是做好了从5个店开到8个店的准备。我最多时有40多个员工,现在只有不到20人”。
现在,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只留一个店我还是有信心的,不管怎么样还是能盈利的。之后,我可能去新加坡或澳洲,去找找机会。这就是此事件对我最大的改变。”
■ 2019年11月28日,路路在位于铜锣湾的办公室附近。
路路(化名)来自广州,她2006年到香港读法律,2007年毕业后留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现在她已在香港成家立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 “从小是看香港电视长大的”, “感觉香港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形象,整个社会很文明,聚集着很多精英人才。”
在香港工作生活的头几年,路路深深体会到了这个城市浓浓的人情味。“我以前在香港读书时,曾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因为晕车呕吐的乘客,旁边一对素不相识的年轻情侣给她递纸巾,安慰她没有问题,还帮她清理车上的呕吐物。我觉得那时香港人很善良和温暖。还有,我当时英语不好,很多本地同学借他们的笔记给我复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坦诚。”
■ 路路在一家中环的餐厅用餐。
工作之后,路路也感受到这个城市高效和公平的一面,“能够让不同的人发挥自己的才华”,这也让她选择继续留在香港。
由于自己也讲粤语,来香港之初,路路没有遇到身份认同的焦虑,“我在香港遇到的本地人都很好,不会区分我是香港人,你是内地人。”
“2014年占中时,中环一带交通瘫痪也很严重,但这个话题在我们和本地人之间并没有成为禁忌,大家还可以相互交流观点,然后各自保留立场”。
然而,“2019年这一场风波,到现在完全没有可以平和交流的氛围,沟通起来非常难。”
■ 路路望向窗外的香港。
风波持续已半年有余。从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开始,路路发现事情变得愈加严重起来。令她出乎意料的是,香港社会认同和支持示威者的舆论占据上风。“随着事件进一步升级,慢慢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殴打市民的暴力行为。当时我们相近背景的人都会觉得很愤怒,但部分香港市民对暴力行为的反应,我们仍然感到不可思议。”
路路所在的中资银行,也成为黑衣人攻击的重要目标,“突然间才发现,为什么?什么时候我生活的社会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他们好几次发动 ‘三罢’,动员学生去堵地铁站的闸机,设路障。我平常上班路上大概就1小时,但有一次,我全程用了5个多小时。”
路路的丈夫从事保险业,“因为社会动荡,很多内地人不愿意来香港,人不来香港就没有办法去投保签单,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 周末,路路带着自己三岁的女儿前往美术班,路过一个游乐场。
“我们在香港生活,其实也不至于那么危险。当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你肯定不能去暴力示威的地区,你也不能去有黑衣人的地方展示国旗……”
路路之前参加了一些撑警的游行聚会,“你至少站出来,让警察知道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给他们精神力量。”
路路说,好几个团体组织了撑警活动,“众筹买装备,买补给,还制作了心意卡,送锦旗到警署去。我们在为香港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路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的教育是她现在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许多香港年轻人包括学生参与暴力示威,让路路为自己孩子的教育感到担忧。她说,很多港漂在讨论离开,是因为担心孩子的教育,“很害怕小孩子跟自己出现三观不合,给未来家庭和谐埋下危机”。
香港这几月的风波,“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肯定要加强对小孩子的爱国教育,包括带他看阅兵,教他唱红歌,假期也会注重多安排他回内地到处看看,增强孩子身份的认同感……”
今年,是路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第14个年头,自认为是“小中产”的她欣赏这个城市的种种便利,诸如“公立医疗非常便宜”“整个社会保障的体制很完善”……她很希望能够在这座城市继续正常地生活下去。
但是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回内地了。”
对于路路来说,回内地,“就是一张车票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过去14年在香港积累的人脉、资源、网络……重回内地,她会失去很多,也需要重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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