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徽宗的笔下动物植根于某种永恒，好像无法摆脱一样，我们好像无法使这些动物自由奔跑。陈玄的松树则完全不同。有着生命的活力，仿佛静止世界中的唯一动态的东西，他笔下的松树好像要穿过一条脆弱易断的通道一样。这种肌肉紧张感通过画面传给了我们。我们似乎要参与到这种想象动态中；投射进我们自己的情感。正是这种神秘的代入感，如我所说，使得宋元的花鸟画整体上显得独特，其精神气质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墨竹画
《宣和画谱》中，竹画被归入“墨竹”类。这个术语不仅指的用单色墨画成的竹子画；还暗指笔法和墨法是用书法形式操作的。这里的用笔不仅仅指的勾线。用勾线法完成的竹画在中国画中不是独立种类；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勾线画不能归入墨竹。
我们将竹画作为宋元画的一类，因为其种类的内在重要性，也因为其早期历史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其他绘画种类的同期发展历史，特别是花鸟画的历史。而且，竹画还不同于其他种类，只有它能表明绘画与书法的关系。我认为，强调中国书法和所有绘画种类的关系都不过分，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相同工具就值得去说，也因为两者都需要腕部的肌肉紧张控制来把握行笔。同时，那些主张将绘画和书法区别看待的人认为，中国画使用的勾线不是书法线条，就像欧洲素描不是书法线条一样。因为这种线条不能调整粗细，也不能固定粗细。而且绘画中的上色和分水也不是书法技法。另一方面，墨竹画中的书法联系要紧密得多，因为从材料到绘画技法到美学目的都有契合。
一件竹画作品有背后的客观物作为认知的对象，这在画之前就存在，而书法的字则没有这种认知对象。但两者的意象在艺术家的头脑中则是类似，它们都是由有限部分构成的象征符号。如果一个象征符号被传达出来，其各组成部分应该连成一体被整体表现于画面。符号的作用是整体起作用，其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必须有效保留。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书写字中我们读解意义，竹画中我们读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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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翻译·564《中国艺术》（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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