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义：“民粹主义”的褒贬之辨
2016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民粹主义大潮的元年：大到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反难民潮；小到杜特尔特当选、朴槿惠下台、土耳其政变失败；再小到香港占X、台湾XX花运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民粹力量的崛起以及其对国家内政、世界局势的巨大影响。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在2016年最后一期的主题就是民粹主义。
在政治学上，民粹主义是一种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价值观。精英主义（elitism）认为一些特定阶级的成员，或是特定人群，由于其在心智、社会地位或是财政资源上的优势，应当被视为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应当被更加重视；这些精英的观点及行为更可能对社会有建设性作用；或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们尤其适合于治理。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是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最早的指导思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四层阶级论”和“目的论”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给最好的笛手）。很明显，精英有学识、有眼界、有判断力、有执行力，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精英主义者们主张一种“慈父理论”（也叫严父理论），就是说我对你好，比如说让你交税啊、让你受教育啊、让你系安全带啊、让你服兵役啊，你别管为什么，听我就行了，你只要明白这是对你好、对我们国家好就行了。然而，精英主义的弊端，就是我们本篇文章所论证的种种“特权”，一直都没有消除，如何能保证精英们在扮演“父亲”的角色中不损害儿子们的利益（终究不是亲生的），是近代以来各种法律、规则、制度的终极命题之一。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饿了几千年下层人民也想吃肉了。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极端化的民主，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民粹主义的概念最初来自于拉丁语“populous”，类似于英语中的“folk”“nation”“masses”等概念，是将全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民粹主义思潮的滥觞可以追述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由普通民众反对贵族政治（aristocracy）、财阀政治（plutocracy）运动中提炼出的精神思想。它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少数决定多数”，还夹杂着诸如民众运动、暴力斗争、反精英等意味在其中。平民的力量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初现端倪，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民粹主义的弊端同样很明显，群众的盲目性、野蛮性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频繁地造成了诸多的灾难。以至于让领导人两相比较说出了“要防左，也要防右，但主要还是防左”的话来。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很复杂的东西很难“一言以概之”，许多平民运动中都夹杂着民粹主义的趋势，许多民粹主义的爆发都有阶级斗争的根源。文科这种东西，历史、政治、经济，掺杂的各种元素太多了，有时候这角度说是这样的，哪个角度说就成了那样，很多地方界限是很难划清的。
就“民粹主义”这一含义的褒贬评价来看，也是根据历史时代不同而不同变化的。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在学术上讲都是中性词，不存在谁优于谁之说。然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若是精英过于不知节制，对于下层人民的盘剥过于苛烈，则提“精英主义”则多为贬义；若是贫民运动对社会的正常秩序、物质生产生活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危害，则在此语境下提“民粹主义”则多为贬义。还由于自古以来精英阶层都掌握着话语权，所以提到与之相对立的民粹主义，大多使用贬义语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提“民粹”这个词第一时间都会浮现出一些负面印象，这也是与精英话语权下潜移默化的灌输分不开的。所以必须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民粹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民粹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混为一谈。民粹主义讲究的是代表全体人、每个人，虽然这里的“所有人”往往代指下层人民，但是其定义明显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分野的。马克思主义学从来不避讳承认自己就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也从来不承认自己代表“所有人”“全体利益”。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动。革命是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这种最容易讲道理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特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阶级运动，民粹主义与之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
如何区分民粹和民主，也是学界纷纷争论莫衷一是的问题。不过多数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民粹是极端的民主。二者有一种很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代议制：民众通过选举选出国家权力机关或是立法机关，有他们代替民众管理国家、行使权利。然而民粹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只要是政客、大商人这些精英，都是良心大大滴坏，你代表了我们还是会阴奉阳违地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民粹主义对于“代议制”是普遍不友好的，但是民粹主义者们提出的普遍全民公投、严苛的罢免权，在现代政治的应用中又成本太高。这也是有史以来除却特别动乱的时期以外，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很难付诸于政治实践的关键。
再多一句嘴，最早提出“人民主权说”的卢梭，他认为代议制是无效的：国家主权应该而且只能属于人民，而人民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同时主权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第四，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卢梭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也证明，代议制的民主根本无法代表全体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利益。然而现代社会实行一切规则都是有成本的，主权不能转让又不能代表，难道但凡有什么大事让全国人一个一个表态么，明显是不现实的。然而卢梭所说的——主权不能代表不能转让，确确实实是客观真理，所以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民粹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矛盾也是命中注定的，持续至今依然没有缓和的迹象。
（二）根源：矛盾在沉默中积累，在绝望中爆发
作为一次单纯对“涨价”的抗议，法国黄背心运动时间长度、影响广度超乎人们的预料。根源就在于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所谓“天下苦秦久矣”，这是西欧老百姓对于资本主义怨气的集中爆发。但是，这一次运动的性质和近十几年来众多“反资本主义运动”相类似，仅仅停留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层面上，并非左翼运动，更不是早已四十年未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反其右翼民粹的色彩更多一些，后文中我们还会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法国学生也开始了罢课运动，自12月中旬起，法国超过450所学校停课——这是自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巅峰值。为驱赶罢课人群，警方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首都示威，有木有觉得这个配置很眼熟？这不就是我们五四运动的标准套路吗。但是，五四运动被看做是现代中国的第一道曙光，法国的这个黄背心，别说曙光了，国际共运的黑夜中连颗北斗星都见不着。
借用白学的表达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学生运动，又有了工人罢工，这两件事情重合在一起，本该是双份的快乐。得到的，理应是左翼运动的一道曙光……是我先，明明都是我先的……发动学生也好，领导工人也好，批判资本主义也好，明明是我先啊？为什么，会被右翼民粹接盘呢？那么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天下苦秦久矣”这个问题。我在《生而贫穷》第十三章里就说过这个问题：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03至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间，薪资也仅增加1%；《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数据则显示，近十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住在红磡，离李嘉诚的黄埔码头就几步路，我刚去的时候李嘉诚的工人正闹罢工，打出的口号是“十年未涨工资”。要知道，这十年，正是大陆开放自由行，香港资本家们赚的盆满钵满的十年。香港为什么闹，为什么那么排外——十年间巨大的收益都被四大家族瓜分，底层人民没有感到生活任何提升，反而看到的都是内地游客大量涌入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看不了那么远，看不到背后的吸血体系，只好把因果用简单的逻辑联系起来，在最表面的问题上发泄不满。
这一次黄背心运动也类似，45 岁的 Chantal 任职公务员，与丈夫及两名子女从东北部的洛林（Lorraine）前来参与示威。她认为“马克龙的沉默”遇上“合法暴力”“我每月透支500欧元。我们已经3年没有放假。”法国政治作家 Jérôme Sainte-Marie 曾出书分析法国人口结构转变，他形容“黄背心运动”的参加者：“他们都是法国的大多数，拼命工作以求糊口，却常在月底入不敷支。”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评论“黄背心”暴露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富裕的城市精英正寻求将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强加给只能勉力维持生计的多数民众……法国人和我们同样面临错综复杂且互相矛盾的挑战，很难平静地去面对未来：全球变暖、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不稳定的工作收入，社会不公不断突破底线使自由民主丧失了公信力。”
（来源：ANN WONG，http://www.cup.com.hk/2018/12/04/france-yellow-vests-protests-macron/）
这一次法国的学生罢课抗议也来自于学费涨价。巴黎第八大学的社会学家Eric Fassin和哲学家Bertrand Guillarme均表示，大学在吸引最富有的学生的同时也将赶走那些最贫困的学生。其次他们认为，在触及到本国学生之前，学费上涨新政将首先增大外国学生间的不平等。
（来源：http://tootopia.me/article/12972）
自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德国反难民潮以来，整个世界的主流就是右翼保守力量。美国大选中川普基本盘的标签，基本是白人、工人、小企业主、低学历者、中老年人。一言以蔽之，川普支持者的特点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剥夺感最强的人。在美国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资本跨国流通变得更加容易，这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本国工薪阶层的利益遭到了损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蛋糕越做越大，中下层人民也能分一杯羹，然而自08年以来经济波动剧烈，有愈发下行的趋势，这时美国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无论是美国底层白人还是欧洲底层白人，全球化对于他们来说负面效应要更加明显，钱都被上层精英团体争去了，而我反而要承受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比如中国廉价工业产品摧毁本地小作坊、小工厂、小品牌；比如工作机会被工资需求更低的、不需要社保等其他福利的、更肯吃苦加班的第三世界贫民抢走；比如要承受大量移民带来的市容、治安难题。这个逻辑是很好理解的，你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吹得那么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我非但没有获利，反而承受了种种损失和不便，那我为什么不反对呢——这就是川普支持者和脱欧支持者的生存土壤。
人民的不满给了右翼保守势力可乘之机，这一次世界大变局被当今学者成为“第三次民粹化大潮”，区别于以往两次反精英主义的民粹运动，这一次大潮被打上了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建制的鲜明烙印。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荷兰的自由党、希腊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英国“独立党”等等等等，这些极右翼势力选择将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诉诸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为什么我们过得不好，非法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穆斯林制造恐慌、中国人摧毁我们的工厂，所以我们要建起高墙、赶走“外来人”、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一股势力的诉求特点就是“先上车的要把后上车的踹下车”，不好意思经济不景气，我们先富的带不动后富了，您自觉点从车上跳下去吧。
然而很明显的，这一股思潮是极右翼政客为了选举利益，刻意引导、扭曲真相，误导人民的结果。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欧美的底层人民没有在全球化中获益，以至于产生了这样广泛的孤立主义土壤？原因很简单，最大的利益都让跨国资本家和上层精英阶层攫取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学者、政客还是资本家都知道，全球化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具体对谁好，就不一定了。蛋糕做确实做大了，但是不一定就能分配到平民头上。
总体来说西方社会这一次民粹主义危机的根源，来源自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分配制度不平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从资本主义的现有问题中去做文章，因为人民又不傻，明面上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到。比如在2017年夏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的竞选宣言就这样说：
“We do not believe in untrammelled free markets. We reject the cultof selfish individualism. We abhor social division, injustice, unfairness andinequality. We see rigid dogmas not just as needless but dangerous.”“我们不相信不受制约的自由市场。我们拒绝崇拜自私的个人主义。我们厌恶社会撕裂、不公平和不平等。我们认为僵化的教条不仅不必要，而且很危险。”
就连特朗普在大选时也总是用“工人阶级”来标榜自己：“在5月14日的采访中，川普说：‘从现在开始，五年、十年后，你们将看到一个不同的共和党，一个工人的党。这个党属于十八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的人，那些愤怒的人们。’”（来源：新闻《特朗普：共和党将在我的治理下成为“工人”的党》）
可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发现了现有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但是对于矛盾的根源，双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右翼通过煽动民族情绪和排外情绪，把社会的种种问题归结于外来移民和全球化；而真左派的立场则是民族主义都是幌子，阶级压迫才是根本。
正如本节标题所说，黄背心运动是一次“反资本主义”泄愤式的民粹运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左翼运动。虽然打出了一些红色元素被网友津津乐道，单从根本上其性质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不左不右，不伦不类。
BBC在其报道中就指出：这些“黄背心”当中，并无鲜明的领袖、并无领导组织、并无全国性的组织或任何政党或工会参与，更不要提斗争目标和政治纲领了。根本来说它是一场自发、个别和多元的抗议活动。

巴黎 Pantheon-Sorbonne 大学社会历史学家 MichelPigenet 亦同意，“黄背心”是一场由反对加税引发单纯的“无分政治立场的反政权运动”。“黄背心运动”知名成员之一 FrankBuhler 强调：”我们不想有任何人利用我们的运动，我们亦不需要领袖。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这是我们一路走来的方式。法国大革命是因面粉战争而起，而对我们来说，那便是燃油税。”但绝大部分人认同，现时运动已并非只为反燃油税，更多是针对马克龙的经济政策，因为中低收入的工人愈发难以维持收支平衡。（来源：ANN WONG，http://www.cup.com.hk/2018/12/04/france-yellow-vests-protests-macron/）
再者，至今有效统一反马克龙力量的多元性，最终可能反成运动的致命伤。Buhler 指出：“现时虽有普遍的共识，但我们缺乏相同的信念。我们合唱《马赛曲》，高呼马克龙辞职，这些都是运动的口号。若当马克龙下台，我们将不再认同彼此。”但他强调：”现时我们手牵手向前迈进，其他的容后再谈。”
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前工会领袖雅克·朱利雅（Jacques Julliard）在《解放报》6日的专访中，分析“黄背心”的主体是“贫困化的城市中间阶层”。今天的“黄背心”正是“小中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推举代表，不断重复“一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政治阶层的衰弱导致如今没有一个有力的、超验的人物能为他们代言”，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朱利雅警告：“城市小中产阶层的反抗是令人生畏的……他们长期被忽视，生活局促受限，在法国还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蔑视。”他提醒马克龙政府除了解决购买力问题，更应该多加关注这个不再处于“社会边缘”的阶层，“他们如今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主体，而在三四十年前处于社会核心的贫困工人阶层正在被他们边缘化。”他们选择以香街等高档社区为聚集地，而非传统的共和广场，正是在隐晦地表达‘我们是变穷了的富人’。”（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2343）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黄背心运动的性质：没有统一领导、没有统一战线、没有同一目标、没有统一的立场和诉求、没有统一策略和斗争方向、没有指导思想、没有理想与愿景。可以说，跟传统的左翼运动一毛钱边都搭不上。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左翼运动，寿终正寝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可以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左翼力量。
（三）历史：三次民粹化浪潮
当今学界公认的，历史上共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大潮：第一次发生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二次科技革命之间的欧美国家，具体表现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城乡矛盾愈演愈烈，在城市中由于无产阶级较为集中，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欣欣向荣；而在农村则具体表现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和美国西南部农场主的平民党运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俄国，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粹运动最终被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接手；而美国的以反现代化、反新科技、反奢靡风的保守主义民粹运动最终无疾而终。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俄国处以“假死刑”，并流放至西伯利亚长达二十一年）
第二次民粹化浪潮爆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是一次以城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因为拉美诸国在历史上被殖民、在现代被压迫，各国政府多为欧美诸国的傀儡，两极分化严重、政治腐败。在此背景下，拉美人民求独立、求发展的诉求一浪高过一浪。以阿根廷庇隆主义为代表，全拉美都掀起了民粹主义运动浪潮。最终运动的结果是除了秘鲁的亲美政府还在苟延残喘之外，拉美各国普遍建立起了满足平民诉求的左翼政权。但是，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说过，拉美各国左翼政府上台后，终究不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不能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只是通过发福利来满足底层人民的诉求。然而发福利终究有一个头，福利发完了还靠什么来获取支持呢？于是近二十年来拉美左翼政府纷纷倒台，曾经最为激进福利也发的最多的委内瑞拉的倒下，宣告了拉美政府左翼化的彻底落幕。
（四）缺失的先锋队与未来
我们可以分析出，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泄愤式反资本主义运动，与传统的左翼运动、国际共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了：统一组织、指导思想、政治诉求。更具体地说，民粹主义运动不会触及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讲斗争矛头指向大资本、大地产，不会诉求公有制乃至于社会主义。他们把当今社会问题归结于政治家（尤其是上层犹太人）的“背叛”和“出卖”，同时更会鼠目寸光的把怒气发泄在外来移民、国际廉价劳动力上，力图维系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封闭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排外和打砸抢烧成为了民粹主义运动的鲜明特征。
而之所以缺乏这些元素，根本在于缺乏先锋队的领导。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列宁主义侧重于如何组建先锋队，毛泽东思想侧重于如何发动群众。这在革命中犹如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
列宁在其著名的《怎么办？》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其实这些后来的官方马学派都不愿意提，列宁笔下的无产阶级甚至与马克思笔下的小资产阶级比较相似，马克思认为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只能跟着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走；而列宁坚信无产阶级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先锋队走。列宁甚至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批高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学者。列宁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自觉性”和“自发性”：自觉性意味着智慧，具有理解和预见的能力，能够进行组织、制定计划、分析时机；相反，自发性意味着冲动、蛮干和本能意志。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自觉性，而人民群众往往是“自发性”的。当然，列宁还是承认人民群众改变历史这种根本性、无法抗拒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任何革命性的伟大社会变革都无从谈起。但是他认为这种力量是盲目的，需要先锋队的引导。
确切来说，这个先锋队就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在革命成功后，就是由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机关。列宁是个典型的“无产阶级精英主义者”（这词是我发明的，考试里别写），意图挑选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分子和资产阶级甘愿背叛自己阶级也依然很先进的分子，组成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精英政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解放。列宁设计的先锋队有三个重要特性：第一，先锋队一定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确切的说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第二，这是一支精挑细选纪律严明的精英队伍，具有在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的优越性，首先要有知识，至少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吧，其次还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原意为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理想奋斗终生；第三，这个先锋队是一个中央集权组织，决策在党未决定之前可以由党员自由讨论，但是一旦作出决定，所有党员就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执行，这就是著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年代，一国的力量很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其实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年代，一国的力量也很难组建先锋队。第一国际领导了全欧洲的工人运动，第二国际支持了列宁在俄国的革命运动（虽然说社民党并没安什么好心，但客观上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而我们国家的革命事业离不开第三国际的大力支持。在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苏联对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热心，甚至对法共、意共、希共来说是标准的“猪队友”。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对各国左翼力量的大力支持，事实上扮演了“第四国际”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六十年代全球红色风暴，源自于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国际社会中，仅存的稍微有点战斗力的左翼组织，都是“毛派”。
（今年G20峰会中，阿根廷共产党打出了毛泽东旗帜，抗议帝国主义对全球的剥削）

西方左翼学者萨德斯帕托当今左翼运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近年来欧洲工人的罢工几乎都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反对雇主延长工时、降低工资和使条件变恶劣。他认为当下工人运动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要面对巳经联合起来并已经形成了对付工人阶级的共同战略的雇主们；工会依旧太国家化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会和一些为自由市场政策辩护的和或者严重腐败的政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底层人民的无头苍蝇状态，不仅仅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缺失，更是本国工人政党的抛弃，于是（右翼的、排外的）民粹主义趁虚而入。
美国政治分析家托马斯·弗兰克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Kansas?），这本书现在的名气比当时大，原因在于他预言了特朗普式政治家的崛起。作者认为，当今的劳工阶级失去了政治代言：“今天的民主党已经脱离“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它代表的社会经济组织已经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富有的“职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或曰“职业管理人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class）了——例如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程序设计员、投资银行家等等；而这些“白领职业精英”（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根本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问题。由此，民主党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以及开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放弃了“团结原则”（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转而采纳“竞争性个人主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和“能人统治”（meritocracy）。”
托马斯·弗兰克指出：“如果你去考察一下二战以来的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趋势，就会发现，二者在战后数十年间都同步增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但生产率仍然继续增长，工资收入却停滞不前。一方面，新技术不断涌现，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分享到任何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红利。这，才是不平等问题的根源。既然曾经的“人民党”现在背叛了人民，被抛弃的人民只好另寻出路。民调显示，川普虽然是共和党候选人，但赢得了很多民主党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大多是白人劳工。而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要照顾的那些人，都是“新政”的受益人，现在却被自己的党抛弃了。白人劳工，就是川普的基本盘。”（来源：https://dwz.cn/9SsGzyn8）——这其实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反复讨论的问题。
无独有偶，另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也经历了劳工政党的变质。1900年，来自英国62个工会和一些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们在伦敦开会，最终通过了建立旨在在议会中促进劳工利益的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议案，这被视为英国工党诞生的标志。到任何工党的传统地区，人们都会告诉你，工党曾经是“劳工的党”（party of the workingman）。虽然英国工党不是共产主义政党，但其立场毫无疑问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直到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暴力镇压工人运动、打击工会、进行大范围私有化，导致劳工阶级的力量严重受挫。90年代，布莱尔改组工党，新工党废除了党章第四条：工党应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工业化的广泛国有化。这就导致了工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工党声称，自身要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划分，走一条“第三条道路”。但是古老的中国智慧早就告诉过我们：两头话都说就等于没说。在2010年的大选中，新工党获得了1918年以来第二低的票数，新工党计划彻底破产。
共产主义政党甚至于劳工政党的缺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底层人民全部倒向了右翼民粹势力。美国大选、荷兰大选、法国大选，人民总是在“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中选择，这是最让人绝望的，像希拉里和川普，一个华尔街跨国资本，一个本土保守工业资本；再比如勒庞和马克龙，一个是极右法西斯，一个是右翼跨国大资本，你让人民怎么办，他们也很绝望啊。
于是无论在美国大选还是在法国大选中，人民拒绝在“翔味的冰激凌”和“冰激凌味的翔”中做出选择，选举中普遍出现了投票率低的现象。法国大选中弃票率更是达到了四十年来、也就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最高。
法国的左翼政党纷纷号召选民，既不要投给勒庞，也不要投给马克龙，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法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号召“对过去五年感到担忧的工人和民主主义者们，拒绝马克龙和勒庞的欺骗，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不给他们中任何一个投票。”该党强调说，“第二轮选举的难题在于，人们不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选择法西斯。”
法国共产党人革命党（Revolutionary Party-Communists）号召，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不给这两个候选人中任何一个投票’或给党的非官方候选人安东尼奥·桑切斯（Antonio Sanchez）投票：
 “……由大资产阶级选出的候选人，受到费朗索瓦·奥朗德（即将卸任的法国总统）支持的银行家、资本的掌门人埃马纽埃及尔·马克龙，领先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而位居第一。勒庞代表了当前公共舆论中极端反动的部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保守力量及其所动员的群众。”“……与媒体们正在讨论的目标相反，我们考虑了弃权和空白投票的政治特征，这是与大众阶层相联系的。自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叛以来，他们感觉到没人代表自己。”（来源：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ress）
那有朋友要问了，这不是还有法国共产党呢？它们在这次历史大潮中为什么没能争取群众呢？原因很简单，法共在五月风暴中扮演了猪队友的角色，倒向了戴高乐政府并对运动做出了诸多破坏之举，一如一战前纷纷倒向帝国主义政府的第二国际主党派。历史是有记忆的，二五仔永远最遭人唾弃，法共抛弃了人民，人民自然也不会拥抱法共。
我们要相信，纵使全球化现在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右翼保守力量、排外避邻力量、反全球化反贸易力量裹挟了民粹运动，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政治势力。但是，从历史的大潮流来看，人类的合作与交流继续深入是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要将全球化进程当做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期间必将遇到高峰与低谷。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地理界线，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和最广大市场的历史进程与趋势。不能将全球化简单的等同于资本全球化，全球化不是跨国资本家们更方便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如果全世界的平民不能同精英一样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利益，那么全球化进程将面临民粹主义持之以恒的反噬。
在当今世界来看，目前兴起的民粹主义并不是完全的“平民化”“保障底层利益”，而往往是被某些政治精英所利用，成为煽动民众情感、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民粹主义运动然而终究还是被某些“精英”所领导，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民粹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往往在一种群体无意识中走向狂热、迷失自我。
要辩证的来看待“民粹主义”：它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既可以左，又可以右；既有民主特征，又是对成熟民主政治的危害；它貌似激进，却常常代表保守力量；它反对精英政治，又往往盲目从众。从根本上讲，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评价民粹主义，要当成一个客观现象、客观规律来看待。如果民粹主义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让人类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一种力量是值得被肯定、可以被利用的。
从人的本性上来讲，民粹主义的负面作用似乎难以避免。心理学上讲，一旦人们参与类似“民主”这种政治活动，盲目、从众、群体无意识的状态难以避免，人群也很容易在这样一种不理智的情感中走向极端。那么如何让民粹主义推动社会进步，如何斩断不理智民粹运动的土壤，不外乎姜文在《让子弹飞》中说的那三点：“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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