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裁员“的挡箭牌:
被误解的亚当·斯密
文:网摘 编辑:屏营李强
最近,一篇名为《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的文章在网络热传。该文作者称,作为网易的一名游戏策划,“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亲身经历逼迫、算计、威胁,甚至被保安赶出公司。”
像网易这样营收上百亿的上市公司,在员工深陷困境的第一时间,却无情抛弃兢兢业业的资深员工,如何不引起舆论的愤怒?
在舆论对网易大规模声讨的同时,也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援引“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为企业辩解,他们认为企业存在的必要手段和最终目的就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创造利润、解决就业,并不需要承担进一步的道德责任,这真的是斯密的原意吗?
其实,斯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今天太多的人夸大了斯密《国富论》一书中“看不见的手”,却忘了斯密还有一本更重要的书——《道德情操论》。
作为哲学家的斯密
1723年6月5日,苏格兰法夫郡的科卡尔迪,当亚当·斯密来到人间时,没有人会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创立者。
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道德哲学家。斯密最早因他在道德哲学上的研究而誉满整个英国,他在大学里讲授的也是逻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后来才逐步转向研究经济学。作为道德哲学的教授,1759年,36岁的他就正式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斯密的家庭环境优越,亚当·斯密的父亲是律师、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地区的海关监督。母亲是该郡大地主的女儿。但不幸的是,斯密还未出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斯密终生未娶,除了工作以外,大多数时间都是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关于斯密的成长记录,很多资料显示斯密读书时记忆力超人,属于天才儿童。斯密不到15岁,就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了,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斯密在那里受到了著名道德哲学家哈奇逊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影响。1740年,斯密大学毕业获得奖学金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当时的牛津大学教育状况并不理想,斯密依靠自学掌握了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两门学科。
斯密在牛津大学攻读了6年,于1746年离开牛津大学,回到家乡后,斯密担任爱丁堡大学讲师,主讲英国文学,后来又开始讲授经济学课程。
亚当·斯密
两年后,27岁的斯密再上台阶,从爱丁堡大学跳槽到格拉斯哥大学,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
1759年,斯密出版了其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这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主要讨论道德哲学问题。在这本著作中,斯密主要论述了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自利的感情和行为。
斯密在书中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仁慈、克己、正义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论述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基本特征,并且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力图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道德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当遵循的一般道德原则。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所建构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当时大学的教授都是有席位的,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聘任教授,如果某个席位一直有人占着,后面的人机会是很少的。斯密被聘任为逻辑学讲授,是经过评议委员会一致同意的。按照当时苏格兰的学科门类划分法,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
格拉斯哥大学
我们从斯密27岁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的教授来看,斯密30岁以前的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一样,30岁的已经是名利双收,大学哲学教授,拥有优厚的薪水待遇,讲课又是那么的受学生欢迎,换成我们,是不是已经膨胀到不知天南地北了。
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
斯密在大学任职期间,就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在格拉斯哥大学待了10余年后,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职务,以私人教师的身份陪同布克勒奇公爵前往法国,在这一期间,结识了伏尔泰、魁奈等著名学者,其中魁奈的重农主义经济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
1776年,斯密耗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完成。该书的发表,标志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这本书不仅令西欧权贵们疯狂,更令北美殖民地人民疯狂。即使今天的我们也一样痴迷,好像没读过《国富论》,就不知道经济学所谓何事一样。
第一版《国富论》
亚当·斯密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批判地借鉴吸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国富论》着重解释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增加财富,斯密和重农学派的观点相悖,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市场上的一切交易都是利己的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人只要利己,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就会发生,“屠夫”、“酿酒师”“面包商”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同时又具有同情心的,医生给病人治病,在职业道德上有约束,但主要是利他行为
后来斯密也解释了,虽然人人都有一颗自利的心,但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的这些行为,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加与逐利的过程中,斯密的研究前提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追逐更大更多地利益。而斯密在道德哲学的研究中认为,人是感性的,人人皆有同情的道德观察能力。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就评价说“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
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英国通过全球分工自然地占据了工业链条的顶端,严重破坏了殖民地的经济体系,比如说印度,可能不适合种植棉花,但是没办法,英国需要原材料棉花以加工棉纺织品,然后收购定价权还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被殖民地区属于典型的出力没讨好,这样的工业链条,只能使强大的更强大,弱小的更弱小。非洲为什么穷,因为近代以来他们基本都是原料和劳力输出地,欧洲是产品输出地,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日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日不落帝国”
1840年,英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法国占12%,美国占11%,近代以来,大航海时代、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生变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拐点,一个开始走上升路线,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线,中国曾经强大,却一度衰落的要复兴,我们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工业革命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有三个非常厉害的人,牛顿、瓦特、斯密。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代定律标志了科学时代的到来,告诉人们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而且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给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自然的迷惘和恐惧开始减退。
而瓦特则解决了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动力,甚至历史上有时将工业革命称之为蒸汽机革命,动力问题解决了,才有今天的汽车火车。
如果说牛顿制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则是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斯密就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作为朋友的斯密
斯密的朋友,基本都是当时英国政权的上层人物,比如他的密友休谟,曾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里任职。而聘任他为私人家庭教师的布克莱公爵,地位更为显赫。
聘任斯密为家庭私人教师的就是布克莱公爵,公爵给予斯密的薪资待遇是他在大学任教的4倍,而且终身给予斯密每年300英镑的津贴,优厚的待遇使斯密可以安心的研究学问,不为生计发愁。
斯密和休谟是终生的密友,他们两个都是苏格兰人,休谟比斯密刚好大12岁,两个人都是少年成才,天才儿童,休谟26岁在在法国定居时就完成了《人性论》,这部著作也成为了哲学家休谟的代表作。
斯密和休谟的友谊始于斯密就读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对斯密自由主义思想影响非常大的伦理学教授哈奇逊发现了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才华,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已经小有名气的哲学家休谟。休谟青睐斯密的才华,斯密能理解休谟的想法,两个终生未婚完全投入研究的人,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友谊在这一过程中也愈发牢固,持续了近40年后以休谟去世告终。
与顺风顺水的斯密不同,1937年就完成了《人性论》的休谟,因为观点累及前途,多次谋求教职失败,甚至被教会指控为异端差点进了监狱,好不容易到1954年《大不列颠史》出版后立刻畅销,休谟以历史学家身份出名,这本书又陷入了党派斗争的漩涡,可谓是时运不济。
然而,境遇的截然不同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大不列颠史》出版后,休谟向斯密询问意见,斯密称休谟为“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斯密写《国富论》时亦保持着与休谟的通信。他们的交流是基于双方思想体系的兼容性,不同著作彼此互为注释,斯密把历史溶入了道德哲学体系,休谟则支持历史经济动力,以经济进步、而不以王朝更迭为时代进步标准。
休谟在病危之前也一直担心自己著作的出版,因为休谟的书中很多观点和当时的教会相悖,休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也怕影响自己的朋友,那本《自然宗教对话录》迟迟未能出版。也正是因为教会的攻击,休谟一生都没有进入大学任教,而是长期做哈特福伯爵的私人秘书。晚年的斯密住在伦敦,休谟住在爱丁堡,两人长期以书信交流,有时候也去彼此的城市看望对方。
1775年春时,休谟已经感到内脏不适,他虽然不惧死亡,却放心不下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本在1750年就写完的书因为涉及宗教问题一直没有出版,时过境迁,主流社会逐渐表现出了对异见的包容,他希望能出版这本书,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密。
1776年1月,他立下遗嘱将手稿全部毫无保留地留给斯密,委托他出版《对话录》,但因为阅读《人性论》差点被学校开除的经历,和一贯的谨慎,斯密不想承担书可能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但又无法拒绝好友,他迟迟不肯回应。最终休谟将书稿版权交付给书商和他的侄子,同年8月25日,休谟去世,《对话录》也出版了,意外的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休谟《人性论》:作为斯密的挚友,休谟深刻的影响了斯密的哲学思考,在斯密的书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对休谟思想的回应。
其实斯密对挚友休谟的评价非常高,接近于一个全智全德的人,但休谟从病危到去世,斯密则显得异常谨慎冷漠。休谟去世后,斯密的人生继续开挂,55岁斯密还当上了海关专员和盐务专员,年薪600英镑。直至1790年7月17日斯密去世,去世前两周,他销毁了所有未出版的书稿,他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亚当·斯密在其撰写的两本巨著中,发表过看似矛盾的观点,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在市场中的本性是“利己”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在社会中人的本性是“利他”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既“利己”又“利他”?这是我们迄今依然误解斯密的地方,也是市场经济运行这么多年,还会出现诸如最近的“网易事件”“华为事件”的重要原因。
因此,200多年后的今天,再读斯密作品,不仅丝毫不过时,反而非常紧迫。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就必须理解市场的逻辑,理解“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关系,从而做到左手“利己”,右手“利人”时,而且右手比左手更重要
为此,先知书店特诚意推荐“读懂亚当·斯密”(3本)套装:《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传》,众所周知,市面上亚当·斯密的作品版本众多,翻译、装帧等良莠不齐,先知书店从中精选出翻译精准、装帧考究,极具收藏价值的版本。您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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