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俊
1. 穷妈妈和富妈妈
先讲一个故事：有这么两个妈妈，穷妈妈和富妈妈。
穷妈妈的儿子每天睡9个小时，富妈妈的儿子每天睡不满7小时。穷妈妈的儿子能睡那么久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每个月在课外辅导上的花费只有富妈妈的儿子的五分之一。
但穷妈妈每周花在儿子辅导功课上的时间比富妈妈要多出160%。尽管这样，儿子的数学考试成绩还是要比富妈妈的儿子低15%。
这时，穷妈妈发现教育部门要减负了，她大为震怒：“我已经要花那么多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了，还要减负，减少学校教育时间，可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我哪有那么多钱去校外上补习班呢？谁来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
富妈妈对教育部门说：“我儿子每天放学都要去辅导班，回来还得完成学校的作业，现在他每天连7小时都睡不到。拜托学校少上点课，少布置点儿作业吧！”
教育部门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我们假设，教育部门站在了穷妈妈这边，看看后果是什么：
1、穷妈妈很满意，富妈妈很不满意。
2、穷妈妈认为，孩子在学校获得了更多廉价的优质教育；富妈妈认为，孩子在学校浪费了更多时间。
3、富妈妈让儿子转学了，她愿意支付给老师更多的钱，让孩子获得和课外辅导一样质量的教育。
4、穷妈妈儿子学校的优秀老师受到高工资的诱惑，来到了富妈妈的学校。
5、穷妈妈儿子学校的教育质量变差了，更多潜在的富妈妈觉得在学校是浪费时间，他们选择了转学。
最后，穷妈妈待在一个全天候关在学校死读书，但优秀教师和优秀的学生全都跑光了的公立学校。
减负必然变成增负的逻辑其实就在这里。
2.年薪8500万港币的补课天王
去过中国香港地区的旅客，也许会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共交通工具（巴士、电车）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广告。但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什么广告呢？
不是垄断中国香港地区的地产业，也不是金融、零售，而是补习业。
无论是巴士外面，还是楼宇外层，都可以看到一个个巨大的人像，配以“中文天王”“通识天后“等等惊人的头衔，这些都是三大补习集团推出的广告。
这些补习教师在网络上的人气，不输给演艺界的天王、天后，甚至收入也颇为惊人。
2015年，三大集团之一曾登出广告，以8500万港币的年薪公开吸引另一家的“天王”引发热议。
中国香港地区补习业的火热，从这些广告中可见一斑。除了三大集团，中国香港地区至少有900多家大大小小的补习机构，至少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补习。
除了针对在校学生补习中、英、数等科目，还有各色各样的特长班：音乐、体育、外语、计算机、乐高……其市场规模不亚于内地的XX思。 
补习兴盛的背后，是学生延长的学习时间。
根据经合组织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2015年的调查，中国香港地区中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间为46.4小时，其中在校上课28.7小时，课后学习17.7小时，即每天平均课后学习3.1小时。
中国香港地区本地有些研究显示的结果则更为严重，在最突出的例子中有些小学生每天放学后要上近8个小时的补习班，11点才能回家。这不仅带来睡眠、视力等健康问题，也导致许多孩子一周见不到父母几面——可能只能见到保姆。
中国香港地区人没有“减负“的意识吗？
恰恰相反，中国香港地区公立教育一直在强调“快乐教育”。教育局成立的家校合作委员会有专门的《快乐孩子约章》，各办学机构、教育团体等也经常呼吁减少学生功课。
但从数据上看，中国香港地区中学生在校上课只要5.7小时。小学生则更少，一般下午三点之前就会放学，也不会留作业。
中国香港地区社会“反负”的一例，就是前几年的小学TSA风波：教育局为评估学校教学水平，计划每年对各个小学三年级进行统一测试，但引发许多教师和家长反对，认为会导致学校给学生施压，带来“应试教育”。
但是，教育局“减负”，教师和家长“反负”，就真的能减轻学生负担吗？
事实显然不是。
公立学校减负的结果只是将少部分学生转移到私立学校，大部分学生转移到补习机构了。
学生超长补习，在校内学习的效率只会更差，然后就更需要补习，如此循环下去。
为何减负结果导致增负？
因为教育具有双重功能，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二者又紧密联系。无论是培养，还是选拔（换句话说就意味着要有淘汰），其需求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会因教育局的规定而改变。 
特别是通过教育所希望获得的资源，其供求结构更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所决定。
另一方面，即使在供给侧，教育局也只能改变公立学校的校内供给而已——中国香港地区政府还没有权力去查抄补习班。在需求不变下，减负的结果就是让其他供应商（补习社）获得更大的市场。
无论是上私立学校，还是补习，都要花更多的钱。“天王”“天后”们的年薪，可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一方面意味着整个社会偏离最优（本可以更低价格供给教育），更意味着严重的不公平：
对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他们的选择本来就要少于富裕和精英中产家庭，公立教育的普及使他们获得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但减负却使得他们再次落后——就好比虽然有同一个起跑线，但别人可以配外挂。 
3.为公平却不公平
盲目出台善意的政策，可能带来意外的负面效果，中国台湾地区地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前车之鉴。
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教”（公民教育），类似大陆的义务教育，之前也一样是九年制，高中阶段则是非义务教育，所以自然而然出现高中的分化，例如台北的建国中学、北一女就是著名的明星高中。
但在几年前，中国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开始推行“十二年国教“，并且规划高中也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但却引发许多反对。
除财政上的考虑之外，许多学者、教育工作者乃至学生反对的正是免试就近入学，如建中的学生、校友就成立团体极力反对，其中包括许多出身寒门的学生。
免费，又免试，人人享受平等的高中教育，为何会有人反对？在大陆有过抢购学区房经历的家长，应该不难理解这一问题。
且不论绝对平等是否最优，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哪怕是一个小城市能做到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在这个前提下追求形式平等，总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制度再设计不当，更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例如有评论指出：
建中等明星中学本来有面向偏远地区优秀学生的专门名额，将来如果只能就近入学，恐怕台北市郊区的寒门学子都更难入读了。而且新制度下一刀切的入学申请制度，看似比之前的考试要“减负“，结果只怕负担没少，却更不利于优秀学生。
其实，中国台湾地区自己就有盲目追求教育公平的殷鉴：高等教育的大扩张，使得人人可以上大学，到近年来甚至录取率高于100%（录取名额比考生多）。这样扩张看似皆大欢喜，结果却牺牲了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也造就一大批毕业即失业或者低度就业的年轻人。
不要以减负之名削弱教育，使之成为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毕竟，许多问题本非教育所能解决，不能也不可能让教育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
有效减负是为了更好的教育，而不是反过来将减负作为教育的目标；
第三，教育有其自身规律，行政命令并非万能——这本是我们在其他领域早已学到的常识，不要到教育领域就忘掉了。
公号创始人｜Leo Chan
资深英国教育专家

英国教育部宣传片首位华人教师
英国排名前2%中学任高级数学教师
英国教师协会资深会员
香港大学毕业      
剑桥大学数学教育硕士（在读）
英国PGCE教师课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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