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育婴室。主要收留弃婴，以中国人不要的残疾和女孩居多。

圣母院仁慈堂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

在传教士的住处，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合影（四川）。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

厦门的中国女信徒：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厦门的基督教会已有较大发展，建筑扩充信徒增多，这是她在厦门岛内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中国女信徒。

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开放的厦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增多。为达到传教目的，教会也入乡随俗，不但采用一种称为罗马字标音的闽南白话文进行布道，还接纳培养本地人当牧师，这是她为厦门一个中国牧师家庭拍摄的合影。在当时，享受照相术大概是一种身份待遇，看图左小伙子的神气劲和图右小男孩穿着崭新的衣裳，就能了解这家子是多么重视这次合影，或许这位牧师还有后人生活在厦门。

女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同坐独轮车。

施洗

入乡随俗的传教士

女传教士外出宣教。

传教士为中国百姓治眼疾。

威廉·哈维·杜布森（1870-1965）

出生在新泽西瓦恩,1897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杜布森医生来到华南地区渡过了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在福尔曼纪念医院(the Forman Memorial Hospital，有资料翻译为化民博济医院，或福民医院)工作和在阳江行医传教。作为传教士中学习阳江方言第一人，杜布森在阳江从事传教、行医和教学工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完成自己的使命光荣退休。

20世纪初，杜布森的团队在广东阳江建立了一座教堂，一间综合医院，一间男女混合小学。他的教会学校和诊疗所经历的整个20世纪初期，历经义和团运动，内战，盗匪，排外，和地方社会风云变幻。杜布森在医疗资源简陋的条件下，为当地病人提供白内障手术而闻名阳江。

杜布森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费城综合医院(医学博士，1897年)。杜布森作为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派往阳江，在1897年秋天，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乘船前往这个坐落在广东西南150英里的地方。

(上图：杜布森在阳江与他的医院的工友们。杜布森刚抵阳江，就有穿着西式服装的本地青年前来迎接。）

杜布森特别关注离综合医院几英里远的一条200年历史的麻风村。在阳江的岁月里，他每星期最少一次走访麻风村，为居民提供提供医疗服务和布道。

(上图：王母岗门口的麻风病患者。杜布森发表在1930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的报告指出，王母岗由一些麻风病人聚居而成，离阳江东门约1英里，全部是泥砖屋。杜布森从自己每月90美元的薪水中拿出5美元来帮助他们。杜布森每天都会接触到麻风病人而不顾自己受其传染。）

清末时期，麻风病在西方国家已经灭绝，而中国的麻风病患者还有百万人之多。所以，这一情况得到西方医学界的关注，一些医生和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来到发病率最高的华南地区开设麻风病院，收治麻风病患者。

1891年，来自英国的傅特医生请求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帮助，在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附设了麻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收容了一百多名麻风病人,强行注射,成效卓著。

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得英国万国麻风会之助，在东莞创设麻风院，收容患者有三百多人，广东省政府按月津贴五百元。

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也在广州石龙建筑麻风院，1913年，因有省政府津贴得以扩充，收容七百人，有三十余幢房子供麻风患者居此，形成一个村落，男耕女织，各勤操作。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传扬福音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促进了我国在民国时期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简单分析了女子教育对当时国内社会上一些陈旧封建现象的影响。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在登州(今蓬莱)传教34年，他于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 Mills）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

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为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教会收养的儿童在做体操 

可以看到都是女孩子。教会收养的孩子，大部分是女孩和残疾儿童，因为她们会被抛弃掉，所以被教会救活后收养。

做针线活

教会学校在上课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烟台的教会学校女学童

教会小学通常是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教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修会医院

辅仁大学学生毕业

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建于1910年，到2000年的九十年中，虽几易其名，但一直保持了独立办学。世事的变迁，认识的差异，多年来对私立时期的史绩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在21世纪的今天，拓宽视野，从已发掘的资料中也许可以作一种猜测：在中国变法图强、兴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背景下，她是华西地区新式教育的先躯之一，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尤其是根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文化与西方近代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育英才，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伟大变革中，她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

西部妇女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桎梏下，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四川也尚没有接收女子入学的高校，少数要上大学的妇女只有到省外去。早在1908年华大临时委员会就收到了差会计划在华大附近筹建女子学院的设想，几经反复的协商，1922年校董会才有保留地批准女子进入华西协合大学。

1924年9月7日，笑容可掬的毕启校长，在办公楼迎接了新入学的8名女生（如上图），她们一下成了西部历史性的人物，华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开创了男女合校的先河。随后女子高等教育显示了光明的前景，1929年有5名女生毕业，1932年乐以成获得第一个女子医学博士学位。在十年后，女子占了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朝鲜、俄国及美国的学生。

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者虽然都以传教来华，但许多人更热心于教育的传播科技，促进中西交流。毕启在校任职30多年，是对学校有巨大历史贡献的。

热忱的教育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苏道朴，42岁就在华西坝付出了生命，影响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

上图是位于山东大学医学院里的原齐鲁大学男生宿舍，又称四百号院，共两列八栋楼，建于1916年，现仍为学生宿舍。四百号院设计者为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亨利·墨菲，在旧中国17所教会大学中，有6所为墨菲设计或参与设计，分别为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等。

齐鲁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904年（一说1902年）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是英美基督教会在济南成立的第一所基督教会大学，该校于1917年与潍县广文学堂、青州神学培真学堂、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合并，组成“私立齐鲁大学”。当年齐鲁大学西式建筑群的规模在全国学校中是最大的，占地545亩，主要由英国传教士卜道成筹建，建筑风格以中西合璧为主，艺术价值颇高，堪称近现代建筑的博物馆。1951年该校由我政府接管，1952年齐鲁大学撤消，其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山东师范学院、南京大学等，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郁约翰——传教士医生、建筑设计师和木匠"郁约翰的“鸦片戒毒所" 鼓浪屿救世医院

鼓浪屿钢琴博物馆

戴德生

1832年5月21日生于英国普通家庭，1854年2月25日到达中国，1905年6月3日死于长沙。

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关注微信公众号“随手传福音”，发送三个字“戴德生”可查看详情。）

在庚子教难中，有一个历史细节让我门格外受震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深入中国内陆，致力在未得之民中传扬福音，建立教会。1951年，随著时局的转变，宣教士被逼撤离中国。内地会经祷告寻求後，领受新异象，决定在东亚地区继续事奉。1965 年，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将总部设在新加坡，位於全球人口最稠密，但最少人信主的众多亚洲国家中央。1951年内地会宣教士来到马来亚，展开新村福音工作。1865 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由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的另一特色是建立教会後，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19 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

1866年随戴德生一起来华的16位宣教士

内地会传教士在家访

身穿长袍马褂的剑桥七杰，1885年，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七人成为传教士，1885年2月5日前往中国，3月18日到达上海。临行前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他们的行动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导致Robert Wilder发起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七个人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出于信仰，前往中国，努力传播福音并帮助当地人。他们加入内地会后，讲道并且呼吁听众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基督。施达德的兄弟Kynaston Studd资助了他们的旅行费用。

内地会100名同工

聚会，中间老者为戴德生牧师

传教士在偏远的农村传教

传教士救助中国病人

农家炕上的传教士JENNTE CLAPP(左)

山西浸信会的成员和孩子，后排左一是Farthing牧师。

1900年,庚子山西教案事后的悼念。

在汾州教会的Charles与Eva Price夫妇和女儿Florence，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同时被杀。

G. B. Farthing牧师，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GEORGE LOUIS WILLIAMS，1858年出生，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左至右：Mary Atwater（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Berth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被杀），Ernestine Atwater（前排，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Celi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太原被杀)。

Charles与Eva Price夫妇和女儿Florence(1897年的合影)，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同时被杀。

传教途中的MARY LOUISE PARTRIDGE(左,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和助手。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1898年7月8日，太原，Ernest Atwater与Elizabeth Graham（第二排，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夫妇同时被杀）的婚礼，台阶最前就坐的是英国浸信会的Edwards夫妇，在新婚夫妇身后的是（左至右）：George Williams（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Underwood，Alice Williams，Howard Clapp（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Louise Partridge（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George Farthing牧师的家庭教师Ellen Stewart。

贝如意姑娘(美国)，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1900年6月30日，德牧师告诉露姑娘从太原府来的坏消息。于是她招聚全体学生，一同跪下祷告，与她们话別。为安全起见，全体宣教士次日回到城南街的宣教站。祥熙和几位信徒，最后把一大车的日用品和食物，从南郊运进城里。

教会每天下午三时开到祷告会，五时有查经班，在风声鹤唳中，这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安慰。7月11日，一位信徒冒险犯难来到太谷，告诉露姑娘太原府的大屠杀。不少信徒渐渐逃来避难，也有逃亡到山领之间的，外面村镇又不断传来遇难的消息。

7月31日上午九时正，宣教站照常主日崇拜，由刘长老主领聚会。下午一时午膳后，大夥儿正在休息。忽然，看守前门的大叫起来：「拳民来了！拳民来了！」数百拳民在前，数百官兵殿后，正从南街浩浩荡荡冲过来，齐声大喊著：「杀！杀！杀！」拳民冲进会堂，但见刘长老第一个倒下⋯⋯

殉道时，来浩德牧师51岁，来师母55岁，德富士牧师42岁，卫禄义牧师41岁，露美乐姑娘35岁，年纪最小的贝如意姑娘，殉道那天刚好是35岁生辰。

纪念殉难者

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FRANCIS（右）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山西巡抚毓贤

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团。于是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并授“毓”字旗。毓贤纵容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士求保护，毓贤下令置之不理。后清廷受外国压力将毓贤撤职，但随后又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毓贤任山西巡抚时，排外更加激烈，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

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其中***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据事后统计，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1900年9月26日，山西巡抚毓贤以被革职，发放新疆。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毓贤即行正法。诏书在甘肃追上了毓贤。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1916）。广学会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出版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而《中西教会报》报道中外基督教界的发展现况。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後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威尔士卡马逊郡的法尔得普林村的农村家庭。1869年神学院毕业后，他被晋封为牧师并奉遣启程来华。1870年2月抵达上海后，他转赴烟台传教。在后来的华北大旱灾中，他积极投身到募捐和赈灾中去。1880年，李提摩太用1000多英镑向英国订购了科技书籍和仪器，试图面向上层士大夫，“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他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1882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看过李提摩太有关筑路、开矿、通商的建议书后，甚至希望他放弃传教、出任政府顾问。

组天足会∶师母提倡妇女放足

李提摩太师母於1898年组成天足会，她不顾中国传统社会压力，率先反对妇女缠足。她著书立说，奔走游说，提倡放足，终获成功。（国度复兴报香港版）

1904的上海广慈医院和修女

1904年法国教会派遣了8位年轻善良的女修士来到了广慈医院。她们克服条件简陋等困难，与15位中国助理协力工作，按期造好了7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医院。公济医院自1877年牗光绪三年牘兴建后，就有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30多位修女担任护理和管理工作，据说为首的是奥地利的公主赫海伦。

马礼逊

如果说1582年明朝末年来华的利玛窦，是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传教士；那么，英国的马礼逊就是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传教士了。

马礼逊1782年在英国出生。他深明语言沟通的重要，因此在1804年，他有计划到中国来传教时，便积极向伦敦一个广东人学习中文。三年后，马礼逊正式成为牧师，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的第一站是澳门，三日后再到广州。当时清政府颁布了禁教令，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为了不犯禁令，马礼逊在中国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初来中国，他一面继续学习中文，一面动手翻译《圣经》和翻译字典。经过七年的努力，《新约圣经》终于译成，《汉英─英汉字典》又相继出版。1819年，在另一位传教士米怜的协助下，又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名为《神天圣书》。由于在中国传教十分困难，马礼逊便组织「恒河外传教会」，以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透过办学及出版刊物等方法传教。马六甲离中国不远，海路交通方便，华人又多，而且欢迎传教士到来。因此，米怜就负责在马六甲办学，而马礼逊则主力在澳门及南洋华人中传教。马礼逊认为办学传教既可传播信仰，又可宣扬西方文化和知识。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筹建了英华书院，由米怜作校长，同时兼收欧洲籍和当地的华裔学生。马礼逊来华，揭开基督教在华人社会有规模办学的第一步。他除把《圣经》译成中文外，又写了不少布道的作品；还用英文写成《汉语文法入门》和《广东土语字汇》等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马礼逊1834年在广州病逝，安葬澳门。

《华英字典》（或称《中英字典》、《中国语言字典》、《华英辞典》），是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该字典由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独力编著，由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所印制。共为6册，在澳门出版，於1815年至1823年陆续出版。

圣经翻译委员会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

从事汉语圣经修订工作的传教士，左3为富善

圣经翻译的把关人 富善

寄居时期:1836 — 1925，在华时期:1865 — 1925

提起富善牧师，知道他的人可能不多，即使是基督徒可能对他也同样陌生。然而他曾穷毕生精力参与翻译中文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经常阅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也是富善牧师为中国教会所作出最宝贵的贡献，值得我们深挚纪念。

富善牧师在中国宣教60年期间，两次遭逢丧偶之痛，亦两度经历失去儿女的试炼，如此无情打击，堪称命途多舛。然而他仍旧顺服神，未曾丝毫改变初衷，继续事主不辍，令人景仰不已。

富善夫妇及儿女

富善牧师夫妇於1865年1月24日由纽约启程，绕行大半个地球历时六个月，才到达目的地中国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再经天津抵达北京长驻，由差会安排宣教任务。

宣教士离乡別井来到完全陌生的异地文化地域，展开宣教圣工之前，當务之急，首重学习当地语文，否则一筹莫展。富善在求学期间已显出对語文甚有深厚天赋恩賜，抵北京仅一年便可以用普通話讲道；对语文领悟力之神速，实在令人惊异。初抵北京，为了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秉承入乡隨俗；留长辮、穿长衫、予人有亲切感。此举除方便宣教外，對於学习中国语文亦產生事半功倍之效。1891年富善累计了丰富中文知识，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內裏包括10,400个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语特性研究》，更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本书后来成为当时期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通話之必被参考书。

给婴儿施洗

你说说，你这个欧美姑娘长得挺漂亮，干嘛来我们中国呢？难道是为了出国梦？

传教士与孩子在一起

此情此景，这种来自上帝，超越血缘和肤色的爱，如母鸡抱小鸡一般，令人感动。

分发圣经的女孩（注意她还是缠足的女孩）

照相时的游戏

很“斗”也很逗，加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显得多么的祥和。

埃里克·利迪尔是1924年第８届巴黎奥运会的传奇人物，他因为坚守信仰放弃自己擅长的、而且基本是稳拿冠军的100米比赛，却又意外地得到自己不擅长的400米赛冠军，并保持几十年的世界(奥运)纪录。

利迪尔于1902年生于中国天津，成长于苏格兰。他在1924年获得奥运冠军后，各方邀约，前程似锦。他却断然告别培养他成才的苏格兰，返回炮火连天的中国，来到天津新学书院，也就是如今的天津第十七中学前身，默默地当一个中学教师，之后又来到河北和山东的农村，服务当地百姓。

1943年，他与其他1000多名西方侨民被日寇抓到山东潍坊集中营。1945年2月，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利迪尔因疾病与所受的折磨，死在潍坊集中营中。至今在天津十七中和山东潍坊还有利迪尔的纪念馆和纪念碑，热爱他的人们也组成了利迪尔基金会，继续从事慈善和关怀的工作。《奔跑人生》

* 利迪尔获得的最后一枚金牌，现保存在天津17中。

1644年，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鉴于自己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在政治上尽量保存明代章法，以巩固其统治。在顺康时期，教士活动自由，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最初，一般东来教士均属耶稣会派，意见比较一致，且东方传教权受葡萄牙一国保护。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对于教士传教方法任其自由，不予干涉。到17世纪中叶，这种局面逐渐变化。葡萄牙势力日趋衰落，不能独霸东方传教保护权，因而在中国除了耶稣会派，又出现了西班牙多明我派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积久，各派意见渐歧，纷争渐起。

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 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 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是牧师和麻风病人在一起。

杭州有西湖，名闻遐迩。自古以来，从帝王到文人墨客，于此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书画碑。近世以降，照相术发明，更有不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接踵来到杭州，定居于斯。他们分别属于英美的圣公会（安立甘会）、内地会、北长老会、南长老会、浸礼会等教派。在传教的同时，或办学校，或兴医院，将发源于欧西的近代文明带到古老的中华大地，事业之余，也用照相机的镜头，留下了那个时代西湖山水的真实影像。

在杭州，美国南北长老会联合创办了之江大学，之大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它不但是晚清时期拥有二千二百万人口的浙江省内唯一的大学，而且也是十三所教会大学中唯一一所开设商学院和工学院的大学。

除了高等教育，在杭州的传教士们还办了不少中小学，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女学的开办，这为突破传统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其中贫困家庭的女孩入学，开了先河。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所女校，一是美国南长老会女传教士、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maryHorton）创办的，当时属于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并入了著名的弘道女中）；二是由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玛丽·沃恩（maryVaughan）创办的冯氏女学。由于女学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供给学生衣食起居的各项费用，甚至学生的家属也可得到津贴，所以学校的人数和影响不断扩大。后人感念她们，认为“此种奋斗创造精神，实足感百世而励来兹”。

 教育事业以外，传教士们在杭州还涉及医疗事业，将现代西医传播进来，他们认为，在拯救人的灵魂基础上，更要减少人的身体痛苦。1881年，英国圣公会派遣梅藤更（DuncanMain）医生夫妇来杭州，在原有戒烟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广济医院（其后身为今天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广济作为教会的慈善事业，不收病人诊金（仅收少量药费），住院病人则仅需支付伙食费，其余治疗全部免费。作为广济医院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梅藤更夫妇在杭州工作和生活了四十五年，为开拓和发展杭州的西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兴学办医以外，传教士们流连盘桓于西湖的山山水水，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西湖山水人文之景，历经沧桑，这些景点不少今已不存，而一些留存至今、角度各异的照片，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深具历史文献价值的影像记录。

除了照片文献以外，传教士及其后代也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来反映西湖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比如，出生在上海，生长在杭州的美国传教士、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和首任总干事鲍乃德的女儿鲍金美在其回忆录《杭州，我的家》中就写下了民国初年西湖双塔的情况。

对于西湖南岸的雷峰塔，她写下了自己在塔崩塌前的近观和进入塔内的情景：

从近中观看，比远处更能领略雷峰塔的雄伟和苍凉。我们可以向上看见塔边的裂口。表面上长出了野藤和灌木丛，甚至还有小树。小鸟在上面筑巢，飞进飞出……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突然产生的那种与世隔绝之感——全然脱离了我们刚刚所在的外部世界里。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没有了，好象置身于一座巨大城堡的主楼之内，只不过没有那么恐怖而已。假如我在那以前，曾进入一幢哥特式教堂，我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寂静，神圣……四周和上方，都有亮光透过部分为藤和枝叶遮蔽的空隙照射进来。在顶端，还有个大洞。我可以透过它，看见遥远的天空。不知为何，这个破洞使我感到悲凉。

对于西湖北岸的保俶塔（鲍金美称其为“针尖塔”），鲍金美写下了自己的直观和想象思维：

我们一边小口小口地吃着，一面仰望宝塔。由于年久日深，它只剩下塔心。我没有去想象它很久以前的原貌。那时，它四周一定会有一层层的飞檐。向上翘起的檐角也许还挂着会随风摇摆，发出声响的铃铛。我在想，它中间是否还有空间。它表层的砖石结构似乎是用以封闭内里的空间。假如有人能够钻进它们的空隙，那将会发现什么？里面有没有足够容纳楼梯或人的空间？也许小孩可以。但是，我还是喜欢现在的这个挺拔、苗条、向上逐级变细的针尖塔。它粗糙的表层裂缝长有细藤和小草。这使它的灰色外表看去较为柔和，并让这座古塔显得年轻和增添了活力。快到塔顶处，有只用杆子连在塔身上的无辐金属圆环。塔的铁尖穿过圆环，直刺天空。

拿鲍金美描绘西湖边的湖光、山色、竹林、宝塔、寺院、陵墓、山洞文字来对照传教士们当年拍摄的西湖老照片，体现了一种具象和抽象的历史时空交融。

1903年，一个名叫威廉·埃德加·盖洛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这位勤奋的美国人先后考察了长江流域和长城沿线，后来还去了更多的大城市，登上了中国五岳。他为我们留下了500多张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国风景影像，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威廉·埃德加·盖洛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沿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最后到最上游宜宾。上海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任何一个到东方的西方旅行家，都不会错过到上海的机会。上海码头繁忙、有银行和商场，也有缫丝厂和啤酒厂。各种肤色的人们在街头行走，还有各式车辆。

中国有句古话，“人是万物之灵”，中国人制造了瓷器，也能生产出精美的丝绸。农民们使用木制的犁来耕地，一年四季都靠手工。中国的上层人士不会做手工劳动。图中左为化缘的僧人，右为江苏地区为稻田灌溉的农人。

彼时的长江是一条未经污染的河流，威廉·埃德加·盖洛可以毫不犹豫地捧起荆江里的水来喝。他分析之所以泾江水干干净净，是因为当时农人为了让土壤富饶，会把一切可以成为肥料的材料都收集起来，而不是扔进江里。图为扬子江边的房屋和渔网。

在南京，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每三年会有15000多人来江南贡院参加考试。与之对比的是，在南京的基督教学校里，只有几百学生就读。

20世纪初的中国，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长江两岸的城市和乡村，建立了很多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筑。图为长江下游的一座女传教士训练中心。

据教会内部统计：到190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经达到了3445名，其中有1432名男性、1038名传教士妻子、964名单身女性。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治病救人、开办学校和图书馆等。图中左为长江轮船上的传教士，右为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

清末，大清王朝仍然保留着复杂的官僚体制。高级官员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衙门办案有时毫无根据，比如一个男人割下了他的妻子和侄子的人头，理由是他们通奸。衙门执法人员就将两颗人头放入水中，若二者相对，就认为通奸成立，二者相背则为无辜。图为四川地区的衙门官员和护卫。

那时候，长江上是有救生船的，救生船为红色，俗称长江红船。这些救生船有官办也有民办。图中左图后方的小船即为红船，右图为救生船员将一条船拖到岸边。

长江之牛肝马肺峡。牛肝马肺峡位于西陵峡上段，“马肺”在1900年被英国炮舰打掉了下半部分，到1903年只剩下“牛肝”。100年后，中国修建三峡大坝，牛肝马肺峡所在位置已深入江底，“牛肝”被切割迁移到三峡大坝旁边的凤凰山上供后人观赏。

船继续前行。盖洛来到了四川万县(现在重庆万州区)。这座桥是著名的万州陆安桥，建于清同治十年。曾被茅以升编入《中国桥梁技术史》，也被李约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峡大坝蓄水后，此桥所在地被江水淹没，“陆安桥”整体原样搬迁到万州青龙瀑布景区。

这是万县的教堂。在万县的商店里，有钟表、糖果和香皂，最多的是火柴，当地人称之为“洋火”。最让盖洛感到惊愕的是，万县人十之八九都吸鸦片，万县人称鸦片为“洋烟”或者“洋药”。

去往四川泸州的路上遇到一座黄氏宗祠。宗祠即祠堂，是汉族人供奉祖先之地，是宗族的象征。

盖洛继续溯游直上，来到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地四川宜宾城。宜宾古称叙州城，城内有著名的合江门，岷江、金沙江、长江在此处汇合。合江门本是禹王宫右侧的一处临江建筑，该古建筑和禹王宫一起已在文革年间被全部拆毁，在原址上修建起航运大楼。

从宜宾出来，盖洛就取道云南、经缅甸，离开了中国。在中国，他发现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而不是个体的人。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常高，他有权力支配家里的每个成员。每一个男人都是他所在的圈子的“皇帝”。图为宜宾一位大臣和他的家人。

1908年，盖洛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来到了长城，全线考察长城。据此，他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中国长城》。图为长城在东端的起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盖洛不但拍摄长城，还写下长城两边的所见所闻和风土人情。图为北京南口，八达岭长城。

长城在河北的一段。

长城在最西端的终点——“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盖洛的镜头里不只有长城和风景，还有长城两边的中国人。图为两个开心的普通人。

长城两边的中国人，图为甘肃地区的绅士。

盖洛在长城下的留影，长城上是一小面美国国旗。原图说是：“最后一块砖”。盖洛后来又来过中国两次，游历了中国十八个省府和五座名山(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盖洛1925年去世，留下了关于四本中国旅行记，以及500多张照片。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L. Pickens, Jr．1900－1985）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长期在汉口传教。在他的传教生涯中，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所以特别关注中国的 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1936年，毕敬士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北和华北、华中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考察及传教，在旅 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1950年毕敬士返回美国，1985年在麻省去世。

本帖图片均为1936年毕敬士在宁夏考察传教时拍摄的照片。

宁夏省城，鼓楼，东西大街

宁夏省城，钟楼内

宁夏省城，中山公园，马福祥纪念碑。

省城至平罗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