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人肝肠寸断的楼市，其实历史并不长。
    让无数小青年们羡慕不已的“福利分房”时代，其实也就才刚刚结束二十几年而已。

    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镇居民是没有自己房子的。那时人们获得房子的途径主要靠单位分房。
    太祖皇帝显然的不懂经济学的，亦或者他心中觉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其余一切都重要，只要能办成大事，穷点就穷点。
    单位也好，政府也好，其实跟一个人没有啥区别，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就像政府们最愿意搞“新区”，指着一片荒地告诉你这里有无穷无尽的大手笔规划，然后拍地卖钱。不到万不得已，人家才不愿意去拆刁民横行的城中村呢。
    太祖皇帝的年代也一样。设想一下你是单位的领导，现在下面嗷嗷待哺要房子，你会咋办？   
    就算你是杜甫心肠，良心发现，要安得广厦千万间，估计安的也是冬凉夏暖茅屋。要是真盖成汤臣一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何在！两个务必何在！看上面不罢你的官。

    因此，这种无偿分配的福利分房制度，使得任何单位都毫无盖房的动力。房子更是成为了领导们手里腐败的资源，芸芸屌丝只能望楼兴叹。
    在那个年代，有钱也买不到房，就像今天有钱也摇不到北京车牌，只能去地铁里体验京城的繁华。无数人的命运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痛苦不能自拔。

    78年之后，历史终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有人说的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功绩如果作十成算，太宗皇帝可独占八成。

    太宗毕竟是16岁就留过洋的。就算当时少年懵懂，不知道啥是住房制度，可只要简单回想一下自己当年在法国工厂里搬砖的生涯，老人家肯定也记得没人给自己分房子呀。没人分房子不假，也没见法国人民都睡大街上。
    于是待大权稳固后，太宗皇帝便提出了“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的想法。
    中国之大，人才万千。太宗不懂千头万绪的住房制度不要紧，有的是人懂。老人家只要有改变现状的想法，然后把文革中上来的那批废柴送进垃圾堆腾出坑，下面自然有人去把事情办好。
　1979年，上海市中华企业公司推出20套住宅，全部销售给侨眷。第二年，上海又开始出现外汇公寓、住宅。
    为啥一开始都卖给华侨们呢，挣外汇呀。改革开放需要买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雇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没有美元谁跟你玩呢。
    1980年1月1日，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在深圳诞生。就在当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证住宅属于商品，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随后，围绕着福利分房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报纸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领导，特别是一个帝国的大灵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终止分歧”。是战是和，不能让下面人没完没了的吵。内耗尤其可怕，帝国需要一锤定音。
    在这一点上，太宗皇帝做的相当好。   
    80年的4月2日，太宗皇帝在北京一片灰旧低矮的建筑物旁边，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重要讲话。这次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谈话确定了几个原则，其中就包括“房子是可以卖的”。

1978年的深圳
    1981年，由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湖丽苑开售，这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每套房配备3个深圳户口名额，每平米2730港元，按当时的汇率，一平米约1000元。
    在当时，它的主要客户群体是港人。1000元的价格，对那个年代的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天价。
1981年的东湖丽苑
    商品房真正开始走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要到90年代初的上海。未来执掌全国的几位大人物，这时正在拿上海作为他们崭新想法的试验田。

    上海最早可以购买的住宅，是复兴公园附近雁荡路上的雁荡大厦。当时的投资方是一个香港商人。这是上海第一批建造的华侨房，专门卖给归国华侨，而且要求以港币、美元等外币购买，非华侨不能购买。
    之后，上海又出现外汇房。上海有不少人虽不是华侨，但有海外关系，手里持有一定的外币，外汇房即是卖给这些人的。
    位于上海市西南近郊漕河泾地区沪闵路沿线的康健新村也是上海民用住宅从计划走向市场的一个例子。
    1980年代国力增强，于是上海要建造一批新型社区，康健新村就是一个代表。原本这个住宅小区只供教授、医生等专家居住，后来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下即成为商品房，可供市民购买使用。

   那个年代，上海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4.5平方米。数不尽的阿拉上海宁住在半地下室里。一直到今天，上海土著都难以理解外来人口为何如此鄙视地下室。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地下室一样是可以住人的。

    当时上海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达到了90余万户。为了把有限的房子分给最迫切需要的人，上海自己定了一个特别困难户的标准：人均居住面积划到了2平方米以下，年龄划到了16岁以上。
    而且，这一标准下的特别困难户分到房子尚且需要排队，对于大部分上海市民而言，申请报告打上去，等个三五年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当时上海人家里由于面积太小，人又多，晚上睡觉时，床上、床底，乃至桌子底下都可能睡着人。一半以上的家庭在用手拎马桶，四成左右的家庭做饭要靠烧煤球炉解决，四分之一的家庭是拿公共过道作为厨房。
    直到2017年，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寺街道消灭了辖区内最后的144个手拎马桶。这场开始于2006年的针对老旧住房的“马桶工程”，在经历了10余年旷日持久的推进之后，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1990年春节刚过，朱市长就带着几个人去了新加坡和香港考察，主要就是想要学习他们的住房制度。回来后，他向住房问题研究小组提议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同时借鉴香港的房委会制度。     
    朱市长雷厉风行，当年上海市的房改方案就出台，开始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1991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复了24个省市的房改总体方案。

    正是因为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一开放，“商品房”、“买房”逐渐就走入了上海市民的生活。
    1992年5月8日，上海华光仪表仪器厂的女会计杨希鸿，在一份借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份油印的、略显粗糙的合同的首页，印着001的编号，表明她成了全上海、乃至全国首个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的人。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出现最早的房产证。
    1995年，已经高升中央的朱相，开始在他熟悉的上海进行一次重要的改革试点。这就是未来改变几亿中国人命运的“房改”。
    在当时的上海，虽然有个别商品房小区，但绝大多数房产，在国有土地的名义下是属于“单位”的，是“职工宿舍”，而不是“成套住宅”。只要你在单位上班，就可以永久的居住；一旦离职走人，对不起，要上交组织。
    尽管如此，小部分聪明又富裕的上海人已经开始购买商品房，把之前单位的“宿舍”出租出去，有的甚至已经发生暗箱交易。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黎明就在眼前。   
    在这样局面下，1995年，朱相亲自操刀了住房领域开天辟地的政策——“房改”。

    当年房改的指导思想，就是“确权”。不管你之前“性质”有多残缺，是公家的宿舍还是政府的廉价房，补一点钱，就给你发一本纯的房产证。

    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政策。
    “房改”之后，房子就真正成为了一种商品。上海成千上万的房子从此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易。而交易产生财富，这曾是亚当斯密对英国女王疑问的回答。
    无数的上海人都记得这一天。
    在1995年的某一天晚上，父母下班回家，脸色凝重。商量着要不要凑出1万多元钱，把“产权”给转了。公家的房子以前都算职工宿舍，心照不宣一辈子给你住。现在逼着掏钱办个证，“房产证”这玩意，办了能有什么用呢？
    但是犹豫纠结再三，绝大多数机智的上海人最后还是花了一万多元，办了这个“没什么用”的房产证。


    那时的亲们并不懂，有了产证，才能买卖；合法买卖，才能贷款。
    95房改之后，上海逐步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98年朱相执掌大权后，又把这一制度在全国进行了推广。从此，住宅商品化和房地产市场化的时代全面开启，今天被无数年轻人羡慕的“福利分房”政策被朱相扔进垃圾堆。
    多年以后，95房改和97年的大学收费一起，成为左派文青们记在朱相头上的两笔“血账”。

    自此以后，曾经是地方政府心头病的房子，一跃而成祖国的支柱产业，并由此诞生了无数房企大鳄和几十万亿的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

    二十年一轮回。如今，各种携带不同产权性质的房屋又纷纷问世，在FZBC的指导思想下，恢复廉价房、福利分房等旧制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只不过，发出这些呼喊的年轻人，都不曾经历过那个逝去的年代。
    也许，当有一天花钱也买不到100%产权的商品房时，人们才会珍惜。    

    最后，借网友之口，讲一个故事，作为本篇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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