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如果说美国人民有一个最神圣的理念的话，那就是“言论自由”了。正因为其重要性，美国社会常常会围绕言论自由爆发激烈争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在高校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议性事件（详见篇末所引昭君的博文）。同时，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高举反对“政治正确”的旗号，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和媒体及党内精英的强烈反对。所以，看来又到了“争论期”了。（“言论自由”涉及的议题很多，包括色情，暴力文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等。本文只涉及政治方面的言论问题。）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提供法律保护的。有关条文是：“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言论自由”。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如此绝对。在宪法制定后的近两个半世纪中，最高法院通过很多案例建立了言论自由的一些界限。例如：煽动推翻政府或公众起义的，煽动群体仇恨或侮辱性的言论，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总的说来，法院试图建立“明确定义的，极其有限的不受保护的言论种类（well-defined，narrow classes of unprotected speech）”，将其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其余的所有言论都受到宪法保护。这其中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最高法院判例的积累而逐步明晰，同时也慢慢漂移。一般来说，在国家面临威胁时，限制就会高一点，反之就宽松一些。不管怎样，在建立对于言论的法律限制方面，美国的立法和执法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可以说，在法律层面上，我们享受了“几乎绝对”的言论自由。

但是，第一修正案只是限制了政府的立法行为。它的法律效力从字面上看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除了“国会制定法律”，还有其它很多方式可以限制言论自由。机构，群体都可以有自己的言论准则。例如，公开展示，悬挂邦联旗（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国旗或军旗，常被看作是黑奴制度的象征）是合法的，但在绝大多数中小学里不允许（见篇末引用博文）。最近更有些州迫于民众压力取消了在政府地域上的公开展示。另外，只要不煽动仇恨和暴力，种族歧视的言论也是合法的，但绝大多数公立大学和工作单位禁止此类言论。地方政府，公立学校等机构的这类言论限制（speech code）经过很多法律挑战，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执行标准。但私人团体和公司企业则更多地受到社会共识的左右。所以，从实践上说，我们享受的言论自由既受宪法保护，但更重要的是基于社会的传统与共识之上。所以，其标准并非如法律那样一清二楚，一成不变。

在社会和机构的限制言论的“工具箱”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很多时候，我们把几乎所有法律之外的言论限制都称之为“政治正确”机制。根据维基，政治正确的定义是“用意在于避免触犯或损害任何社会特定团体或群体的语言，政策或措施”。其实“政治正确”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义。更加“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敏感”，“政治同情”等。

“政治正确”的实施可以是硬性的，也就是通过公，私机构的政策，规章等限制言论（例如不得公开攻击少数民族，同性恋等），而更多地是通过社会共识。违背“政治正确”的言论不一定有法律或行政上的后果，但会招来公众的反感和排斥。

最近耶鲁大学“万圣节风波”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例子。校方在万圣节前发了一些电邮，“建议”学生万圣节扮装搞笑时要对其它文化“敏感”，不要冒犯黑人，印第安人等。然后，一位学生宿舍辅导员（教授）就发表言论，认为校方管得太宽了，万圣节可以让学生自由一点，玩闹中冒犯了别人也不是啥大不了的。这引起了宿舍中一些学生的强烈反弹，最终导致了在视频圈广为流传的一幕：一位女学生对教授大叫大嚷，甚至口吐脏话。这件事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媒体上很多声音指责耶鲁学生“被惯坏了”，缺乏包容之心，并担忧大学的如此环境影响自由的学术探索。耶鲁近五十位教授联署公开信，为他们的同事辩护，认为那位辅导员对校方的质疑是学校正常教育的一部分，不应因此受到人身攻击。当然这件事闹得如此之大也如此受到瞩目，还与一个“大环境”有关：就是近年来随着警察枪杀黑人案引起的种族关系紧张，引发不少大学校园黑人学生示威，要求改善他们面对的“敌对气氛”。而大学的对策就是建立“文化敏感”组织，开设“文化敏感”课程，也就是提升“政治正确”的尺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争论中，其实并不涉及“言论自由”的法律基础。没有人指责谁犯法。而争论的中心在于怎样处理“开诚布公表达自己观点”与“照顾别人情绪”之间的权衡。这其实也是“政治正确”问题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政治正确”对社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一个社会和一个朋友圈一样，文明和礼仪都要求我们说话时要顾及听者的感受。大家有所节制相互体谅，才能保持和谐，也才能平心静气进行有益的讨论。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完全“没有杀伤力”，不痛不痒嘻嘻哈哈也就没有思想的碰撞，无法在讨论中提高。如果一个圈子只允许一种意见，那么必然会出现很多互相隔离的圈子，反而造成社会分裂，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在社会互动中的相互宽容，以及“坚持己见”的勇气，也是必需的。这两者之间必须达到某种平衡。

“政治正确”的另一个作用，是挑战社会的既定偏见，为讨论提供一个替代的框架。例如传统中称呼黑人的词“尼格”（Nigger）因为带有太多的歧视和侮辱色彩而在欧美国家被视为禁区。当谈到黑人时使用“黑人”（Black）或“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可以帮助我们把他们放在人格平等的地位。又如，把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称为“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有自身权利。当然这有点太过分了：他们缺的岂止是一纸“证书”？所以这个问题仍在争论中。虽然“无证移民”这个“政治正确”的词已经提出几十年了，目前在正式场合，包括奥巴马总统的讲话中，也还有使用“非法移民”说法的。当然，用词只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政治正确”还管制着很多观点的表达，例如男女，种族间智力的差异（体力差异没有问题，呵呵），某些宗教文化对全球文明的负面影响（这是我的“政治正确”的说法）等，谈论的时候都需“如履薄冰”。

“政治正确”，说到底，是对抗强势，保护弱势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用得好，它能促进人们观念的变革。但当形势变化，被保护的一方不再是弱势的时候，“政治正确”就反而起到了压制言论的作用。这也是它每每招人诟病的主要原因。而到此时，它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反弹。例如，对于照顾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的“强制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质疑，在七，八十年代是政治正确上的大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讨论。所以，“政治正确”并非言论自由的克星。它只是在言论自由本来需要的各种平衡中多加了一个砝码。

虽然“政治正确”问题最近在美国引起了更多的议论，但在我看来它还远未达到威胁到社会正常的讨论和理念碰撞的地步。和所有礼节，礼貌的问题一样，政治正确的要求也是随场合而变的。在面向大众的公共演讲和主流媒体文章中，政治正确的色彩非常浓厚，甚至常常达到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步。但是在学术出版物中，甚至一般书籍中，尺度就宽松很多。例如前一段大家热烈讨论的《孤独的美国》（America Alone by Mark Steyn，2006）公然把穆斯林群体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毫无疑问是犯了“政治正确”的大忌。但这本书并未遭到打压，反而曾是美国畅销书前五名，加拿大第一名。只要不是宣传暴力和仇恨，更极端的言论在网上也都能找到。即使在主流论坛上，“政治正确”也一直引起反弹。最近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算是一个大“刺头儿”。但他远远不是第一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个叫林鲍（Rush Limbaugh）的保守主义谈话秀主持人红遍美国。其实他的观点和口才都乏善可陈，但因为其“反主流，反政治正确”的旗号而成为美国最火的谈话秀。右派的电视台Fox News观点极端，事实常常错误，但就因为其“反主流”身份，反而成为有线电视的“主流”，收视率远远超过老牌的CNN，MSNBC等。所以只要政府不干预（如宪法所保证的），社会舆论的多样化不会被政治正确所抹杀。“政治正确”虽然能影响人们的视角从而影响人们的观点，但也不是万能的。例如“全球变暖”（现在改称为“全球气候变化”）一直在“政治正确”方面稳占上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质疑派还远远没有销声匿迹。而且目前看来，最后要打败质疑派，靠舆论上的强势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即使不喜欢“政治正确”，也不等于它的对立面就是解决之道。目前川普以“反政治正确”的英雄自居，支持者也大大欣赏他“说真话”的“勇气”。但实际上，他的言论不仅逻辑不通，而且简直不受事实约束，信口胡言。他的问题不是是否政治正确，而是是否理性客观。靠这样的人反对“政治正确”，就像靠恐怖主义来反对现代文明一样，完全是歧途。当然，川普（以及上次竞选时的茶党）能有今天，与主流政客，媒体过分看重政治正确，不敢面对“不方便”的现实，不敢讨论“不友好”的话题，也不无关系。要营造一个健康的公众讨论氛围，美国还任重道远。

作为美国社会的基石和空气血液，“言论自由”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上的几个字，它也不只是靠着宪法和法律来保护。“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理念，是建筑于社会的基本共识，而宪法只是这种共识在法律层面上的表述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言论自由”的范围，形式等也在变化。“政治正确”就是最近几十年来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一个调节机制。“政治正确”虽然不是法律，但在包括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学术界，公司等各种社会机构中得以实行。它可以发挥保护弱势群体，帮助新生理念成长的正面作用，但使用过头也会反过来压制弱势或少数派的声音，造成新的思维框框，阻碍各方面开诚布公的对话，甚至造成社会的分裂。所以要了解美国“言论自由”的状况和运行机制，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和思考“政治正确”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接受“政治正确”的意图：营造和谐，文明的讨论对话氛围；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挑战“政治正确”的框框，挺身捍卫和弘扬真理。“政治正确”在道德上可说是用心可嘉。但它并不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在社会讨论中，最高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事实和理性。只有在事实和理性的基础上，“言论自由”才能对维护和发展民主制度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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