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收紧对外科技合作，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是中美两国科技合作回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19年10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正在华盛顿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图/IC
文 |《财经》记者 王晓枫 蔡婷贻
编辑 | 朱弢 郝洲
10月11日，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实质性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时回应外界关切，美国大学系统是开放的，中国不会被区别对待。特朗普强调，“曾有不实谣传说我们要把学校的大门向中国关闭，这太不符合实际了。”
这是特朗普今年第二次就中国赴美留学生问题表态，凸显两国高层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为中美科技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回暖的契机。正如华裔分子病毒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黄诗厚所言，太平洋两边的美国和中国政府需要把两国关系带回到正常和友善的状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也对《财经》记者表示，特朗普的表态值得肯定，留学生是中美人文交流的桥梁，也是中美全方位科技合作的基础，中国留学生每年给美国大学带来上百亿美元的贡献，支撑美国科研教育体系发展，也给美国输送大量人才，加强人才交流对中美两国都有利。
人才交流是科研合作基础，中美两国之间拥有世界最大的双边人才流动，中国人不仅是在美国际学生、学者的最大群体，也是与美国科研人员合作最多的群体。学术数据库Nature Index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中科学家每年合作撰写数千份论文，数量远超其他国家间的科学合作。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数据也显示，中国位居科研合作伙伴之首，18.7%的美国科研人员经常与中国同行合作。
然而这样的良好趋势自去年以来便被中美贸易战引发的科技战干扰，随着美国政府收紧有关接受外国科研资金的规定、加强对外国合作伙伴的审查，中美两国学术界的共同研究和数据交换变得愈加困难。相关政策调整也让美国学术界开始思考如何与科研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建立新合作准则，这其中既要回应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也要尽可能不阻断中美间的科研和人才交流。
如何调整并适应这样的变化是中美两国科技合作回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科技合作收紧

2019年的暑假对于美国大学高层人士来说并不轻松，他们密切关注国会动向，因为国会正在商讨调整科研合作规则的立法。一些学者担忧，这场风暴将彻底改变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秉持的自由和开放传统。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特朗普的坚定政治盟友约翰·科宁（John Cornyn）是这场立法风暴的发起者，《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正是在他的主导下完成。在科宁看来，美国学术界也和商业界一样面临被渗透的风险，因此他决定通过立法使科研体系处于严格监管之下。
7月16日，科宁联合两党重量级议员提出《保护美国研究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大学和科研实验室全面披露外国资金和利益，建立跨机构、跨界信息共享机制，设立泄密人员和机构机密数据库，以期全方位保护美国科研免受外部势力干预和数据泄露等威胁。美国大学高层人士担忧这部法案中的一些条款会增加研究成本，并使国际合作复杂化。
与科宁一样关切该议题的还有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米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 ），她在今年5月联合两党议员提出《保护美国科学和技术法案》。这部法案略显温和，得到更多美国大学高层人士支持。该法案要求在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设立圆桌会议，让利益攸关方讨论科学与安全之间关系，并建立跨部门工作组协调各项活动和制定政策指导方针，用于保护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不受外国干涉以及被用于其他目的。
曾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担任副校长，现任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的冯达旋对《财经》记者指出，随着美国马上进入总统和国会大选周期，政治人物倾向于在此时通过一些法案以讨好选民。不出意外，这些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跨党派支持。
这两部法案中一些提议最终会成为立法，这将给中美学术机构之间的人才交流和科研合作带来更多压力和变数。
对于这些新立法和政策动向，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亚瑟·宾斯托克（Arthur Bienenstock）表示担忧：新政策是否会促使更多中国科学家与欧洲而不是美国合作？国际合作的减少是否会削弱美国科学家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力？
宾斯托克并非杞人忧天，自2018年中期开始，美国政府以本国科研领域受到外部势力威胁为名对学界展开审查，其中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称NIH）主导的调查最为严苛，多名华人学者因被NIH调查而遭解雇，这种在学界前所未有的行动在华裔科研人员之间已形成寒蝉效应，很多人对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望而却步。
NIH是美国政府负责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的主要机构，年拨付资助金额高达340亿美元，对上万个机构给予资助，它们遍布全美，包括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这样的知名大学，因此NIH的行动在学界有示范效应。2018年9月，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写信给被资助机构，鼓励它们与FBI地区办公室开会，并明确披露各种形式资金来源，特别是外国政府和外国机构的支持。这封信在学界引发震荡，之后公布的两项调查中，为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埃默里大学工作的多名华裔科学家被解雇，他们均被指违反了对外关系披露的相关规定。
自2018年中期开始，美国政府以本国科研领域受到外部势力威胁为名对学界展开审查，其中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称NIH）主导的调查最为严苛。图/IC
NIH还向超过60家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出180多封官方通知函，对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如实披露研究经费来源”的学者开展调查。最终有大约250名科学家被调查，其中180例仍未结案。主导调查的NIH外部研究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洛埃（Michael Lauer）透露，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多所重要研究型大学秘密解雇一些教职人员，一些机构因“违规”已向NIH退回数十万美元的经费。
对于以上调查，NIH公共事务专员艾玛·沃霍沃茨（Emma Wojtowicz）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接受审查的不全是华裔或中国公民。冯达旋也强调，美国政府对学术研究的相关调查，从来不会只针对单一国家，依规定美国大学专职教授或研究人员是不允许领取双薪的。从过去发生的案件来看，部分人员对所得经费和参与研究的计划未完全透明化，这可能是造成当下美国政治和学术圈不安的原因。
NIH的表态未能打消美国科学界的担忧，亚利桑那大学教育政策教授珍妮·李（Jenny Lee）直言，在当前政治氛围下，感受到了特别针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歧视。
扩大化审查担忧

感受到这种寒蝉效应的还有普通留学生，今年夏天，一位在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人对《财经》记者讲述这种效应带来的压抑气氛，校长陆道逵在校内发出一封关于外部势力威胁美国科研和国家安全的信件，但在校的中国人却并不愿将之公布在网络上，他们怕引发外界关注会带来更坏的后果。
更让华裔科研人员担心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要求NIH加强执法。沃霍沃茨透露，NIH目前正与多个联邦机构特别是FBI合作，以发现存在的三种威胁，这包括未披露的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源和献金；将NIH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或研究转移到其他实体或国家；同行评审员与他人或外国实体共享机密信息。其中，FBI通报是发现潜在威胁的首要手段，其次是NIH资助机构匿名举报，再次是通过年度评审筛查研发资金使用状况，若发现未按照规定申报相关资金，NIH会与被资助对象所在机构合作并展开调查。
如今与FBI合作的不仅有NIH，据美国教育委员会负责政府关系的主任莎拉·斯普雷泽（Sarah Spreitzer）透露， FBI确实在关注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而美国高等教育界也在等待FBI的明确指示。2018年2月，FBI局长克里斯托夫?雷伊（Christopher Wray）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听证，在这之后，美国高教界就积极与FBI沟通，以更好地理解安全问题。
FBI的介入让华裔科学家忧上加忧，这种特殊审查让他们难以开展与外部的科研合作。“美中科学交流的主旋律一直是健康的合作与竞争。不幸的是，FBI和NIH现在建立了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不只关注中国人，还有华裔科学家。”黄诗厚对《财经》记者表示担忧。
美国政府扩大审查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意识到这会威胁到美国的科研合作环境。2019年6月，关注科学家协会（CCS）针对这一关切致信特朗普，呼吁停止对华裔科学家的不公正待遇。联名信发起者、纽约城市大学物理学教授尤金·查德诺夫斯基（Eugene Chudnovsky）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只能是两败俱伤，美国将失去受过良好教育且有才华的中国博士生们，而中国将会失去接触美国尖端科学技术的机会。在他看来，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在研究领域使中美脱钩是没有道理的，中美共同努力才会带来更好的发展。
对于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华裔科学家，查德诺夫斯基建议，美国机构雇用学者应遵循美国政府建议，但那些被不公正地终止职务或降职的人可以上诉。美国有独立的法院，被告常在与政府诉讼中胜诉，甚至赢得大量经济补偿。
为了敦促美国政府修正现有政策，9月4日，60个科学组织再次联名致信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OSTP）开尔文·德罗格梅尔（Kelvin Droegemeier）称，美国在捍卫自己研究的同时，还必须确保美国仍是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的向往之地，要在捍卫国家安全与开放、协作的科学环境之间找到适当平衡。
如何寻找这样的平衡是中美科研合作正常化关键，气象学家出身的德罗格梅尔9月16日回信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学术廉洁的重要性。他表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自己将到访全美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寻求建立新机制。
合规新议题

不同于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和埃默里大学，一些美国研究机构对NIH发起的调查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处理方式，它们的实践方法可以为德罗格梅尔和白宫制定科研合作政策提供有效建议。
位于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就是这样采取温和处理方式的研究机构。2018年8月，该机构在接到NIH调查信函后，立即对本机构约500位获取NIH经费的研究人员以及他们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展开清查。在清查未完成前，NIH就点名其中4位科研人员未合规申报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其中3位是在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研究人员，他们与中国大学都有合作，其中两人取得中国政府科研经费但未申报。贝勒医学院在调查后，协助这两名研究人员合规申报，并告知NIH已更正不合规的申报。虽然贝勒医学院之后仍在进行调查，但该校研究单位负责人亚当·库斯帕（Adam Kuspa）表示，不想伤害国际合作。
这一案例折射出中美科研合作正常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华裔科研人员如何合规处理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这一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对今后中美科研合作带来不利影响。曾批准过很多国际合作项目的库斯帕就坦言，由于国际合作带来的质疑，该校开始考虑是否禁止正式的双挂名，其中就包括中国国家人才引进计划。
已有案例显示，很多华裔学者成为美国政府审查对象就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官方人才引进计划，很多人不知道在新环境下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关系。美国政府的政策大转弯让他们感到错愕与困惑，多位华裔学者都对《财经》记者表示，与中国机构合作曾是被鼓励的，至少在前几年也是能接受的，但现在却是可疑或负面的。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俗称“千人计划”）自2008年正式启动，已有近8000位海外专家入选，近年来在带动新兴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既是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国家战略，也是中国学术界与他国开展科研合作的重要平台。
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保罗·纳斯（Paul Nurse）去年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盛赞中国这一计划。“通过这些机制，中国政府正全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地方，同时也在努力促进科研合作，这些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纳斯说。
然而，美国政府不这么认为，他们将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看作是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手段。王辉耀曾担任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是上述计划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在他看来，计划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很多西方国家也都有人才引进计划。让美方非常不满的是两边兼职但瞒报的不合规现象。这种行为对中方也不利，这导致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被污名化。
如何重回正常化

鉴于美方的行动，“千人计划”自去年以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避讳之词，《财经》记者认识的计划内的一些青年参与者在学校官网的简历上已经看不到相关字眼，校方也不允许他们提及相关话题。王辉耀并不赞同这种对“千人计划”的避而不谈，因为这无助于解决问题。“国内现在都没人提“千人计划”了，好像中国真做了亏心事，其实并非如此，一定要为这个计划去污名化。”
在王辉耀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美国不应该借助个别案例污名化“千人计划”。另一方面，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裔科研人员必须符合规章制度。他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更透明、更公正，有明确的公示和退出机制，遵循中美两国规章制度和法律，应该明确禁止科研人员从中美两边同时拿好处的行为。
合规化是很多华裔科研人员的共识，据黄诗厚了解，那些将自己参加“千人计划”相关细节向学校申报的华裔研究人员，都得到了学校的保护。有一位“千人计划”内的特聘教授对《财经》记者说，他今年暑假仍顺利来到中国开始学术研究工作，并未受到阻碍，因为他正常申报了自己的兼职行为。
负责展开调查的NIH 外部研究项目负责人洛埃也明确指出，许多在美华人认为只要参与境外科研资助计划就会被美国政府机构“盯上”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中国的海外人才招聘项目，只要他们在提交给NIH的报告中充分披露这种关系。“参与中国研究项目不是对美国的威胁，我们关注的不是具体行为，而是能否公开这一行为。”
洛埃给出的方案是：在中国短期兼职的美国科研人员必须如实申报其在中国所从事研究、如何处理知识产权和获得多少报酬。
冯达旋说，最好的打消美国人疑虑的方法是中国A大学从美国B大学引进人才时，两个学校为这名科学家的法律协议确定规则。A大学要明确该名科学家不该拿双薪，B大学则要规定每年年底可审核该科学家的科研结果，整个过程都要完全透明。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华裔科研人员对合规化以及如何在新政治语境下保护自己尚无概念。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自2012年就在全美各地举办论坛，协助华裔教授避开法律风险和美国政府可能盘查的风险。冯达旋去年参加论坛时却发现，很多参加论坛的学者并不了解当时的变化，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合规化势在必行，冯达旋建议，美国每个学术机构都应该举办这样的论坛，尤其是那些申请NIH科研经费的机构，这样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才知道怎么做好合规工作。除此之外，学术机构也要担负相应的责任。休斯顿大学电子系博士白先慎就认为问题出在美国科研机构，因为科研机构始终未仔细协助研究人员在国际合作和外国经费事项上遵守现行法规，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何为“千人计划”正名是中美科研合作重新回暖的关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需要个人也需要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两国政府需要鼓励彼此的科学家创新并与世界分享。正如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研究工作的副校长玛莉亚·朱贝（Maria Zuber）所言，美国不能仅靠“防守”来保持其在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
对于今后的中美科研合作，王辉耀认为，中美不能在学术与科技交流方面脱钩，虽然有些大学紧张起来，但多数美国大学对这一问题非常理智，很多学校都发表声明强调学术自由，反对排斥华裔学者。因此，紧张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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