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阁寺 |  edit
研究苏东坡的文人学者，历来不在少数。比如美学大师李泽厚，学者王水照先生。苏轼的生平经历、艺术成就、生活趣味和他有趣的灵魂，知中的新书《幸会！苏东坡》中已经说了太多太多。这次，不如来听听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苏轼的解读。
知中新书《幸会！苏东坡》
李泽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典型意义在于他是当时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
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是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
但是苏留给后人的主要的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一面才是苏之所以是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归田”，但是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枯木怪石图》宋 苏轼 
因为苏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意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这当然比前者更要深刻一层，前者（对政治退隐）可能做得到，但后者（对社会的退隐）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除了出家当和尚，然而当和尚也得吃饭穿衣，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有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对人生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伤感，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是透出那无可奈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么？
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无论是“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或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解答”；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是“道士顾笑，予亦惊语，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实际都与这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深刻地连在一起。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这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谁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正睡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
本来，又何必那样呢。根本逃避不掉这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潇湘石竹图》宋 苏轼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辱，使苏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他在美学上追求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所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出现一副随意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而徐行”；“鬓微霜，又何妨”……
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绝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
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多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来源：《美的历程》李泽厚 著）
王水照：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旷达自适
宋代的文学，如果没有苏东坡，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景象。有没有苏轼，是大不一样的。苏东坡是罕见的全才，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和汉、唐两个朝代比起来，宋代的国家力量不是最强的，但就它的整个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则是空前的。
这主要归功于宋代那些杰出的知识精英都具有综合型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才能体现在多方面，苏轼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苏轼一生四十多年的创作，在散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占三位，可以说“一门父子三大家”，以苏轼的成就最高。
诗歌方面，苏轼还是个大诗人，“宋诗”中的独特风格，就是由苏东坡和他的门生黄庭坚共同奠定的，他的诗作数量高达2700多首，且成就斐然。词到了苏东坡，因为慢慢和歌唱脱离，就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文学体裁（和诗有了同等地位，词“自是一家”）。
《人来得书帖》宋 苏轼
词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上有了很大变化，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更为性情之词，使词象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胸襟怀抱和人格个性。词的风格上，就是出现了豪放词。
曾经有个故事，说苏东坡担任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的时候，有一次在翰林院问底下的一个擅唱歌的幕僚：我的词和柳七的词相比怎么样？
柳七就是柳永。那幕僚就回答说：柳七词，应该由十七八岁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应该由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弹板唱“大江东去”。
苏东坡听后就“绝倒”。其实，这个幕僚对苏轼是一种友好的调侃，不是表扬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按当时词的标准演唱方法和形式就是应该由十七八岁小女孩执红牙板唱，而没有关西大汉唱的。
这说明当时苏轼在词创作上的突破（婉约是此前的正宗），还没有被人认识到其意义所在。苏东坡写出“大江东去”等豪放词，后来又有南宋的辛弃疾及周围的豪放词人，于是形成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派豪放派。
所以，苏轼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词家，好多论者认为，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他的诗和散文。
《渡海帖》 宋 苏轼
同时，苏轼又是一个书法家，他是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他又是位画家，“胸有成竹”就是他描写他表兄弟文同的绘画艺术时首先使用的，他开了文人画的先河（文人画、工匠画）。
宋代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轼地位非同小可。同时苏轼还是位经学家、医药学家、美食家。他也是个好官，他一生在八个地方做地方官，几乎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绩，都给当地的老百姓办了好多实事和好事。
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为了疏浚西湖而建造的，至今仍是游客必游景点。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个诗人、词家、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经学家、医药学家、美食家、政治家，当然还有，如文艺批评家、佛学家等，因此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才，这给了我们一个典范，就是人的聪明才智，究竟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苏东坡应该说是古代一个杰出的代表。
苏东坡在后世影响大的原因还有：他的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人敬仰的范式；相比于历史上其他文学家，他的乐观旷达的性情，他的诙谐幽默、和蔼可亲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的心目中。
年轻时的苏东坡有着许多文化大家共同的性格特点，即狂放，主要是率真个性的张扬（其政治上遭难也是因此之故）。但几经挫折，他的性格由狂转为旷，就是旷达，表现为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
谐就是幽默，适就是文人怎么自适，是一种养身的艺术，这个“养”不光是指身体上的保养，实际上更是心理上的调适。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浓厚的人情味、丰满自在的性格。
《春中帖》宋 苏轼
苏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他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放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66岁他在常州病逝。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文章憎命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来源：《苏轼传》王水照 著）
另外，在此推一个纪录片《苏东坡》前3集，大家惠存。
纪录片《苏东坡》第一集：雪泥鸿爪

纪录片《苏东坡》第二集：一蓑烟雨

纪录片《苏东坡》第三集：大江东去

纪录片《苏东坡》全6集，长按二维码观看：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请留言获取知中内容授权
Contact Us | [email protected]
投稿、投简历、商务合作等任何问题，请给我们写邮件吧：）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