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6 月份的真格精酿「体外诊断专场」中,我们邀请了临床医生、药企研发负责人以及资深投资人,聚焦医疗行业中的体外诊断领域。
第一个圆桌讨论聚焦肿瘤 IVD 诊断。肿瘤精准化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趋势,不管是药物研发还是检测研发,肿瘤都是重点。从投资和创业角度上来看,也是有很多针对肿瘤的企业。
嘉宾们探讨了在肿瘤精准化治疗的大趋势下,药物临床开发与伴随治疗的绑定的可行性;以及高通量测序(NGS)大 panel(通常包含几百甚至上千基因)作为一些生物标志物的筛选利器,它的前景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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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嘉宾:
提问嘉宾:
陈高鹏真格基金副总裁赵瑞林,辰德资本合伙人;李宗文,寻因生物创始人;罗玺,华兴资本董事 。
凌少平:今天很高兴有临床医生、病理科老师、药厂和 NGS 公司的资深总监,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郭滟】大家好,我是衡道病理的郭滟。衡道病理是国内第一家专注于病理诊断的第三方检验中心。
病理诊断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临床的诊断和治疗都是以病理的诊断为基础的。作为金标准,它起的作用是比较核心的,包括其他现在比较热的 PD-L1 的诊断和判读,还有一些肿瘤的精准靶向治疗、分子诊断,实际上都是以形态学的诊断为基础。
凌少平:请百济神州的张韵来介绍一下,百济神州是怎么样来看待新药的研发和 IVD 诊断之间的关系?
【张韵】在临床开发时,实验会选到一些 biomarker (生物标志物)或者伴随诊断(患者对特定药物治疗反应的诊断)来助力我们临床实验的过程。伴随诊断在药厂看来是双刃剑,首要考虑的是市场越大越好,最好所有的人群都可以被纳入。但在精准医疗和越来越多新药的背景下,针对更精准的病人,这也是一个趋势
要根据每一个靶点和药物的特性,去选择合适的伴随诊断来进行临床开发,保证临床试验的成功和后面的药物的上市。如何把伴随诊断的推广和药物的销售推广联合开展,是在市场上成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凌少平:请蔡平老师介绍一下思路迪作为国内诊疗一体化的公司,在兼容其他免疫治疗的药物上,是对产品的服务会做得更深,还是对接到自己的药物会做得更深一些?
【蔡平】思路迪的使命是用精准医疗的方式来解决癌症的问题,精准医疗就必定有分级。现在的病理分型,从过去的组织分型到现在的分子分型,比如肺癌的诊疗现在已经非常先进,已经有很多靶向的药物,其他的瘤种也呈现相同趋势。
所以公司的药物研发策略是利用生物标志物驱动。思路迪致力于把诊断和药物形成一个解决方案,用闭环来进行公司的发展。
要做到这样一件事情,需要同步进行药物开发和诊断过程。诊断的能力首先要支持药物开发,但不局限于药物开发。
凌少平:作为呼吸内科的医生,你认为在肿瘤的 IVD 诊断上,哪些是医生觉得特别需要的或者急需的?
【甘丽杏】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多数情况下会以病理为主。以前,病人出现了症状,咳嗽、咳痰、卡血、胸闷、胸痛了、消瘦了才过来看病。来到医院检查发现了肺部阴影,最后明确是肿瘤,通常会是中晚期肿瘤,手术机会跟化疗机会都没有了。
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健康有了一定要求,定期体检,也确实筛出了很多早期肺癌。所以体外诊断的确是一个趋势。
我认为体外诊断是一个大方向。检验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临床诊断很重要。换言之,这方面如果进展得好的话,对疾病以及肿瘤的诊断、靶向基因的检测、耐药性都有利。
尤其针对肿瘤再复发,病灶比以前更大的个别病人没有机会再取一次活检,而体外诊断就可以帮助到这种人。
制药也讲经济学
临床开发策略与伴随诊断
【凌少平】药厂总是希望做all comer(指不做病人分诊),但没有伴随诊断可以辐射所有的市场。但是因为“4+7 (指在11个城市,由最高层审议通过、由国家主导、以“带量”为前提的集中采购)”对药物竞标的压力,从药效、病人分群、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药厂需要伴随诊断差异化自己的药物。
所以,在我看来 4+7 其实可能让伴随诊断在中国的落地变得比在国外还更加必要。在这点上,是否牺牲all comer来研发更多的 companion 的生物标志物落地呢还是说我们还是努力地照着 all comer 的方式去做更多的适应症
【张韵】我认为应该两方面都有,非常认同这与药物经济学相关,尤其当后面更多的创新药出来。虽然可以进医保,可以降低价格,但是实际上它价格还是相对较高,医保肯定是更希望覆盖到更精准的病人人群。
所以,我们在临床实验里也都会提供这样的数据,以及选择我们认为质量体系比较好、平台比较稳定的生物标志物去进行检测,并且大方向近可能跟 FDA 的思路靠近。
在 FDA,诊断和药是绑定的。用所选的平台去进行诊断,检出是阳性才会被保险覆盖。如果国内政策往这个方向走,将会快速进入医保的方向。同时,伴随诊断的专家会对此有所帮助。但是,另一方面从更广的人群去进行推广,我认为是两边都有侧重。
关于生物标志物的策略,要根据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实验的目的来。如果是一个新的项目,我们想要它快速上市,在快速上市的策略里面,必然会推更小更快的临床实验、更精准的人群,尤其是在一切都比较成熟的治疗体系里切入。
快速上市之后,开始冲大面积的适应症,会是另外的一个策略。所以精准的伴随诊断,会根据不同的策略调整。
IVD 产品的落地
产品技术不过关,几亿美金打水漂
凌少平:思路迪在诊疗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实施 IVD 产品的落地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多或者更激进的投入?
【蔡平】从药物研发的方向,公司坚定以标志物驱动的药物研发为核心,不能说 100%。
有一些肿瘤可能发生率比较小,病人群体很小,现在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既然要做这样的方式来开发药物,那诊断是一定要技术过关的。
在开展前瞻性试验时,假设诊断的产品技术不过关,筛出来的病人入组花费几个亿,如果是全球实验,几个亿美金就打水漂了。
所以,我们在诊断的技术上、性能上,包括服务的技术水平的要求上,都需要按照标志物驱动药物研发的标准做
如何平衡风险与投入?
凌少平:对于百济、思路迪,投入上还会持续投入吗,还是自己要把分层再做得更细致?企业内部是怎么平衡风险和投入的呢?
【蔡平】后面也有些其他的研究,比如说罗氏它是用 bTMB(blood TMB,一种血液检测)来做marker(标志物)的。终期的数据显示跟 ORR(objective response rate,客观缓解率)有关系,跟 PFS(progression-free survival,无进展生存期)有关系,但是跟 OS(overall survival,总生存期)没有关系。
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全球临床试验,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其实也有些小的研究,是可以去预测 OS 的。
而且我们公司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专家合作,也改变了 TMB(Tumor Mutation Burden,肿瘤突变负荷)的一些算法,申请了专利。也就是说优化人群以后是可以预测 OS 的差异的,并把这个技术运用到未来的药物研发上去。
【张韵】从 NGS(高通量测序) 大 panel (通常包含几百甚至上千基因)的角度,我认为它是未来精准医疗的方向,驱动基因相关的结果。从 IVD 产品的角度是一个必要的方向,包括血液的检测,给医生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小指示,而是很多种。
单纯从肿瘤突变负荷这个角度来讲,肿瘤免疫的机理并没有非常的清晰。单单一种生物标志物很难非常准确地预测出病人的结果,以及 TMB(肿瘤突变负荷)作为多基因图谱或者大 panel,到底能不能预测对免疫治疗有响应,还有待印证。
凌少平:我们请郭医生来谈谈, NGS 作为传统病理的补充和趋势,衡道病理是怎么样的一个战略的态度和方向?
【郭滟】实际上现在获批的 NGS 产品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比较小的 panel(指<50个基因)。但 NGS 全基因测序,包括我们说的肿瘤突变负荷试验,也是在全基因或者全外显子的测序基础上进行的,它包含的信息量特别多,到底里面有多少东西,怎样解读,包括它跟免疫治疗的相关性,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实际上肿瘤有多少免疫原性?测出来的这些突变是不是包含了肿瘤的免疫原性?我持比较保留的意见。大 panel 对于科研或者药物研发是有重要的作用,但作为病理诊断或者分子诊断,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这么大的 panel 去做,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解读,第二是费用高昂,另外是检测平台判读的一致性,因为现在不同的检测平台都不一样,不同的软件分析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怎么样能有标准化的 SOP 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至于目前的 NGS,还是做常见的、已知的那些基因突变的小 panel。
凌少平:想问一下甘医生,现在基因检测报告是第三方出的,如果患者在医院使用或者自行购买的药物有副作用,或者没有效果,会不会产生相关责任上的矛盾?
【甘丽杏】现在好多第三方公司都做的很强大,因为要投入很多成本。现在很多的检查都是外送的,比如检查真菌、查曲霉、病原体,查乳胶凝集实验,再比如华大基因 NGS 检测等。
如果在用药的过程中,出现不耐受或者说没有效果,医院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医学本身也是不确定性的科学,理论上有效,实际上用药无效的人也很多
凌少平:这也是药监关心的问题,海外批复 NGS 证书的时候,是采用跟药厂一起联合开发的模式。现在国内 NMP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的政策叫做 follow up(跟踪跟进),看最终几年后的指向性疗效谁更精准。所以对于报证的 IVD 公司来说,要 follow 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证明产品更有效。医院不会去解决该问题,那么实际给第三方公司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所以蔡总,如果真的去报一个大 panel 的证,你觉得思路迪会不会有更多的考量,有关 follow-up 药效的证据收集和正式数据的证据的依赖?
【蔡平】我们会遵循这样的原则来做,但也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因为自己有药,会用伴随诊断(CDx)的方式跟药品来结合,会根据药物临床来决定,这个可能跟一般的检测公司不太一样,在临床试验直接用它的总生存率来证明有效性。
NCCN(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上关于治疗、选药、以及愈后相关的也就是 37 个基因,40 个以内全可以解决了。大 panel 需要几百个基因,最主要存在的理由是因为 TMB。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 TMB-driven trial (以肿瘤突变负荷为驱动因素的试验)与药结合起来做。现在已经有几个厂家都在推动这个事情。
【张韵】监管体系,也在转变它的思路,比如原来是不被要求药物疗效的。但是 PDL1 蛋白表达也好, TMB 的数值也好,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必须得跟药物的疗效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诊断。
凌少平:赵总你怎么看待上游的厂商在应用点上又切到一个产品,这样的战略重叠,对国内的这些 IVD 的厂商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赵瑞林】所有的 LSTlife science tools)公司是不是要往下游走,内部都讨论过很多。举个例子,五年前成立的 Guardant Health 公司的创始人是原 Illumina oncology 背景的员工。Illumina 市值是 500亿美元,Guardant Health 是 100亿美元。
再举个例子,Grail 是 Illumina 孵出来的一个公司,当时定位只做早筛,对还没有出现症状的病人进行筛查,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早筛。现在公司很多人做的是早诊,是另外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 TSO-500 切入到临床诊断这件事,国内厂商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在报证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本土化的。Illumina 机器报证,花费了五六年的功夫,外企对中国法律法规的把握程度,永远都抵不过国内。当年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的厂商换了,在美国需要重新做注册检,用了两年;一块电池换了厂商,又需要去做注册检了。
所以我觉得下游公司不用太担心,最主要是注册法规,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阴谋论,首先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生物标志物的临床选择
李宗文:张博士,你是怎么看 TMB , MSI 还有 PD-L1 这些生物标志物的?
【张韵】我觉得 MSI (生物标志物的一种)可能是另一回事,像 Keytruda(免疫治疗药物)有跨瘤种的适应症,有非常简单成熟的成分。单说 PD-L1和TMB,我们需要考虑伴随诊断的可行性,可普及可推广的程度,以及跟疗效的关系
如果跟疗效的关系非常清晰,现在看起来是 PD-L1 好,但一定是大 panel。目前问题在于这件事非常有难度,BMS(美国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之前尝试在中国去做,但没能进展下去。
李宗文:是否可以变相理解为,从药物的盈收角度来看,现阶段更倾向于选择 PDL1 大的检测来做临床实验?
【张韵】目前大部分是这样。但 BMS 在肺癌上面,没有选,是通过早期的一线的选择,拿到了肺癌的这个很大的市场。罗氏做 TMB 是从不同的病人的 second indication(第二适应症)去切市场,因为它用 PD-L1 推已经不可能了。
高通量测序大panel遇到的挑战
陈高鹏:我想请教两位医生一个问题,临床角度上怎么看四五百个基因的大 panel?
【郭滟】一种可能性,医生希望从大 panel 发现新的东西,满足大医院对科研方面的需求。但临床医生精力有限,不可能专门的抽时间来做一个大 panel 的数据分析,如果遇到这样的病人,他肯定希望找到一些他感兴趣的方向,在临床治疗或者愈后方面,实际上这也跟他的科研方向相一致。
专注于 NGS 的第三方检测,比较明确的突变已经有文献报告了;另外一些突变,就把它忽略掉了,或者在报告里面没有说明,这是现在大 panel 在真正临床检测中遇到的问题。只有打破这个瓶颈,才能让 NGS 推得更广一些,得到真正的利用
现存的大 panel 利用率比较低,花了很多的钱在上面,但获得的报告,是不是对诊断预后或者是即将可能出现的靶向药物治疗有帮助,我觉得还有所欠缺。
罗玺:基因信息进行解读的标准化,大家有没有一些看法?我之前做过 IBM Watson 智能解决方案在中国的推广,碰到的问题是很难去评判业界各个公司的水平,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数据和标准。
【郭滟】我也是比较困惑的,现在不同的 NGS 检测公司的平台不一样,它选择的数据也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标准很难定,所以现在批仅限于小 panel。我暂时也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说实话,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这样行业标准,我们的 NGS 产品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了。
我想问一下赵总,现在有两个大 panel 在美国已经通过了,是否是以服务为中心,在指定的实验室里进行?
【赵瑞林】确实是,指定的实验室、指定的地方,只能在一个地方去做,获批并不是说产品全部获批。中国业内有时候会把这个混淆,它觉得是个产品。在美国有一个 LDT 模式,其实不批整个产品。中国没有 LDT,所以全部走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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