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乌托邦主义者的败亡

王莽：乌托邦主义者的败亡

文：许倬云丨编：千字君、柏果、Kuange

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遇刺身亡，他建立仅14年的新朝也随之覆灭。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位文人政治家，他改朝换代的方式和治理国家的理念跨越时空，与后世诸多政权不谋而合。那么，王莽留给后人怎样的启示呢？

传统中国讲究“正统”，于是从前的史家几乎都把王莽看作大恶人，因为他篡了位。尽管我并不谅解王莽的行为，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要替他做个小小的翻案。

▍“天命系统”的由来▍

王莽出生的时代，帝国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传统。汉朝代替了秦朝，大家就认为：朝代是轮流做的，哪一个朝代做不好，就由另外一个朝代取代。但是，既然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维持下去，那么该如何解释改朝换代的逻辑呢？事后诸葛们总要有话可说啊。于是当时的人们把各个朝代都排成金木水火土的顺序，以便证明新朝取代旧朝的资格。

当时最主要辩论的是：汉是土德还是水德？秦朝已经说了自己是水德，如果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是土德，毕竟土克水嘛；要是不承认秦朝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直接继承周朝，当是水德。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看重朝代的五行属性？因为事后诸葛亮们需要有话可说。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等学说主张君主专制

第二个辩论则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果做不好就要换，但政权更替的逻辑是：视天命之所归。那么，天命是什么呢？说是老天爷要不要换皇帝，如何换，老天爷自会降下许多祥瑞或灾异：地震、日食等各种灾异不断，都是皇帝行为不当的警讯。

其实天灾总是有的，儒生时常借“天人感应”的说法来指责皇帝。儒生的目的在于警告皇帝：你别以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汉朝的儒生搞出这套哲学，意即天命是会变的，天命变了就要换新朝代来治理天下。这样的说法说了一百年，后来连汉武帝都相信，每隔四年就换一个年号，代表重新开始，是一个新的朝代。

▍众望所归的改朝换代▍

王莽原本是王太后的侄子，从小就是勤奋好学的人，是外戚中难得的有学问的人，因此他对阴阳五行、天命所归的道理是非常熟悉的。做宰相以后，大家都称赞他知书懂礼、思虑周密。发生灾荒时，他带头捐款捐粮赈灾。他儿子失手打死了一个奴隶，他逼这个亲儿子自杀谢罪。诸如此类的事迹，都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在王莽的时代，谶纬禅让的说法非常盛行。很多地方都报告发现载有“天命归王莽”的“祥瑞”，“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之类的说法，更是层出不穷。王莽把这些流言加以利用，却作出“坚辞不受”的姿态。于是无数人呈上表，从民间到官方都热切盼望王莽登基称帝。

谶纬常用到河图洛书

其实，改朝换代的理念，王莽是一本正经相信的，后来他的新皇朝国号就是叫“新”。所以后来有句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意思说的就是，当时如果他在谦恭下士时死掉，大家一定会说他是好人一个，但等到他篡了位，就变成大坏人了。可见，有些人要是早死几十年，或许就会留下极好的名声。

▍激进的改革▍

在勉为其难、责无旁贷的情况下，王莽篡汉称帝了。随后，他开始实践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下令禁止奴隶买卖，宣布奴隶为国家低等百姓，等若干年之后，奴隶就可以变回正常的百姓。这项改革是有道理的。

但是，王莽推行的其他改革，几乎都是癫狂的、灾难性的。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认为任何事情只要名字改了，实质也就跟着更改了。为了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全国的各县的地名、山川几乎全都被他改了名，有的不止改一遍。他把钱币、官制全都改换，甚至连邻近的匈奴、日本的国王都叫他们改国号。

短短十余年间，王莽改革币制五次，先后造出约30种钱币，三番五次地逼迫百姓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者治罪。

王莽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树林、水产、盐，私自买卖者治重罪。他说天下所有的田地都是王田，就把田地改名为王田，就有不许私人垄断的意思。他也不许百姓有过大的商业利益，做生意不许囤积居奇、不许敲诈……

王莽实施的，就是一种国家管控的经济体制。在遭遇抵制后，王莽又采取严刑峻法的方式强制推行。因此，胡适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个乌托邦主义者。

▍乌托邦主义者的败亡▍

王莽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

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还在时没人觉得某个王朝应该永远存在。王莽也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而他的书读得很多，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责无旁贷，“大同社会”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

王莽用意在于避免贫富不均、实现社会公平，但这些举措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国性的经济混乱，终于导致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刘氏宗族趁机起事，清算王莽篡位的罪行。

王莽的失败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最好笑的是，当绿林军打进长安、就要取他性命时，他还说自己有天命保护着，不必在乎，自己做了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以为有北斗七星保护着他，就高枕无忧了。

王莽的故事，告诉我们：改革不是书斋里的革命，改革者不能太理想化。

王莽改制1800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理想化的程度比王莽更彻底，带来的灾难也更深重。为此，埃德蒙·伯克撰写《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痛陈这种理想主义的可怕，并以此开创了“保守主义”的先河。后来，保守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将这种文人依靠理性建构社会的愚行称为“致命的自负”。

许倬云先生借着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从侧面为我们传达了伯克和哈耶克这样西方先知般知识分子的洞见，也诠释了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视野不可谓不广，思考不可谓不深。

这样跨越古今，打通东西的历史研究方法，既是许倬云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研究中一直提倡的史识，也是他的著作能启发我们的关键所在。

许倬云先生年轻时曾求学海外，也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致力于将西方优秀的历史研究方法倾注到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他在采访中将自己称为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的史观是没有疆域限制的，只有良知和学术规范的约束。

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说，许先生如此著史，“需要更多的知识背景，更大的论述视野，和更强的领悟能力”。

学者许纪霖认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王莽改制只是许先生众多卓越史论中非常细小的一颗微粒，他更多的思想光芒蕴含在他的史学著作中。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许倬云中国文化研究四部曲”，看先生如何以简驭繁，穿越千年，贯通古今东西。

张维迎教授指出：“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

今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还在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中附赠了许倬云先生的书，并叮嘱新生们完成阅读。他希望清华学子们能够“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学会开放与包容，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和视野传承过去、把握未来。”识图扫码，一键收藏“许倬云中国研究四部曲”。赞赏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