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篇经常在艺术史阅读中看到被推荐的文章，但目前似乎没有见到什么中文翻译。恰好最近想集中学习一阵英文资料，就顺手翻译出来，以飨读者，也为个人学习使用。此处为原文的第二章，Renaissance as Progress. 如有错误或不恰当之处，还请不吝赐教，点击底部即可留言。
原文：E. H. Gombrich, The Renaissance: Period or Movement in JB Trapp (ed), Background to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Introductory Lectures, 1974, pp.9-30 [Trapp no.1974D.1]
链接：https://gombricharchive.files.wordpress.com/2011/04/showdoc77.pdf
重新解释文艺复兴（Reinterpreting the Renaissance）
自然而然地，这从罗马的天主教领域开始了。当世界在同一个信仰下团结起来的时候，天主教时期的信仰时代的贬值自然会使这些学者们感到烦恼，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就是中世纪的一切是否都像那么黑暗，第二个则是文艺复兴是否真的点亮了这一切。每个问题都可以依据你们选择的材料来回答。但首先要提及的一个论点是，或许被批判的基督教会并不是与文化的复兴站在对立面的，而是引导新的转变、世界和人的重新发现的角色。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或许带来这个伟大转变的人不是佩脫拉克，而是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si）。他赞颂了造物之美，强调了个体的道德并首先理解了“个体（individual）”，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文艺复兴的真正起源是在方济各会运动中的（法国学者Sabatier[23]和他同期的德国人Thode[24]如此宣称道）。
此外，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们并不是异教徒，也不是反宗教人士，他们自己也是非常虔诚的人，正如伟大的艺术家们一样。现在这样的说法一定有很多了。如果你去国家美术馆，或者去看任何其他的收藏品，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描绘圣母玛利亚。换句话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并非专注于异教主题，而是非常注重传统的宗教主题。如果你阅读人文主义和他们的赞助人的生平，你很快会发现他们也非常关心自我救赎；他们为教堂和祭坛做着贡献，同时也非常担心如果他们过着罪恶的生活会引发的后果。因此，正如这段时期强调的虔诚信仰的作用，人们对于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完全异教的东西的反应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其中一个参与了此次重释的人是Warburg Institute的创始人Aby Warburg。[25] 还有许多人，Zabughin，Toffanin等等，还有罗马的天主教作家，他们强调了文艺复兴时期中宗教成分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过分强调了。
然而另一个更加精确的批评论点，反对了这是一个所有进步都被发现的新时代的观点。这个批评来自于科学史。你们记得文艺复兴是一次对“四艺”的贬低，是对数字和数学的贬低，事实上可以说，文艺复兴在科学思想中并不是非常丰饶。林·桑代克（Lynn Thorndike）强调的那个伟大突破[26]在十六世纪末才有出现。如果您对科学史有兴趣，我们对佩脱拉克在西塞罗的信件中的发现并不关注，我们关注的是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他主要的工作是在1600年之后。此外，被人文主义者们嘲讽轻视的学者们是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好得多的科学家。事实上在牛津的方济各会运动中，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和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人迎来了西方科学的曙光——当人文主义者还沉浸在过去的时候，像动力学和运动本质这样的特定问题在大学中持续被讨论着。确实，是有像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这样的例外者存在，不过列奥那多自称为目不识丁的人（a man without letters）——uomo sanza lettere——这非常暧昧，他对学术书籍的藏有数量也是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29]现在我相信所有科学进步都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来培养艺术这样的观点，这也是对事实的一种嘲弄。毕竟，所谓的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与文艺复兴密切相关。除了其他方面，哥白尼是一位将非主流的希腊作家翻译成拉丁文的人文主义者，他对另一世界的图景的探索是开始于对西塞罗和普鲁塔克这样的经典作家的探索。
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促使哥白尼去检索这些古老文字的。近来，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的理解在这里有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Frances Yates[30]和D.P. Walker[31]的精彩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些人尝试重拾的遗失的知识和我们今天称作的科学知识并不相同，而是被认为类似某种魔法的神秘思想。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类荒谬的渴求，而这些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致力于把这一时期解释为“进步”或“中世纪”的人贬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哥白尼能被解释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除非通过彻底阅读来源来控制，否则概括很容易变成陷阱和骗局。
这里就是我想要讨论的点了。任何关于“时代”的概括能告诉我们什么？“时代”是不存在的，意思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共享着相同的精神和心灵。人们在教育和学历上，在党派上，在品味上，在智力上，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在机会上，都有所区别。“在文艺复兴时期谁才真正是文艺复兴的人”，如果你用那些术语来提出这个问题，那将是非常荒谬的——当然不是指“木工和水管工”，或者普通的商人，或者普通的教徒。能够清楚地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他们的时代的人的数量总是很少——尤其是在大众媒体出现之前。此外，他们中的每个人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上都是独立的个体。人类是复杂的；他们可能会为了声誉而的耗费违背实际想法的口舌，或是在将死之时回忆起旧日情节。每个人都在各种层面上属于文明的各种角度。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也是我想阐明的一点，即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时代”，不如说是一场运动。“运动”意味着被宣告。一方面，它吸引了不能容忍任何不属于它的东西的狂热信徒，也吸引了各种来来往往的人；任何运动都有一定的强度范围，就像派系或“党羽”一样。当然也会有持相反意见的人以及中立的外围者，他们有着其他方面的担忧。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把文艺复兴描述成为这种类型的运动，但，自不必说，描述并不是一个阐释。历史学家们想要找出的，是什么使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成功的运动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当然，经济因素、平信徒的社会地位、城市的新角色都要在任何一个分析中被涉及到，但仍然有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即为何特定的创造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和模仿。在技术发明的方向上，答案很简单。它们被传播是因为它们很有用。拿眼镜为例：我们知道是何时以及何处发明的，在大约1300年的比萨。两代之后在中国发现了眼镜，因为视力不好的人们发现这件东西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换句话说，我们在面对发明时几乎都不必询问他们为何被接纳。有时候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某些有着明显的优势的东西没有变的流行起来；它们的接纳方式或许有着宗教禁忌。不过，发明中可被证明的优越性往往会变成先锋，成为其他事物的铺路者，然后与运动获得的声誉结合起来。当然，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在欧洲极富盛名；这也引起了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对意大利的怀疑，“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是魔鬼的化身”。但两件事情同属一类：优越性创造了嫉妒，反对和对传统价值的坚持，正如我们在《晦涩之人的信件（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中看到的讥讽一样。任何改变都会引发批评，而其中的一些批评或许非常合理。
我曾关注文艺复兴带来的实际成果，啊，我无法在这里展示——我的意思是，优雅且温柔的拉丁风格的复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触及到另一个成果，它集结了这场运动的骄傲的领导者们——即所谓的艺术的“重生”。中世纪艺术的爱好者们，更不用说原始风格或二十世纪革命的拥护者们，他们自然不会太关心这些言论。毕竟，现如今没有人会像十六世纪的瓦萨里（Vasari）那样认为艺术“已死”，直至1300年左右的佛罗伦萨复活了它们。但这种我们的品味变化不该也不需要展示这样一个事实：这期间的某些发明赋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优于早期传统的优势。当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那个德国大师，想要总结他口中艺术的“重生”或“重新生长”的含义时，他谈到了意大利人征服下的两种技能——透视科学和裸体绘画。让我来解释几句这意味着什么。
fig.1: Masaccio: St. Peter healing the sick with his shadow
fig. 2: Masolino: St Peter healing a Cripple
透视允许艺术家把人物放到一个可信的位置上。这幅马萨乔（Masaccio）的作品(fig.1) 显示出了他对透视的处理方法，而在Masolino的一副稍早的壁画(fig. 2) 中，透视则是错误的，建筑也没有合理连续起来。这是后来艺术家和作家们会特别对透视发展前的这一时期的绘画批评反对的。这展示了早先艺术家们所犯下的一些特定错误。丢勒喜爱一位先前时代的大师马丁·施恩高尔（Martin Schongauer），但他却慎重地通过更加连贯如一的透视纠正了施恩高尔的作品处子之死（fig.3-4）中的问题。
fig.3: Albrecht Dürer, Death of the Virgin
fig.4: Martin Schongauer, Death of the Virgin

把艺术家们吸引到意大利来学习新发现的原因是实际的成果。或者我们拿丢勒口中的裸体来举例。我相信，如果我们将乔尔乔内的维纳斯（Giorgione’s Venus）(fig. 5)或米开朗基罗的亚当（Michelangelo’s Adam）(fig. 6) ——二者均为1510年左右的画作——形容为“美丽”，我们不只是在简单表达我们的主观感受。我意识到关于身体美的观念因不同文化而有所差异，并且会不断变化，但我不确定这一观察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比透视更能保证一个完整的相对主义。毕竟，我们对于艺术家和平信徒曾对在意大利创造美丽图像中的这种新兴技术优势印象深刻，几乎可以说是陶醉其中的这件事，并不感到惊讶。
fig. 5: Giorgione, Reclining Venus
fig. 6:  Michelangelo, the Creation of Adam
这项技巧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伟大的文艺复兴艺术家们的作品之所以仍然受到欧洲各地的贵族收藏家们的青睐，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独特的。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本身是可以被模仿的，同时还能伴有一定的魅力和声望。
我们已经发现，确实在十九世纪，风格可以被当作某种类似于忠诚的标记。（现如今在我们的时代也依旧如此，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传统主义者。）将建筑风格的作用也与此联系起来的想法也不会太过牵强。当一个十五世纪的领主或商人坚持将他的宫殿或住宅按照所谓的all’antica（古人的方式）建造时，他也一样想要宣布他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忠诚，以显示他是一个有文化和品味的人。
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纯粹风格一样，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纯粹风格也不容易被轻易掌握——它在十七世纪的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之前并没有传播到英国。不过，通过引入一些形制、柱式、壁柱的新元素到人们的设计中，也是可以像意大利人致敬的。这也是文艺复兴的特征首次到达英格兰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弗兰德的图案书籍。[35]就像文学或生活中的其他意大利形式一样，我们可以将它们理解为对文艺复兴时期成果的尊重的象征。
文艺复兴等运动的成败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流行，声望，对新奇事物的寻求。但除非我们也将真实的成果，真正的征服的可能性也考虑进去，历史真的无非只是“一个接一个的该死的事物”。我一直在批判各种各样的进步哲学，以及最重要的形而上学理论，即黑格尔精神提出的历史的进程是预先注定的。但我认为，对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而言，对这类历史决定论阐释的拒绝并不能使我们接受完整的怀疑论。有限的阐释或许会应对有限的问题。对特定情况的详细分析有时可以使我们明智地询问，是什么确保了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运动的成功。文艺复兴的成功并不只是一个意外。
问答部分：
问：学生可能会发现听您的观点有助于一点，即一旦建立了文艺复兴的史学概念，人们就会倾向于去推动它。您提过布克哈特（Burkhardt）是如何将它反推回去的，但我们已经比那时走的更进一步了，是吗？您想谈谈这件事吗？
贡布里希：当然。一位美国学者，C.H. Haskins曾写过一本书名为《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37]这是本非常好的书。早先时候有“卡洛琳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意思是阿尔琴（Alcuin）等人试图复原或保持传统古典。[38]这就真的是我在讲座中提过的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西方艺术的复兴与再生（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一书的主题了，它有着非常好的参考书目。有很多独立调查者都进行过尝试，有时是在相对较小的圈子里——如查特尔学院（School of Chartres）等等——回到这些文本去学习他们所教授的内容，但他们的重点不同，潘诺夫斯基想要把这些“复兴”和那场伟大的高潮区分开来，因为他十分相信“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单一的时代。
问：这就是他拒绝将查特尔视作全面的文艺复兴，并仅仅将它成为地方性的“复兴”的原因之一吗？
贡布里希：它是具有地方性。但潘诺夫斯基也有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不确定它是完全成立的，即便他在使用它时非常充分。对他来说，这些复苏中世纪的过程并没有真正涉及到距离意识——他们仍旧认为古人是“我们的人”，他们仍旧使用他们的文字。对佩脱拉克来说，存在一个介于中间的鸿沟。他是带着距离感去看待古代的，并把它作为某种他想要恢复的至福境地。实际上，这是不同的年代。潘诺夫斯基认为，正是这种距离感导致了一切对某些古代作家的地方性尝试学习和对逝去年代的系统性复兴之间的差别，
问：您提到过佩脱拉克在学习希腊语时遭遇了许多困难，并由此开始。希腊是什么时候被“重新发现”和打开的？
贡布里希：实际上，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16*]确实在十三世纪去了希腊并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但关于希腊的系统性研究是始于佩脱拉克、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等人的佛罗伦萨的追随者们抓住了一次机会，即一位拜占庭学者——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来到了意大利，他们请求他在佛罗伦萨教授意大利语。确实，他们付的薪酬过少以至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再次离开了，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学到了足够多的内容，以便于后续自学。当时情况的第二个因素是意大利南部。在西西里岛，人们懂得希腊语，当手稿热潮恰恰开始时，一位叫做奥里斯帕（Aurispa）的西西里人旅行至拜占庭并收集了希腊语手稿。当然，在拜占庭，希腊文学从未被遗忘过，一直被保存在图书馆中。我们对奥利斯帕有所欠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因为，如你所知，我们有希腊作家，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土耳其人的攻击中陷落，这就是结束。人们是否还会复原这些手稿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如果你看一下希腊作家的列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或者其他任何人，你很可能会发现这些手稿是通过奥利斯帕来到西方的。塞巴蒂尼（Sabbadini）写过一本关于古代文本复原的经典书籍，还有本剑桥教师Sandys的著作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40]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大量与此相关的信息，当然，最近的研究总是会添加新的内容。
（全文完。）
译者注：
[16*] William of Moerbeke（1215-35-c.1286），是一位多产的中世纪翻译家，涉猎广泛，包括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哲学，医学和科学文本，是拜占庭帝国拉丁统治时期的产物。他的翻译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同期几乎没有相互竞争的翻译者，并且仍然受到现代学者的尊重。
Notes:
23 P. Sabatier, Vie de St. Francois d'Assise, Paris, 1894,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894. 
24 H. Thode, Franz von Assisi und die Anfänge der Kunst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Berlin, 1885. 
25 See my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1970. 
26 L. Thorndike,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7 vols., New York, 1923-41. 
27 H.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1949. 
28 A.C. Crombie, Augustine to Galileo: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52, Mercury paperback, 1961). 
29 For a balanced view see V.P. Zubov, Leonardo da Vinci, Cambridge, Mass.,1968. 
30 F.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 1964. 
31 D.P.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y, London, 1972. 
32 J. Huizinga,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 in Men and Ideas, (Meridian paperback, 1959). 
33 For a recent attempt to assess the "elite" in numerical terms see Peter Burk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London, 1972. 
34 For the following see my article "The Leaven of Criticism in Renaissance Art" in C. Singleton (ed.)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67. 
35 John Summerson, Architecture in Britain 1530-1830, (The Pelican History of Art), 1953. 
36 K.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57. 
37 Cambridge (Mass.), 1927 (Meridian paperbacks, 1957). 
38 Roger Hinks, Carolingian Art, London, 1935. 
39 R. Sabbadini, Le Scoperte dei Codici Latini e Greci ne' Secoli XIV-XV, Florence, 1905; revised ed., 1967. 
40 J.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1908, esp. Vol. II, "From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点击此处留言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