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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观点文章引发瞩目。首先这是主流媒体第一次把华裔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杨安泽，点击前文）放到与最具竞争力之一的党内大牌候选人Elizabeth Warren（伊丽莎白·瓦伦）一样的位置上，将他们的政策进行严肃的比较。
其次，这是一篇涉及经济、税法（点击前文）、消除历史性贫富差异话题的文章，题材硬核，比其他那些打打杀杀、作秀多过实际意义的话题，更受智商在线的选民的青睐。
这篇文章也反映出来摇摆选民的真实关注热点，经济问题。无疑，在目前民主党党内如火如荼的竞争候选人提名拉锯战中，跟其他候选人相比较，上升势头最强劲的是Yang和Warren。这与他们分别有姿态鲜明的经济政策和充满改革魄力的竞选信息，不无关系。
过去几十年，美国两党建制派缺乏足够的灵敏性和决策力，在建设壮大中产阶级这个维护自身制度根基的航道上，功课做得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突变，主要包括错误的战争和对对手的轻敌和错判。这些带来了诸多问题，譬如，资本的全球性逃逸逐利，带来美国基础实体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点击前文）；应对以自动化人工智能为特色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失业潮上，措施乏力；工作流失海外或者被机器吃掉的代价就是，大量欧美本土中下层遭无情的加速淘汰，永久脱离就业市场，他们的“美国梦”成随风往事。
下面这张图反映了美国中下层的困窘，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占有的社会总财富比例，在长达三十年之内不增加反而不断缩水。而最富裕的10%人群拥有的社会总财富比例一直在扩大，翻了三倍有余。
过去三十年，美国底层50%的人财富缩减；最富裕的10%人群的财富一直在扩大。
美国当前政治的动荡无非来自于，依然在高度发展的经济与获取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政策应对迟缓，之间的矛盾。精英已经压不住“穷则思变”的民粹潮，左右选民各自拥抱不同的激进甚至极端的变革派。
文章作者N. Gregory Mankiw是哈佛经济系endowed教授，也曾经出任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首席经济顾问。恰如他的经历所昭示的那样，这是位保守主义经济理念的大学者，被誉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护旗手。他对7年前拿到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Romney的经济理念和政策，也有深远影响。
在圈内的权威投票中，Mankiw是排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之后的，在世经济学家中第二受欢迎的一位。众所周知，Paul Krugman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大左派一枚。一左一右两逍遥，恰好是美国社会观点争鸣百花齐放的写照。紧随他们的是麻省理工（MIT，点击前文）的经济学大才子，来自土耳其的第一代移民Daron Acemoglu教授。
在文章中，Mankiw教授分析了他的前同事、同样做过哈佛教授的Warren参议员的税改政策，认为一大软肋就是可操作性上的先天不足。
这套由Warren团队推出的税改方案，也是集大牌名家的智慧之成，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两位大师，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他们的研究的主攻方向就是，针对美国过去三十多年来，财富日趋走向“赢者全拿”、中产萎缩、底层低迷不前的现象，如何运用税法等调节方式，进行有效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帮助重振健康强劲的中产阶级。
根据Warren税法的规定，每年，美国家庭资产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其5000万之上的财富部分将被征收2%的富人税；对等的是，亿万富翁的一亿美元以上的财富，会被加税3%。
至少从目前世界首富（点击前文）、二富都是美国人，并且拥有的亿万富翁人数居世界之最——每5590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亿万富翁——的事实上来讲，美国依然是巨富们的首选（点击前文）。这个税法会不会给美国带来类似法国那样的富人出逃的结果？恰好是引发争论的地方之一。
拥有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13个国家 维基百科
对于如何让巨富们为国家多做贡献上，两党也是各有招数。保守派采取信任富人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美国当代的贫富差距拍马加剧，恰好是从里根80年代实践“涓滴经济学”，给富人们大减税开始。而历史上，大萧条之后，自由派总统罗斯福大刀阔斧把最高个人税率的最高税阶提高到90%以上，则是将上世纪30年代恨天高的贫富差距打下来的头等功臣。
造化弄人，转悠了一百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回到了当年的高点。这时候左派民粹主义将带着“棒打华尔街”的草根领袖Sanders、Warren之类的左翼进步主义掌门人，送到了历史舞台聚光灯下。
反对的人认为，时代不同了，现在资本逃逸的门路比一百年前花样多得多，给巨富们加税，只会让富人和大资本逃离美国。支持者们则持不同看法，觉得这些缺陷和风险并不成为税法改革停滞不前的理由。美国过去几十年给top 0.01%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聚敛的环境，与之对应的是中产阶级被吸髓榨枯了，是让他们吐出来一些的时候了。操作上潜在的不完美不是推出策略错误的理由。
不过根据Mankiw的观点，从行政成本和复杂度来说，如何界定家庭财富的具体数额，也是一场IRS（美国国税局）与富翁之间“老鹰抓小鸡”一般的斗智斗勇的游戏。
譬如，如何将品牌知名度、技术创新的价值、声誉价值和人脉资源等这些”软实力”，量化成一个具体的财富数值从而征税？其中会有很多的模糊地段和定义的真空，给偷税漏税带来隐患。
就像Rihanna，迈克尔·杰克逊等天王巨星的音乐、影视作品在没有商业化之前，税务局很难冠上一个具体的数值去征税。这后面牵涉太多吵架扯皮打官司，埋下低效率和高社会成本的隐患。
名人的声誉如何折算成财富？
Warren税改的另一个漏洞就是，可能会出现为了避税，引发巨富们的离婚潮。因为一对资产5000万美元的结婚的富人，要比离婚的两个人每年多交100万的税。如果是有三个成年孩子的富人家庭，按照Warren的税法，离婚比不离婚的在报税的时候，可以多抵免高达2.5亿美元的财富。
虽然这个税改基于让巨富出钱，为全民幼儿抚养和公立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输血的初衷，并且碰触到的美国家庭预计将少于千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在这位前国家首席经济顾问兼哈佛经济教授看来，是个缺乏实际可行性的计划。
与此同时，Mankiw教授赞扬了杨安泽的用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补给“全民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 FD, 又称UBI)”的经济方案。这也再一次证实我们此前分析其实全民基本收入(UBI)是偏保守主义的经济思想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
VAT在欧洲诸多国家有成熟的成功经验；同时，“全民自由红利”是基于小政府运行理念的“美国公民人人有份”模式，可以节省大量行政成本，避免腐败通行和漏洞滋生（点击前文）。
如果对比两种巨富，一种是一掷千金的奢华生活方式，另一种是低调用度、多把资产留给子孙后代，Andrew Yang的税法会让后一种人更受益，而Elizabeth Warren的税法则可能让前一类人更多实现社会责任的逃逸。
不过Mankiw教授也同时提到，要选民接受Andrew Yang的政策也充满挑战。整体上，除了中低收入人群，其他人的税率都可能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多少人愿意在美国贫富不均回归一百年以前的历史尖峰的当下，选择“向我增税”来拯救社会危机，这是个大写的问号（点击前文）。
WSJ
教授的结论是，Andrew Yang的税法比Elizabeth Warren的更有操作性和可行性，但是能否赢得选举，他没有给出肯定的说法。这个疑虑也是对温和保守派如何看待Andrew Yang的政策和其他progressive民主党候选人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反馈吧。
（此文基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有大幅增加）
参考：
https://www.nytimes.com/2019/09/27/business/yang-warren-taxes-manki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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