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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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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黄河“治”出的民变
公元1344年（元至正四年），黄河大决口，河南、山东数州县受灾。

虽然灾情严重，但在元代数十次黄河灾难中，也算不得什么。之所以它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这次洪灾之后，忽然有官员提出“治理黄河”的提议，并引发了朝臣的争论。
赞成者认为：黄河大堤多年没有大修，年年有灾，产生了大量流民，这“以工代赈”正是历朝“管理流民”的做法。
反对者认为：正因为这几年年年有灾，老百姓已经怨声载道了，如果再把这些人聚在一起，“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也许是河患实在是拖不下去，最终还是最高层拍板：治河。
可是，这个元代历史上少有的造福于民的“仁政”，却真的送了这个王朝的命：
十五万治河民工聚集起来后，一种奇怪的氛围就出现了，在酝酿了几个月后，由一只刻着反标的独眼石人所引爆，拉开“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反对者虽然“冷血”，但却是真正了解民情的人，无数人聚在一起的情况，不管是“治黄河”，还是“赈灾”，都是对这个帝国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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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也会“赈”出“民变”？

古代发生天灾，皇帝最紧张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会不会发生“民变”。

过去我们总结像明未农民起义这一类因为天灾引发的人祸，总是归结为“民不聊生”“地方政府隐瞒灾情加征苛捐杂税”“赈灾官员勾结贪污”，等等。实际上，很多“民变”就算是“赈灾到位”也难以避免。
帝国的农民正常的生存状态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社会关系也仅限于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这么小的规模，完全可以依赖基层的宗法、乡绅和保甲制度进行有效管理。
但天灾改变了一切，几个县、几个州、甚至几个省的灾民失去土地，如果不赈灾，必然外出逃荒，即形成了“流民”，成为帝国的不安定因素。
但就算赈灾，“流民”的问题虽可解决，却有另一个弊端：灾民们除了领救济粮之外，无所事事，很容易成为“幸民”，即不务正业而得过且过之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养懒汉”。
而且，为了便于发放粮食，同样需要一个县的几万人、十几万无所事事的人集中在几个地方，这同样威胁王朝的安全。
数量，即是正义。——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为什么“群体聚集”后很容易发生极端暴力事件？想要理解这一点，还要从现代心理学总结的“群体心理”的三大特点说起，即：
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懈怠心理和群体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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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如果把一群素不相识的小孩子聚在一起，让他们自由活动，过一会儿，你会发现，他们必然分化为两类人：
少数孩子渴望表现自己，得到的关注越多，他们就越兴奋。为了争取别人的关注，他们会努力做一些控制他人行为的举动，比如大声说话、带头做游戏、定规则维持秩序，等等。
剩下的大部分孩子一开始有点恐惧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所以并不喜欢出风头，接着他们会努力地观察周围人的表现，争取让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取得一致，从而获取安全感。
这两类孩子长大后，就成了群体中的两类人，拥有两种不同的心态。
有些跑步运动员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有一个和你势均力敌的对手，你会跑出比平时更好的成绩；很多打篮球的人，在座无虚席的场子打球，发挥得比一般的比赛好；有些人在“群体面试”时，可以表现出超强的“领导能力”。
这种因他人在场而表现更好的心理，就是“社会助长作用”。
还有一些人刚好相反，在群体中反而会减少努力：拔河比赛别看个个脸红脖子粗，其实至少有20%的人是“假装用力”；过去的人民公社，大部分人都在“混工分”；很多人在开会发言时，即使自己有不同的想法，也会附和会场上最主流的立场……
这种因为人多而放弃努力，放弃独立思考的心理，就是“社会懈怠心理”。
这两类截然相反的“群体心理”，一定会在一个群体中同时出现，并且“共生”，因为前者必须由后者唤起，后者也必须以前者为目标来保护自己。
设想一下，一次赈灾行动，一万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每天定时领粮，无法自食其力，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这一万人必然迅速分化成上面两类人：
少数对“社会助长作用”敏感的人，往往天生有领袖气质，真是如鱼得水。他们开始主动寻找众人关心的话题。能吸引大家关注的话题，肯定都是“迎合大众恐惧”的坏消息：政府的救济粮不够用了、大小官员贪污多少多少了，等等。
几天下来，这些人自然成了“意见领袖”。
而其他人呢。这些人忽然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就像一个农村人忽然来到大城市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在大规模群体中生活的经验，周围各种信息都在刺激他们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社会懈怠心理”就开始发挥作用。
其实他们未必相信“意见领袖”的话，但只要与己无害，有人挑头，当然是好事，自己安全地跟着喊几声：
“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这两类人相互需要，相互强化，一遇上合适的条件，比如赈灾粮真出了问题，就很容易演变成“群体心理”的第三种特征：“群体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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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了！造反了！
我们通常认为，群体是个体的平均值。比如一群人开会，有人主张一个冒险的方案，有人主张一个保守的方案，最终结果应该是两者中和，既不冒险，也不保守。

但实际情况却是：群体决策常常比个体决策更容易选择“冒险的方案”，这就是群体极化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群化极化”呢？因为群体决策中，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意见领袖可以大胆地喊出最激进的口号，而“追随者”也愿意附和“最响的声音”。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当然，贴上胸毛说几句狠话，人人会做，可真的要造反，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每个人都要寻找安全感，哪怕是一种幻觉。
“意见领袖”被追随者的热情所迷惑，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而“追随者”们被“意见领袖”的恐吓和许诺所吸引，又从身边处于相同处境的人那里得到慰藉，也产生了“安全幻觉”。
“造反了！造反了！
“同去同去！”

而这一切，当初只不过是一群素不相识又无所事事的人，被迫呆在一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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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另类赈灾
公元1050年（北宋皇佑二年），浙江一带大饥荒，时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在散发米粮赈灾的同时，做了两件非常出格的事，导致了他后来被监察官员以“不恤荒政，嬉游不节”的罪名弹劾。

范仲淹还做了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是在赈灾最紧急的关头，他鼓动杭州的众多佛寺拨出巨资，大兴土木工程，理由是“现在大家都没事干，人工便宜”。
第二件就更出格了，在救灾款本来就很紧张的情况下，他花费巨资举办一场“官民一心共渡难关▪赈灾龙舟大赛”，作为父母官，他还公然违反八项规定，“日出宴于湖上”，搞得民众纷纷围观，产生了极坏的印象。
面对弹劾，范仲淹毫无惧色，上疏一一反驳。因为他所做的，恰恰是破解“群体事件”的思路：
首先，不能让百姓长期无事可干，就算是赈灾，也不能长期让他们“不劳而获”，这是“就业”的重要性。哪怕是“赈灾”这种极紧迫的任务，也不能丢了“就业率”；
有人要说了，那开头的例子不就是“以工代赈”，为什么反而捅了大娄子呢？
因为其次，
工程分布在各大寺庙，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群体聚集的风险
；相反，元朝把十五万怒气冲天的人聚集在一起，真是作死；

再次，修建寺庙是第三方承建的民间工程，就算有纠纷，也不会引发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而“治河患”是官方一号工程，给了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的机会，刚好成为“民变”的导火索；
还有最后一点，“龙舟大赛”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既有力地宣泄了受灾群众内心积蓄的负面情绪，又能强化“官民一心共渡难关”的大好政治局面。
相反，“治理黄河”这件本来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以元朝统治者的粗鄙无文，根本想不到要先进行“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宣传，反而加派2万士兵督工。这在一般老百姓看来，不就是强迫服劳役吗？
人都活不下去了，你还让我们干活？造反啦，造反啦……
同去同去！
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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