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种神奇的液体，醇香中透着辣气，绵柔中带着霸气，它给股民带来财富，它给国家增添荣耀。然而，曾几何时，它成了腐败势力向权力部门攻城略地的“特殊武器”，它成了腐败分子醉生梦死的“温柔之地”。它就是号称“贵族酒”“政治酒”的酒中至尊——茅台。
向以权谋私者亮剑
茅台酒产自遵义仁怀茅台镇，是贵州最具地域特色的特产和资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打着“地方特产”的幌子，利用管辖范围内的名贵特产和特殊资源谋取私利，实质是以权力介入其中，将“地方特产”作为媒介和资本，大搞利益输送。长期以来，茅台集团在特许经营之外，还存在一些机关单位领导签批就能购买的“后门酒”。一些领导干部或亲属拿批条、配额来卖“飞单”，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倒卖给“酒串串”，快速变现、一本万利。
由于许多地方一度公款吃喝盛行喝茅台，别有用心者送礼热衷送茅台，茅台酒瓶被贴上了“权贵”“腐败”的隐形标签。“公务酒”“人情酒”“办事酒”等游离于灰色地带的需求大量存在，使得每年只有20%的茅台酒进入大众消费市场，八成以上团购的公款消费和高级送礼人情消费。坊间一度把茅台酒的价格指数视为腐败指数。一些茅台专卖店在权力染指之下成了个别人谋取暴利的渠道，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整治用茅台酒谋取私利，已成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需要大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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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贵州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打响一场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攻坚战。在全省集中开展的两轮自查清理中，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共有392人填报存在或曾经有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等情况。茅台集团在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离退休人员中连续开展4轮自查清理，其中275名管理人员及员工填报个人参与或曾经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茅台酒厂所在地仁怀市在开展自查清理中，124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本人或亲属参与茅台酒经营。
在整治中，贵州坚持思想教育、政策感化、纪法威慑相结合，对向组织如实报告并主动纠正存在问题的干部，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同时，通过大数据比对技术，从严抽查核实，对核查发现申报不实的严肃处理。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陈洪勋、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原督查专员潘春泉因心存侥幸、不如实申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经营权。对申报不实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立案审查调查11人、组织处理47人。
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袁仁国案。
茅台老总的前世今生
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问题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恶劣。
（袁仁国）
袁仁国一度是风云人物。袁仁国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茅台集团，他在此工作了43年，其中担任贵州茅台上市公司董事长达18年，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达8年。
1956年，袁仁国出生在距茅台镇25公里外的茅坝镇。他们家条件不错，有6个小孩，袁仁国排行老二。袁仁国的父亲曾在仁怀县政府任职，由于当时年代特殊，袁仁国在父亲的庇护下得以接受教育。1973年高中毕业后，袁仁国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紧挨仁怀市区的中枢镇当知青。多年后，袁仁国对那段记忆依旧印象深刻，“我们从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八九里崎岖山路，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肿不堪，脱了好几层皮。”父亲看不了袁仁国受罪，于是托当时在茅台酒厂做副厂长的旧识将儿子介绍到茅台酒厂工作。彼时，茅台酒厂是国营企业，福利待遇较好，19岁的袁仁国刚进酒厂从最基础的制酒做起。因为茅台酒特殊的酿造工艺，制酒非常辛苦，袁仁国跟其他老老实实干活的工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跟在老师傅后面问东问西，跟他们打成一片。时任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有时下厂房，袁仁国同样抓住机会请教，“很会表现自己。”
（“茅台教父”季克良）
勤学好问的袁仁国很快引起厂长季克良的注意，并得到“聪明、文字功底也不错”的评价。1978年恢复高考，袁仁国报考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没过分数线，只能继续在酒厂工作。1983年，茅台酒厂为了培养人才，选拔了一批员工去贵州工学院脱产学习，袁仁国如愿以偿，名列其中。在季克良的安排下，袁仁国历经制酒、制曲车间工人、供销科科员、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三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厂长助理等岗位。季克良评价袁仁国有干劲、有闯劲，在多个岗位的轮换中得到锻炼，能力迅速增长。在酒厂工作中，袁仁国注意到每年都有一批特别监制的茅台酒发到北京，他向人打听后知道，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爱喝的酒。自此，茅台酒在袁仁国心中多了一份神圣感。
1989年，茅台顶着“国酒”的光环参与国家一级企业评选时却意外落选。袁仁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毛遂自荐：“我就不信，就这么让人打发了！让我去趟北京，我要试试。”得到批准后，袁仁国直奔北京，向评委讲述了三个多小时。最终他以“日本、欧洲技术多先进，茅台却谁也模仿不了。这说明，茅台的标准比国际标准更高，世界上只有一家茅台”为理由，为茅台赢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回厂后，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为即将到来的评选工作全力准备。1991年，国家一级企业的牌子如愿挂在了茅台酒厂的大门上。同年，袁仁国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党委委员，踏入茅台管理层行列。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中国，又逢山西朔州毒酒案，整个白酒行业岌岌可危，一向不愁卖的茅台，陷入“滞销”危机。当年前两个季度的销售量加起来不足700吨，只达到了全年销售计划的30%。已在茅台集团副总经理的职位上安稳度日的袁仁国临危受命，再次跳出来担纲茅台酒的销售大任，出任贵州茅台总经理。上任后，袁仁国立即在酒厂广发“英雄帖”，组建一支包括他在内的18人营销“敢死队”，去完成剩下70%的销售任务。袁仁国下死命令：“我不问过程，要的只是结果。”
（茅台集团正门）
非常时期，袁仁国要求“敢死队”采取非常手段。“敢死队”在各地举办白酒研讨会、订货会和名家诗会，席间袁仁国豪爽地把30年、50年、80年的陈酿茅台拿出来敬经销商。价格不菲且难以买到的陈酿茅台征服了经销商的味蕾，为茅台打开销路打下基础，袁仁国也借此跟经销商搞好关系。那时他把各地糖酒公司的负责人请到了自己家里，又亲自下厨张罗了一桌丰盛菜肴。饭桌上，他举起酒杯：“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够朋友的干了这杯。” 某次和经销商吃饭，经销商使出了激将法：“你喝一杯，我批100箱茅台酒！”袁仁国二话不说，马上连干三大杯，经销商哑口无言，只得兑现承诺。袁仁国用这种江湖方式完成了当年的销售任务。袁仁国自称：“从1978年开始，每顿饭都喝上三两茅台，天天如此，喝过的茅台酒恐怕也有两吨了。”
在袁仁国的觥筹交错中，经销商逐渐成为茅台的编外生力军，助推茅台酒销售一路走高。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比上年增长13%，创下当时茅台历史最好的销售业绩。2011年底，一瓶飞天（五星）茅台的零售价一度突破2000元，还经常出现有价无货的状况。茅台涨价最疯狂的时候，茅台一瓶难求，需要打通茅台高层的关系，才能拿到买茅台的批条，“拿到批条，到厂里提货，一转手就是翻倍的价格，拿到批条就等于拿到钱”。2012年，茅台酒几乎炒到历史最高峰，然而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依靠公务消费的茅台遭受重创，经销商纷纷抛售茅台酒，飞天茅台的价格一路狂跌至800元一瓶。年底的茅台经销商大会上，袁仁国再次出狠招，他要求经销商“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不能低于1519元/瓶，谁低价卖酒取缔谁，毫不含糊”。最终，茅台每瓶卖到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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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危机，袁仁国又在企业内部大搞成本控制、人事待岗，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最终茅台走出困境。2001年，贵州茅台上市，袁仁国也被任命为贵州茅台的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贵州茅台由此进入“袁仁国时代”。随后，袁仁国启动一系列技改、扩建、包装、贮存工程，两年后，茅台产量突破1万吨。2005年，随着股价持续攀升，茅台成为沪深两市白酒行业的第一牛股，净利润超过当时的全国白酒之冠五粮液，2001年茅台营业收入只有五粮液的1/3，但他上位后，茅台现在已一跃成为“市值全球第一的酒企”。
但2013年，在八项规定出来后，茅台曾有过“艰难的时刻”，白酒行业再次陷入低迷，整个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在2014年、2015年白酒行业一片萧瑟之际，茅台仍然实现了业绩正增长。事实上，在上任之初，袁仁国就把茅台的竞争目标定在世界顶尖洋酒商法国保乐力加和全球最大洋酒公司英国帝亚吉欧。接手后的20年，袁仁国时期的茅台营收一步步超过五粮液、波尔多、保乐力加。在袁仁国任职期间，他提出一个目标，超越“全球酒王”帝亚吉欧，该目标在2017年4月实现。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贵州茅台市值达到715亿美元，而在伦敦上市的帝亚吉欧的市值为711亿美元，贵州茅台超过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烈性酒酒厂。2018年1月，茅台以超万亿市值超越LVMH，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奢侈品”集团。 
茅台近20年的市场化业绩也有目共睹。1998年，袁仁国接手茅台时，销售额仅8亿元人民币，到2017年，销售额已达600亿元人民币；1998年，茅台的销售量占全国白酒不到0.01%，2016年在高端白酒市场占有率已过半壁江山。借助电商平台，茅台完成了主力消费人群从“三公”消费到普通消费者的重要转型。茅台酒在热门影视剧和电影中的广告植入，也为其打开普通消费者市场提供了帮助。2017年，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的七次吃饭的镜头中，四次出现了剧中角色喝茅台酒的画面。同一年的电影票房“爆款”《战狼2》中，吴京也有多次喝茅台的镜头。之后，时任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和总经理李保芳联名致信吴京，感谢他和电影剧组，同时还组织员工包场观影。
（电影《战狼2》截图）
酿造腐败的董事长
功成名就的袁仁国狂妄程度令人吃惊。袁仁国有段时间出门，要带4个保镖为他开路，他到一个洗浴中心洗桑拿，会有10多个茅台的中层干部陪着。他只要一站起来，这些干部就会抢着上前扶他。
2018年5月，袁仁国正式卸任茅台集团董事长。因涉及贵州省某位当时已经被公开通报的副省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纪检部门曾将袁仁国从其家中“请去”谈话，主要了解其与该副省级干部的有关情况，其间问出了袁与茅台多家经销商输送利益的问题——“涉及的利益至少是以亿计算”。
2018年10月，经中共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经查，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转移赃款赃物，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大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袁仁国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和我省重点国有企业负责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当作个人和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且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十分恶劣，应予严肃处理。2019年5月，袁仁国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网站截图）
有人说，袁仁国“成于营销，乱于渠道”。但渠道之乱，或许指向了其营销徒有市场化之表，法与纪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袁仁国在担任茅台集团领导期间，奉行“我的地盘就应该我说了算”，把茅台酒各项审批权牢牢抓在手中，使其成为自家的摇钱树，批专卖店收钱、批经销商收钱、拆分经营权收钱、批条卖酒收钱……办公室、家中、医院、宾馆、餐厅、停车场等，都是其权钱交易的场所。
除自己收钱外，袁仁国还放任家人、亲戚及身边人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利，其妻子、儿女、堂弟、远房侄子等，甚至家中保姆、司机，都在袁仁国的帮助下以酒谋私获得巨额利益。
搞政治攀附、拉拢腐蚀干部，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是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其恶劣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2006年以来，茅台集团在产品营销中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只要得到茅台酒专卖店、经销商资格或批条，不用经营管理，转手就能获取巨额财富。调查发现，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高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
（茅台酒厂车间）
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 在茅台酒厂包装车间门外的广场上，这里一度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少人举着找关系拿来的批条，现场倒卖，一本万利。许多一线职工也以跟袁仁国沾亲带故为荣，以能够打招呼、批条子为荣，无心生产经营。在茅台酒厂生产车间，酿酒工人们要顶着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汗流浃背地工作。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员工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工作一辈子，不如别人炒一单”，“干得好不如关系好”。在权力染指下，茅台酒违规销售成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的交易场，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污染政治生态。
攀附权贵的工具
在中国，没有哪一种商品能像茅台这样，和一个企业家、一名官员的职业生涯如此紧密。茅台在成为奢侈品的同时，成为一种身份和腐败的象征，而贪官和富豪们乐此不疲。在2012之前，占据政府采购高达30%销量的茅台，曾“醉”倒了众多官员。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常年喝茅台，轿车后备箱里随时都有成箱的高档茅台酒，被称为“茅台书记”。河南2018年查处的一名副厅级干部李新中，受贿只收茅台不收钱，有求于他的企业老板一次送他几十箱茅台酒，法院认定他578万元受贿金额中，有236万元是茅台酒，重量近1吨。天津市医药集团董事长张建津2013年过生日，有老板带来普通茅台酒，张建津不屑一顾地要求改用其他人带来的15年年份茅台酒，颜面扫地的老板为了“一雪前耻”，特地买了30年的年份茅台酒来讨好。2010年广东佛山市高明区规划局局长谢安华素有“茅台局长”之名，每宴必饮茅台酒，案发时家中还搜出多箱茅台。
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王三运、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获得茅台酒经营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已被查处的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原书记的王三运，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都有靠酒吃酒、以酒谋利问题。
（贵州贵阳，酒博会上的茅台酒厂参展区排队购买茅台酒）
2017年7月，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落马。王三运先后担任过贵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他 “特别爱喝茅台酒，酒量也大。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王三运也热衷于为茅台做宣传。1998年，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出席茅台集团的某签字仪式。多年后，茅台集团在安徽开经销商联谊会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又在合肥接待贵州赴会领导。他只喝茅台，爱戴名表，讲话动情爱用排比句，喜欢唱歌是个“麦霸”，常说空话热衷形式主义，如今他以另一种形象黯然谢幕。
消息传出，刚就任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王晓光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王三运与王晓光籍贯都在山东，从小生活在贵州，并从贵州开启了自己的仕途。两人还是校友，均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生于1961年的王晓光，大学毕业后当了6年教师，而后进入政府机关，先后在贵阳市公安局与贵阳市纪委工作。1995年9月，王三运调任贵阳市委书记，王晓光也迎来了仕途的转折点。他先担任王三运的秘书一年多，之后离开市委机关，担任贵阳市乌当区副区长。王晓光在王三运的一次生日宴上送去一箱茅台酒，并有“祝贺师兄大寿”的字样和自己的签名。由于曾担任王三运秘书，王晓光累积起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能量，此后的仕途顺风顺水，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被提拔。从副区长到区委书记、贵阳市副市长、遵义市市长。
其实，在担任遵义乌当区领导时，王晓光便跌入腐败的泥淖，此后边升边腐，官当得越大，贪腐行径越有恃无恐。王晓光的亲人以及一些“商界朋友”，依附在他的周围，利用他的影响力，承接了不少工程项目。对于“商界朋友”送来的“分红”，他也大多笑纳。2011年，王晓光由遵义市长调任六盘水市委书记。2013年10月，时任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落马。一个月后，王晓光以“救火队长”的身份回到遵义，担任市委书记。自以为得意的王晓光，台上台下更卖力地扮演起两面人。在公开场合，他大谈“两进遵义城，一生遵义情”，还说自己工作在遵义这个浸染着红色基因的城市，“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根植于心、深入骨髓”。
然而私底下，王晓光热衷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大搞特权，违规使用公款豪华装修住所；痴迷兰花，玩物丧志；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王晓光敛财的手段很多，从靠酒发财到收受贿赂。边腐边升的王晓光终于当上了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晓光）
王晓光为官多年，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每当有酒局时，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给他准备一箱酒。饭局结束后，箱子里经常还剩四五瓶没有开封的酒。这时，王晓光会交代，把没喝完的酒放汽车后备箱，让驾驶员平时喝一喝。实际上，酒大多被王晓光运回家中。据介绍，王晓光几乎每天都有酒局，如此积少成多，大概每个月就能收集到约50瓶好酒。加上有求于他的人送酒上门，他家的名酒堆积如山。由此，王晓光做起了卖酒的无本生意。他给相关机构与企业打招呼，办了四张酒类专卖证书。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4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
王晓光在省城贵阳开的四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他自己负责“货源”，由家人进行销售。名酒专卖店生意清淡时，他还授意单位下属去自家店采购。 王晓光边收边卖，将巨额利益收入囊中。由于名贵白酒都是有编码的，一些单位发现，采购的酒让王晓光拿走“喝掉了”，不久又出现在市面上，甚至还由原单位继续采购。报道称，“在他落马前的半年内，他老婆将家中上百瓶名贵白酒倒入下水道。据估计，这段时间王晓光夫妇倒掉的白酒价值数十万。”在对王晓光的双开决定中，中央纪委用了“寡廉鲜耻”四个字。
随着王晓光被查处，因领导干部搞特权而衍生出来的“茅台酒乱象”，逐渐浮出水面。市场上一瓶难求的茅台，成为灰色利益渠道。毕节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罗建强，在两年时间里收了26瓶茅台酒。其中2瓶是茅台年份酒、24瓶是国宴茅台酒。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就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办理了茅台酒专卖店。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
六盘水市曾查处利用茅台谋利的两名官员。一位是公安交通管理局原政委赵福军，收受茅台酒后直接转卖；另一位是钟山区原常委、副区长郭锐，转卖茅台酒批条，仅倒卖批条就获利10万元。
仁怀市茅台镇杨柳湾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某某，其利用在茅台酒厂征地拆迁中协助开展信访维稳等工作时认识酒厂相关领导的便利，找酒厂领导得到批条，购得茅台酒30件用于谋利。在专项整治活动中，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陈洪勋、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原督查专员潘春泉因心存侥幸、不如实申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茅台六大高管落马
上梁不正下梁歪。袁仁国带头破坏党纪国法，造成茅台集团班子成员思想混乱、各谋私利，在其任内，房兴国、谭定华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处。其被查处后，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高守洪及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永等先后被查处。
2006年至2015年，谭定华利用担任茅台集团党委委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先后为10多家公司成为茅台集团的茅台酒经销商、供应商等提供帮助，收受财物3460多万元以及200克金条一根。谭定华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收缴违纪款物，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谭定华）
2001年至2014年，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房国兴利用其担任贵州省仁怀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以及贵州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08.9186万元和价值人民币90.8万元的大众牌途锐轿车一辆。房国兴以受贿罪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受贿所得赃款一千多万元和赃物大众牌途锐轿车一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房国兴）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洪于2000年底至2007年3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100余次，共计1323万余元，还伙同其弟乔建华共同受贿218万余元，同时另有820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终，乔洪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乔洪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高守洪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长期欺骗组织，一再拒绝接受组织的教育、帮助和挽救，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他人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在与所任职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违规兼职取酬；违反生活纪律，追求低级趣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8月6日，高守洪涉嫌受贿一案，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11月，由铜仁市纪委市监委对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聂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茅台集团2014年6月出资4000万成立电子商务公司，主营业务是通过官方线上销售茅台集团旗下酒类产品，聂永在销售公司任职期间，为他人申请茅台酒经营权及经营过程中提供帮助，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聂永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将其收受茅台酒经销商所送财物进行销毁、转移和藏匿；违反廉洁纪律，违规参与及入股四家茅台酒专卖店，并将其所获分红入股到茅台电商公司从事营利活动牟取私利；违反工作纪律，在组建、成立茅台电商公司工作中，工作失职，未认真履行审核把关，未向茅台集团报告重大事项的更改情况；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数额巨大。
至此，茅台集团共有6位高管落马。
重塑良好政治生态
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移送和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根据王晓光、袁仁国案暴露出的茅台酒审批权集中的特点，深挖严查全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审批权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行为，违规违纪违法参与茅台酒经营、倒卖批条，以及内外勾结、“倒酒”谋利等问题。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贵州省委组织召开“全省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警示教育会议”，统一思想、坚定立场。该省组建由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市（州）党委、省国资委、茅台集团等重点地区、单位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贵州全面深入组织领导干部开展自查清理，组织党员干部向所在党组织如实报告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等行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和顽瘴痼疾，贵州省委态度明确，立场坚定，要求严查腐败问题，坚决拔掉毒瘤，深入推进专项整治。
（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警示教育会议会场。王新民 摄）
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茅台酒营销过程中易于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贵州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等禁止性规定，严禁全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使用茅台酒等行为。在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插手茅台酒经营活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实行“凡过问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从体制机制上杜绝“特权店”“后门酒”。在此基础上，贵州还研究制定《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细化行为性质，明确处分档次。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茅台集团开展专题调研，制定出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确定专项清查、深化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等7项重点工作。同时，积极推进茅台集团内部改革，重塑茅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省委派出专题调研组深入茅台集团调研，省委书记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指导和帮助茅台集团制定《理顺和规范茅台酒流通体制方案》，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透明高效的营销体系，通过抓整改促发展，实现茅台生产经营稳中有进。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整治活动中，茅台集团打上制度的补丁，扎好篱笆的缺口，全面停止审批新增茅台酒专卖店、特约经销商、总经销商和批条零售，规范各项审批决策程序，严格执行茅台酒经销权审批方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杜绝出现“一支笔”“一个章”的审批现象。
按照“聚焦主业、做精做强”的要求，集团党委通过“定位、定向、瘦身、规范、改革”系列举措，从流通体系的体制机制这个根本上进行整治，着力开展清理56家“僵尸”企业，加快推进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定期专项检查常态化机制、健全经销商档案管理、调整干部队伍等，堵住漏洞，扎住茅台失血的伤口，实现“防腐、控价、增效”目标。通过整治，茅台集团风更正、心更齐、劲更足，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2019年，茅台集团提出了冲刺千亿的年度目标，计划全年完成营业收入1000亿元，同比增长16%。
可喜变化的背后，是贵州在专项整治中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从源头上防范、从制度上规范，斩断利用茅台酒搞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的利益链条，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所激发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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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国纪检监察报，环球人物，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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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乐帮办      图片| 源自网络
来源 | 辽沈法律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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