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最初是近乎全息的视听一体;后来截断万有众流,将世界客体化,如局部化、有限化和符号化,如此一来,全息思维日益简化为低维单维,世界被扁平化,一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陈列到书本上、图书馆里,供人观看。这种视觉思维甚至独霸人类的心智数千年之久。
当现代人日益意识到听觉思维的重要性时,人们已经难以理解言说、吟诵对象时具有的魔力,听与说,都具有超凡的高峰体验。于是,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无意义。
语言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原生文字或者象形,或者指事,或者摹声,都企图象天法地,参与天地的化育,参与天地的沟通。它首先是真实的表达,是人取悦或致意天地自然的产物,话语、符号因此在真实的同时有了善的愿心和信的情怀,就是最暴戾无知的先民一旦熟悉话语的表达、一旦以手指画符,他们的心地也会柔软起来。
语言文字一旦被发明发现,它反过来提醒了人类,自然,美是紧接着真、善之后送给人类的礼物。直到今天,初民运用声音、线条、文字和图象的力量仍有待后人参悟,一如毕加索看到一万五千年前的洞穴岩画惭愧的,其后的艺术创作都是一部衰颓史:“一切都在创造之中,而又在衰败之中。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画出这里的一切。”
即使说语言文字等符号是一种工具,这一工具也是神圣的。无论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梵文,这些原生文明文字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曾被称为“圣书”。在东方,当文字被造出来时,据说“天雨粟,鬼夜哭”;以至于文字从甲骨、钟鼎、竹简上移步于纸帛时,中国人说,“敬惜字纸。”我们中国人认为,刻在甲骨上、钟鼎上的文字是神圣的,写了绢帛、纸张上的文字是神圣的,它们是呈献给天地的文章、奏表,是取悦神灵的心声,它们的力量真实不虚、不可思议。借用意象音声符号,使得我们人类的文字有着咒语的功能,有着祝祷世界的意义。如何处理废纸,在我们的历史里,有习俗,有仪式。
作为原生文字的汉语文字,有着极为独特的魅力。作为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它有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汉语得名于秦后的大汉帝国;在此之前,华夏民族的言语称为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尽管“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秦汉的大统一,“书同文”构筑了一个社会书面表达的主体间性。文字、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作为口头语言的各地方言,并行不悖地得到发展,文言文不仅无远弗届地联接了中国的四夷,而且最终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民族,既是华夏文化示范的“价值观”,亦是当地文化效法的表达工具。
汉字的定型亦在秦汉年间完成,它定形为方块字似乎是天圆地方思维的产物,意味着人效法最接近他最托举着他的大地,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一系列过程,人最终参与生成了自然。不仅如此,汉字的书写可方可圆,汉字的象数义理或说形声义似乎伏藏了宇宙和存在的目的,书写汉字因此有着无穷的意味。这一现象使得一代代的中国精英之士参与了汉字的书写,在真实的书写之中,人们参悟着存在的秘密,参悟着存在的美和善;在真实的书写之中,汉字和书写者、诵读者都不是孤立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世界的有机体,是意义和目的的生成,是意义和目的本身。
汉语文字也因此成为语体、文体和书体最为丰富的文字。以语体论,汉字最初的一字既可能是一句话,是语言的浓缩;是一个有无穷意味的符号,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汉字逐渐以二言、三言、四言成为吟咏的对象,但当思维走向深化、具体,连曹操、陶渊明这样的天才都不能阻止四言诗的终结。以文体论,唐诗、宋词、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和对子,一方面日益繁复,一方面又简洁之极。以书体论,从金文、鸟书、简书到碑刻,从篆体、隶体到楷、草、行,汉语文字的表达和书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穷尽其态。
当其他文化的个体开始专注研思真实世界时,汉语世界的人们可以皓首穷经地研读汉语汉字,甚至借由汉语汉字抵达世界。不止于此,汉字还确定了声音,有人甚至认为拥有四声的汉字是比其他文字多一维度,在其他文字单维地指点世界时,汉字在视觉和听觉的丰富里觉照世界。
千百年来,对汉字的书写和吟诵安顿过无数的中国人,它安慰过乱世中的屈原、王羲之、赵孟頫,它安慰过杜甫、文天祥、汤显祖、曹雪芹,现代以来,它也安慰过鲁迅、穆旦。汉语汉字甚至是明心见性的法门;佛教文化的传入,更推动汉语成为无数高僧大德、诗人才子们参悟的最佳工具。跟穆圣不同,大字不识的慧能是通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开悟的,到了近代,同样底层的文盲王凤仪先生也是通过“做活的”一句话发现了自身和世界的秘密。直到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又在开启重新发现汉语汉字的历程,他们发现汉语汉字里有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宗教信仰等等,在世俗化如此彻底的时代,个体生活通过母语实践着对存在的归化。
二.
但原生文字的演进跟任何一个系统一样,经历了上升到顶后又不断剥落的过程。生有时、死有时,盛有时、衰有时,这是一个后来者眼里的悲剧,却是大历史大时间尺度里的自然。直到今天,我们人类当下的文明仍少有总结这些经验教益,却怀抱侥幸,企图超越或征服自然。古埃及的圣书、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古印度的梵文,在今天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职业技能,已经失去了当初鲜活的创世并生成世界的能力。但包括汉语言文字在内的原生文字,从未产生过占主流的人能胜天、制天的思想体系,它们的衰败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终究仍在大自然之中。
而原生文字一旦衍生开来,如表声的字母和各类假名,这些衍生文字系统就开始取代原生文字系统的位置,随着原生文明的衰落,衍生文字的单向思维一往无前地走向当下和未来,最终与文字创制之初的意义完成了切割。尽管今天“阿尔法狗”的命名使不少人重新思考创世问题,但“阿尔法”早就衍变为英语等语言的字母A,英语世界的语言文字编排就以之为开端,原其本质则是牛头这样的实物。与之相对,汉语言文字的辞书字典,多以天部、地部、人部的次序编排,或以一字开始,都是“一画开天”、“天年”、“天命”的观念表达,提醒生民注意天地的意义。
尤其是,随着文字符号从中心地带、从少数人那里传播开来,文字的变异不可避免,当天下人都以为文字有真实等功能时,当初的真、善、美,此时走向了反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文字既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又成了伪善、丑陋和罪恶的遮羞布。
在文明史上,原生文字系统既受次生文明的收藏、保护,又受次生文明的俯视、审判。不仅如此,衍生文字甚至产生了太多自负的思想体系,它们以物质的名义,消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的自然;以信徒的名义,消费了上帝……
原生文字硕果仅存的汉字,本身也经历了寿则多辱般的坎陷,它的神圣性在王权抬头的时代曾经大打折扣,它也一度沦为独夫民贼们“口含天宪”或“唯彼威福”的工具,专制者及其帮闲甚至以神圣自居,任意践踏汉语汉字的神圣。言语、文字从一统中收归王权,在此人类世俗化的进程中,“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霸道既剥夺了全民的创造力,又垄断了汉语、窒息了汉字。
至于书写,无论是对汉字的书写(书法),还是对汉语的书写(文章、著作),也最终出现了变异。书家居然是奸恶之人,文章家居然道貌岸然,以至于汉语的发展仿真、伪善、傻美,几乎不再是天地人值得托付的对象。
因此,在汉语世界完成了大一统之后,在秦汉以来的统治者以天的代言人自居之时,民众就开始了争夺对天地、大道的解释权力,无论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信仰,还是替天行道的口号,都表明汉语汉字的正当性是一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上层精英试图突围,甚至援佛入儒,喊出视民如伤、民胞物与的号召仍无济于事;一代又一代的民众起义试图解决问题,结果事与愿违。
但是,对汉语汉字的信仰仍支撑了传统社会的无数个体。西方的学者注意到,当西方人从中世纪走出来,大踏步地征服世界时,中国一流的头脑们却在倡导向内寻找;像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曾示范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经验。人们曾经把这一东方的现象当作文化落伍的表现,但经过现代性的异化,不少人重新理解了这一现象的合理性。而当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寻求突破一再失效之时,龚自珍、魏源乃至近现代的精英们都有把佛教文化的持咒修行作为日常生活的功课,那种念诵几十万卷数十乃至数百万遍的修行,公正地说,仍有着信徒的神圣性。
遗憾的是,个别的努力没能阻止汉语的危机。在次生文明开创的“现代性”面前,汉字更是无所适从,甚至听命于异质思维来评判、归类整理,一度面临被打倒的命运。我们的精英之士甚至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语汉字的西化、拉丁化、拼音化等等,成为现代中国转型初期的重要思潮。
三.
黎锦熙先生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是这一中国转型之初的重要成果。美国费城,因有《独立宣言》发布地的殊荣,故在1926年即开国150年纪念之际而举办世界博览会。黎锦熙先生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嘱托,创编了中英文对照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作为中国教育展品之一,送往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荣获奖章、奖状。黎先生的《潮流图》,在绘制时得到了赵元任、钱玄同、刘半农等先生的参与校订。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古老文化向新大陆精心准备的礼品,也是借新人的眼光梳理自家家底的产物。
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礼物。时至今日,无论是收礼的西方还是送礼的中国,对这一作品的意义仍不甚明了,但中国的语言文字、文体文学在四千年来的来龙去脉有了一目了然的景观,黎先生取法山川河流来比附我们的母语演化,如此形象和简明,几乎空前绝后,后来的中国文学史、汉语史与之相比,基本大同小异,而在形象和简明上,多有不及。类比同时代受西人影响的哲学史(如胡适等人的作品)、历史(如顾颉刚等人的作品),黎先生的作品反而少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
从胡适以降,留学归来的知识人跟国内知识界结合,争到了以西学整理自家文化的地位,在整理“国故”的名义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被割裂了。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传人确实有起点即高标的业绩,有中西兼备的视野,有开拓之功;但后来者不肖,因为自己的浅陋无知而仰视民国知识人,对其缺陷、短板几无所知。
其实,就在当时,有识之士一再提醒,中西文化的交流要有文化主体性,如陈寅恪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随后不久,王新命等人哀叹:“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新文化运动以现代性的名义,一度坐实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性质和命运,封建专制文化的判词使得古典文化在国人心中多是值得怀疑、批判、解构的。
后来的王汎森先生观察说,中国文化在民国知识人眼中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无论引进西学的“拿来主义”,还是整理国故的“中西体用”,我们都能看到民国知识人身上有“知识自负”和“隔膜”的嫌疑。
自负跟自卑辅成,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精神或科学思维面前,很多知识人难以想象,文武周孔以降,中国一流的头脑和心灵,会去关注易经,会去格竹子,会去思考阴阳五行,会去探索山医命相卜。很多知识人为自家文化中这些“不科学”、“无逻辑”的现象而感叹,而庆幸自己获得了科学和现代的救赎。但这一自负、自卑都源于自己的知识不足,这一现代转型期的自以为是只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泡沫,它们并非潮流本身。
正如本书著者之一解说《潮流图》时所说,“在今天再去回顾,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资本经济体系,殖民贸易,议会民主,国民教育,个人主义,将文学学科化的社会分工,臣服于未来的时空观,是西欧基督文明演化出的整套架构,成型不过两百年左右。它在其他文明地区的快速输入,所造成的震荡巨大,这震荡至今尚未终结,制造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伤和活力。”
四.
我们说过,在现代性视野里出现的《潮流图》还算是民族虚无主义色彩较少的,这大概归因于母语的魅力。尽管如此,它是在现代转型之初的激进主义背景下出现的,从属于激烈的社会改造。黎锦熙先生就一度主张拉丁化,他也是汉字拼音方案的奠基者。《潮流图》研判历史,因此仍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但它以小溪汇成大河的形象无意中说明汉语言文字有着巨大的潜能,它具有难以想象的活力,不会像其他原生文字系统那样消失在历史的沙漠里、或者成为少数人的研究对象。
探讨汉语言文字跟古埃及圣书、苏美尔楔形文、印度梵文等原生文字系统命运的不同是一件冒险的事。以科学理性分析语言文字不是分析或判断文字的唯一角度,在强势文化也开始反思的时代,我们对文字的研究需要还原文明的背景。
如果从地理决定论来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地理空间虽有区域相对独立性,但跟外界敞开式的联接导致冲突一旦剧烈,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或者部分能解释这些区域诞生的原生文字系统会消亡,或者成为少数人保管的“化石”。相比较而言,东亚大陆确实有其独特性,它能够跟外界沟通,但又避免了为外界灭绝式征服的可能。文化的冲撞甚至给汉语注入了活力。
语言学的研究分析表明,在秦汉时期开始定型的汉语文字,至少是两种以上文化夹击的产物。如至今中国秦岭汉水一线为中心,水系的名称明显地分为南“江”北“河”;普通中国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而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的水系称“江”,可证那里的先民跟南方中国的关联。至今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常用词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说法:娘、妈;爹、爸;口、嘴;目、眼;牙、齿;奶、乳;狗、犬……这些也都说明汉语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形成的混合语。最近的例子,是上海市的语文教材中把“外婆”改为“姥姥”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北方话语对南方话语的压制,南方的网友则表示从情感上难以认同。
考察汉语文字的历史,它并非是由传说中的仓颉等人造出,从中心地区发布推广;而是多中心碰撞混合的历史的产物。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等等,都把自己的精神铸入了汉语、铸成了汉字。“一字多音”的现象,如猪字有鱼部“豬”音,支部“豕”音,微部“豨”音,文部“豚”音;“一义多字”的现象,如人称代词我有余、吾、予、我、俺、侬的说法,你有女、汝、尔、你的说法,他有其、厥、他、之、彼、渠、伊的说法;等等,在在说明,汉语是混合语,有多重来源。
如果诉诸文明背景,中国文明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也有着两种以上的来源。比如大家熟知的,如果说鸡、小米、大米是本土之物,那么,青铜、战车、牛、马、羊、麦肯定是外来之物;如果说天干、地支是本土之物,那么二十八星宿、月亮周期历、甚至太极图就都有外来之嫌疑。以短时间、快速来说,不曾注意的短时间是“忽然”,注意到的短时间是眨眼之际的“瞬间”,但当外来生活资料进入时,“马上”就迅速口耳相传,因为它太形象,大家都能注意并体会到其意义,远胜过“瞬间”;但“瞬间”等词并未退出消亡,反而在口头或书面运用中增添了趣味。不仅如此,研究中国两河流域的文化中心的生成,人们发现,这些文化中心在不同时代的兴盛都是不同地理空间注入活力的产物。
按当代学者张经纬等人的论述,以黄河流域为例,人们今天称为之农牧争夺线和三代王都线的文化区,传说中的夏朝是西边来的力量,有证据的商代是东边来的力量;周自西来,犬戎自东来;秦自西来,匈奴自东来;羌自西来,鲜卑自东来;等等,一直到唐宋时代,吐蕃自西,辽自东;西夏自西,蒙元自东等等,仍参与了汉语言文字的“当代性”……如以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为例,人们今天称为北纬30度上下的地区,是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区,在历史的演进里同样有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良渚文化自南方拓展,广富林文化自西边扩张;马桥自南边来,吴国自西边来;越国自南边来,楚国自西边来;等等,一直到晋自西来,南朝自南来;隋唐自西来,吴越自南来,宋自西来,等等,参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今天,回顾我们的现代中国史,同样如此。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大而言之,汉语世界的流行文化及上层建筑,先后接受过日本文化、苏俄文化、英美文化的影响,这些外来文化给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创造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增量”。
五.
考察我们的文明演进史,跟其他文明的差别在于,中国两河流域的半封闭性使得农牧文化的争夺、对灌溉农业区的入驻,都不及其他文明历史的惨烈。尽管“靖康之耻”、“崖山之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直陈汉民族的苦难,但这些苦难跟其他原生文明遭受灭绝的命运相比,还是相当侥幸的了。尤其是,周边族群入主汉文化区,几乎没有摧毁过汉语文化,反而多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
我们以此回看汉语言文字的混合性、复合性,可以说,正是这些四夷居中国的轮替,赋予了汉民族语言文字的活力。“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天下观到宋元之后发生了变化,汉语世界从四夷汲取能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相比于宋元之后汉语世界的变迁,此前的汉语发展史,反而像是内部的修补平衡,那些来自东南西北的力量反而成了汉语血缘的一部分。
汉语言文字的这一混合、复合特征导致它具有普世的魅力和价值。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文化,朝鲜半岛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汉字是东亚各国的共同资产。当代学者蔡孟翰认为,汉语文言文曾经长期是东亚的学术思想外交语言,是东亚地区的“雅言”,朝贡国家体系中的东亚各国除拥有本土立场外,还拥有汉字这个“斯文”的公共空间;直到近代,东亚各国在现代过程中,汉语文言文仍是它们传播民族主义的工具。因此,说汉语言文字具有天下性应可成立,即使在现代性的审慎视野里,它也具足东亚性。
跟四夷居中国参与汉语言文字的生成相比,唐宋佛法传入对汉语的参赞、元明清基督世界对汉语的参赞反而切近鲜明,让人记忆犹新。四夷居中国,使汉语在大陆中国一统独大,汉语对周边地区具有当然的协从罗致能力。这一格局奠定后,汉语就需要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的互动和打磨。由此,汉语文字区以地望东亚而居东方,北极和南洋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它能够接受的,乃是来自更大地理空间的文化中心的互动,如印度文化、如希腊希伯来的西方文化。
外来文化参与汉语言文字的演进是汉语的生机所在,就连汉字引为骄傲的声调,也有外来文化的功劳。公元489年,即永明七年,在南齐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中国人从印度梵文字母中受益不止一时,在永明年间算是开花结实,当时人相当于召开了一个“中印联合审音会议”,决定了汉字“平、上、去、入”四声的规律。外来文化的参与是汉语言文字的生机所在,我曾经感慨:“来自西方的印度佛教文化具有的慈悲、无分别心、缘起因果等等,补充了吾人的精神时空。但这还不够,明清之后,来自西方世界具有的自由、理性、科学、民主、博爱、逻辑等等,再度补充吾人的精神时空,这一民族社会的长时段历史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这样说来,《潮流图》即属于这至今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相信,如果潮流图不是站在现代化或西化的立场,而是真正回到汉语史本身,它或者更能指示我们的方法和方向。它会让我们更能理解汉语的活力、汉语的伦理责任和汉语的神圣性。
令人遗憾的是,汉语言文字虽然比其他原生文字的命运稍好,但也只是稍好而已。即使现代转型有着百年的经验,汉语言文字并未展露多少活力,反而更加沦为工具。在近几个世纪的文明变迁里,汉语最重要的参照之一已经不是原生文字的命运,而是衍生文字的状态。
最为难堪的,日语、韩语可算是汉语的衍生产物,但在现当代,它们的活力已经超越了汉语,我们从大陆中国人哈韩、哈日的流行生活中即可明了其中的意味。更让人心意难平的在于,语言文字品质的重要指标,翻译图书,已经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相竞争激励的参照。本书著者之一引用相关资料说,“从与其他语言的交流、联系看,汉语跟其他语言的联系甚至远不如日语。汉语图书译出频度为-13337,译入频度为-62650。日语则译出频度为-26921;译入频度为-130893,都约等于汉语的两倍,更别说人均数量了!”原生的汉语在数据事实面前,其活力、成绩只有其衍生的日语的一半而已。这虽然并不能完全说明汉语图书的弱势,但足以说明汉语世界的弱势。
同样重要的,跟另一衍生语言文字,英语相比,汉语更多一种羞耻。数千年来的汉语古籍图书,共计20多万种;这在同时期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成绩可以与之相比。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等剧变之前,与华夏文明相比,尚处于蛮荒状态。但英语走出中古英语的二三百年来,伴随着技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殖民征服,英语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英语图书仅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已经有120多万种,而其他文化的书籍译为英语的已经有26万种。在翻译图书的人类知识总量面前,英语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比例,汉语只占有百分之三的比例。跟英语世界相比,古汉语的成绩和现代汉语的成绩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也导致汉语的危难。“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
六.
如果我们梳理现代史上自家知识人向外来文化投诚的史实,其中的悲喜剧是令人心碎的。我们的很多知识人把现代转型当作单向的历史进程,把英语等衍生文字当作中心、权威的符号。这固然有现代性的误会,也有秦汉“书同文”以来的自负,以为世间必有一中心、权威,或必有唯一至上的神明。
但英语等衍生文字的混合历史仍证实文明不可能是“自有永有的”,文明是在多中心、不确定状态下的创生。尤其到了现代,英语更无标准,但英语言说者足以沟通。从欧洲各地汲取资源的古英语,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多中心语言。除英国英语外,最重大的是北美英语和澳新英语,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地区性的语词、语法和语音。其他如印度英语、东南亚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非洲某些新兴国家的英语,都各自受到了当地语言影响、具有语音和词汇上的特点。
由此可见汉语的拉丁化、拼音化等等运动,有着深刻的片面或说激进的轻率。传统中国文明走到尽头,烂熟得颟顸、无能,甚至制造了无量的罪苦、业力,有识之士展开的救亡之路是革命、带领共同体“出埃及”般地逃离或离家出走。从圣书的角度看,这是人类抛弃跟天地的契约,学舌另一种工具、膜拜另一种人造偶像的现象。钱玄同认为汉字灭亡或被其他文字取代的时间需要一百年,黎锦熙先生认为需要五百年,吴稚晖先生认为需要一千年,他们笃定汉语言文字必须主动改革以适应灭亡的命运。但英语世界的膨胀和多中心事实,法语、德语、日语、俄语世界的竞争事实,使得汉字改革无所适从或迟迟难以如愿。“我们确实想谦卑下跪,可是,让我们跪在谁的面前呢?”
事实上,英语等衍生文字世界的成绩本身也伴随了业力,在根本上忘记或缺乏原生文字系统的神圣目的。衍生文字多半是取用了原生文字的零件,如果它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发展动力,它的创造力不足,对世界的把握难免极端或片面;如日语的音素远低于世界语言的平均值,它的词语生成能力不够、音乐的表现较为单调。如果衍生文字企图把世界客体化,寻求表达的精细具体,如英语的音素非常丰富,但如此一来它的表达就处于不断的扩张或逸出之中。
像移动互联世界的诞生一样,现代英语一旦发动,就能创造出无所主宰、每一网点都参与的无远弗届的有机关系。我们中国文化认可这一宇宙观,以为世界无需主宰就能和谐有序,世界无须设计者,万物任其自性就能形成和谐系统。但我们中国文化警惕在宇宙间的逃离,对往而不返的现象深怀忧虑。今天的我们越来越清楚,任何对世界的客体化都意味着主体的异化,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观察对象的位置和速度,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世界的本质和趋势。对世界本质的观察和表达越精细,我们越是把握不了世界的趋势,我们失去了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衍生文字对世界的征服力越强大,它就越发变异,它像虫洞工具一样,把使用它的人带离此岸世界、此一宇宙,至于是否能带入到另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宇宙,我们并不知道。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是以我们中国文化对世界保持着观照、觉照,以天地印证人文,以人的展开印证天地,一旦时代社会产生了逃离,个体无所安置,我们中国人就会回到天地之中。司马迁明确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是完成了人类对宇宙的归化。
七.
现代汉语常用词是五万多,与之地位相当的《牛津简明英语词典》有条目24万;据说英语字汇已经接近一百万个,而老牌的或原生的汉字有八万多个字。普通人掌握三千汉字就可以混世界,要掌握英语,没有一万左右的词汇量几乎难以进行交流。英语的霸气、丰富可见一斑,它对世界的形容、观察和表达确实要精细得多,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天的世界性语言,但是,我们从词语的膨胀殖民中可见,神圣的通天塔确实无人建造,人类正如流星在宇宙间漂移。德尔斐的神谕说过,凡事勿过度。我们文化的易象思维也认为,枝繁叶茂固然精彩,但若着相,就会忘记根本,离本根太远。我们的汉语早就说过,“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或者这正是汉语言文字的使命。尽管它的活力不足,对人的救赎不足,对人类的责任义务承担得不够,但它仍有着最庞大规模的言说人口,尤其是它书契天地、伏藏天地精神,它有着以简驭繁的天才,它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它是人类原生文字仍兴旺的“活化石”,它需要英语等语种来校正,它需要世界知识来加持激活,它需要凤凰涅槃后的新生,需要从地方性知识中走出来,参与世界知识的演进。
公正地说,汉语的神圣性和力量并未失去,只是在代代传承中“花果飘零”,在少数人那里生成,尚未成为更多人和现代大众皈依的天命。但这少数人的献祭足以使我们对汉语的未来怀抱信心,以潘光旦先生为例,他身世坎坷,晚年又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他自己总结命运,一生是四个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他临死前想要一颗止痛片都不可能,在弟子费孝通的怀里死去,让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但是,即使晚年命运如此悲惨,即使再也无望出版图书,他仍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费孝通说自己的老师,“敝帚自珍,按他的习惯必定要亲自把全稿整整齐齐地用中国的传统款式分装成册,藏入一个红木的书匣里,搁在案头。他养神的时候,就用手摸摸这个木匣,目半闭,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费孝通先生从老师身上看到中国人的志,人有志了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有了神圣性,再也不会为时代所夺,也不会只做时代的注脚,他们有归属,有着落。我们中国文化提倡诗言志、文以载道。什么是志?士心是也。什么是士?推一合十为士。士就是要全面地、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界。什么是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诗言志、文以载道,都是表明语言文字的神正目的。
当然,我们今天重温这个故事,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更能体会其意义,那就是,潘光旦先生借助于翻译,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的归化,完成了汉语对天地的归化。同类的例子还有穆旦,他在无望的日子里翻译,他临死前也未看到《唐璜》的出版,他的翻译被称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同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书写汉语神圣性的高尔泰、巫宁坤、吴宓、陈寅恪、熊十力,还可以举出曹雪芹……
重温这些汉语史上的烈士们是有益的。黎锦熙一代人曾经推崇过自己的先辈刘继庄先生,刘先生是传统中国最后阶段的语言大家,他的名言曾是黎锦熙等人的座右铭:“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刘先生的时代,中国尚未遭遇外来文化的霸权,他在古汉语的研思里安身立命,他把人的使命提高到历史目的的高度,也同样证实汉语具足神圣性。
因此,在为本书著者注解《潮流图》作介绍时,我想到了汉语世界的河流曲折往复、世代流转。这一工作是周博先生多年就发下的愿心,其中也得益“纸的时代”的支持。而著者在注解中的平实、见识和自信等等才思随处可见,他们跟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一样有立论的信心。一幅《潮流图》在相距近百年后终于有了回应,在社会改造、组织平台之外,《潮流图》所涉及的问题和命题经受着当代人的审视,或许这本身说明汉语流向新的消息。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感叹里同样有神圣意味,我们一代代的中国人在这条河流里漂流、摆渡、谋生或相依为命。我愿意说,我们的这些文字是献祭给天地的,是献给汉语史上的先贤和先烈的,也是献给当下的汉语世界,献给正在发声并书写创造的大众。因为语言文字的神圣性仍值得领悟到的人职尽天命,正如诗人穆旦曾经说过的: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2018年6月21日夏至写于北京

汉尊近期文章推荐: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