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祭孔
阻挡现代文明的一道顶门栓
文：那兰   编辑：李强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才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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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揣度，中华民国的建立，就是给儒家出示了红牌，儒家制度应就此出局。
因为中华民国建立在以约法与限权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基石之上，儒家不再是权力运行的逻辑依托，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来源。然而奇怪的是，这种推理并不成立。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发出《整饬伦常令》，表白了对孔子的爱慕，支持成立孔教。
自此，尊孔读经的潮流开始堂皇而行。康有为的话更是“感天动地”：“中国人如不拜孔子，则留此膝何用？”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
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
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这番话冠冕堂皇，然而其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袁世凯并非真的信奉儒家——表面是要恢复儒家传统道德，内心却是踩着儒家的肩膀，一步步靠近金銮宝座。
当年这件事本身不算什么大事，但折射出近代儒家所面临的尴尬。
百年以来，从不乏儒家传统的热心捍卫者。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热心只是表面功夫，背后往往藏着另一套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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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康有为来说，坚持要把儒学塑造成国民宗教的努力，算是清末民初一大景观。他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西方国家都有宗教信仰，中国人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宗教，那西方的宗教岂不要来抢地盘
第二，孔子的名号、权威和神圣人格可作为一面旗帜，来号召和感化国民，达到统一人心的目的。
康有为
乍一听，既有民族大义，又有家国情怀，似乎无可挑剔，但深入细节，会发现康有为的动机没那么单纯。
在戊戌变法前夕的奏折中，他建议光绪：“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
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
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
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
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看康有为的安排，孔庙里供奉的当然是教主孔子；各级讲师、大讲师、宗师、大宗师、祭酒逐级选出，也是一套类似行政系统的体系，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不妨想一想，如果这一套真的实行起来，谁有资格成为第一任祭酒呢？除了创立国教的第一功臣康有为，还有别人么？
这并非腹诽。戊戌变法前夕，章太炎曾应邀进入康门主导的时务报担任主笔，不久因政见不合被排挤出局。
章太炎曾如此描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当然，仅因为教主情结，就否定康有为对儒家的虔诚可能有点片面。
毕竟，立孔教是他一生始终不渝的目标，且最后为此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但在康门中，的确能找到一些纯粹把孔子当敲门砖的人物，比如陈焕章。
—3—
陈焕章青年时曾随康有为在广州著名的万木草堂读书，后赴美留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辛亥革命后，陈焕章回到国内，一回国却发现，蔡元培等人在极力主张废除小学读经，于是他立即发表了《论孔教是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系列尊孔文章。
1912年秋，陈焕章又联合众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请老师康有为任会长，自己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
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还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
孔教会活动立即得到刚取得总统大位的袁世凯的支持，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陈焕章急忙进京，配合尊孔。
他联络一些孔教会代表向正在制定宪法的参、众两院请愿，呈交《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
陈焕章如此热忱地为孔教事业奔走，算是对儒家忠心耿耿了吧？其实不然。马相伯一眼看出陈焕章的真实目的。
陈焕章规定入会者无论男女老幼必须交会费，一旦定孔教为国教。
入会者将不计其数；《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仪式并收取费用。
每起收四元钱，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3千万，仅此收入即达1亿2千万。
他说：“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当年支持孔教的人很多，不可能每个人心里都像袁世凯、康有为和陈焕章这样打着精细的算盘。
但不可否认，这些主要活动者的“算计”，已经让尊孔立教的活动失去严肃性，更像一场闹剧。
最终，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领百官在孔庙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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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另一群人。当年确有一些人，真的是一门心思要保住孔圣人的“绝学”，没半点私心。
可悲的是，正是因其虔诚，将他们推入另一个极端——虔诚地把自己塞进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乌龟壳。
儒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将儒学看作专制的护符，固然有失偏颇，但儒学与专制制度两千多年的结合。
积淀了巨大的历史惯性，躲在文化民族主义龟壳里的老夫子们，正是这种历史惯性最重要的承载者。
其实，就算抛开所有的“算计”和文化民族主义，那场轰轰烈烈的尊孔立教的运动。
在传承儒家传统的意义上也是南辕北辙--从根本上来说，儒学就不是一种宗教，勉强为其赋予神圣性，孔子在九泉之下，想必也难以安息。
无论当年还是当今，真正需要思考的，其实是在社会经济背景发生巨变之后，传统儒家自己该如何定位。
历史上，并不是没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只不过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国学大师陈寅恪虽立誓做传统文化的托命人，但曾说，“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
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袁伟时先生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自秦以降的制度文化，已经无可救药，今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区分传统文化中制度和观念这两个层次。
两者有密切关联，但观念毕竟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
比如“孔教事件”，信仰与价值观本应是私人领域，而我们在传统惯性的作用下，将其与公共层面的政治混为一谈。
信仰纯属个人私域的行为，信孔子，还是信释迦牟尼，或者耶稣，都不该受到强制干预。
而制度文化，只应随社会的变化而发展，该批判就批判，该革新就革新，否则便无法真正吸收现代文明。
非常遗憾，这两点特别是制度层面，近代历史上很不到位，而这正是文明屡次迟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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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晚清被裹挟到现代世界世界体系以来，国人一直在寻求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但100多年过去了，“历史阶段论”、“文化特殊论”等偏见依然顽固地成为阻碍文明转型的一道“顶门栓”。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袁伟时先生就是思考这类问题最早、最深的学者。
袁老长期从事哲学研究，使之能够比一般史学家，更能深入历史底层，看到事件浪花之下涌动的思想暗流。
其百科式的学识素养，让他能多维度地思考一般学者看不到的另一面。
他跳出中国视角，在世界史的框架内反思中国近代史，让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深入骨髓。  
袁老多年来一直在叩问“文明屡屡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最终汇集成《迟到的文明》一书。
袁老在序言中写道：“这部书的出版，拖了好长时间，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也习惯了，但一个国家在文明中迟到，后果却不堪设想”。
然而，非常意外的是，本书出版不久即再难觅到，我们深知其价值，从出版社争取到仅有的库存藏书分享给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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