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是实现其他更高目的的手段,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目的。——阿克顿勋爵
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在写书,或者创作自己作品时一定要有激情,没有激情写出来的东西就干巴巴的,不能感动自己,更不能感动他的读者。
我自己在写作中也有这个问题,常常看到一些史料就会有一个冲动:这些应该写下来。这些写下来后也有很多问题在心里反复出现,最大的感慨是——为什么很多问题一再出现?
鸦片战争前后是这些问题,整个19世纪不断重复,到20世纪还在重复,为什么?我有一个感慨,中国人欠了一笔债,思想上的债。
法国知识分子有些人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萨特,西蒙波伏娃,等等,很多中国人都读过,但认为最值得读的是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法国一些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其实很多是带错了路,他们的思想其实给世界产生不好影响,左倾思潮影响了全世界。
我想中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没有人正视,我想直截了当提出:
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百年来的思潮,反反复复,但有些东西是错的。这里面思潮的缠斗影响非常巨大,因为人得一切行动都受思想支配。
究竟百年来中国思潮在什么地方、围绕什么东西缠斗?在我看来围绕着三个问题: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第一,人究竟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为什么中国百年来发展不起来?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原本只有臣民,是三纲无常支配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关系。
每个人,是家族、宗族的一部分。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法律就决定了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这在多方面都体现出来了。
很明显的,经济上没有自由。我的书中很多地方提到过,清代道光年间乃至整个19世纪都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能做生意吗?老百姓有自由吗?有经济上的自由吗?
江浙商人提出“我们能到辽宁那边做生意吗?能到直隶做生意吗?”朝廷说不行。当地总督不敢决定,报到朝廷,不批准。这样的事一再重复。
我自己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70年代我参加广东佛山地级干部会议,当地一个公社书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不用生产队长打锣就能开工了?不用去催。那时队长拼命打锣拼命叫,农民就是拖拖拉拉不愿意开工。
为什么改革开放解散了公社,不用人叫他就自己开工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自由恢复了,仅仅恢复了一部分,中国人就有了饭吃。但经济上这样的事,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经济上都是这样。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那些先驱们一再提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报纸,一定要有国会,这个东西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办报的问题,19世纪一直在缠斗,20世纪还是在缠斗。
什么人能办报,办报要根据什么手续?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这些事表明,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整个国家兴衰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社会要稳定,关键是怎样才能真正稳定。19世纪时,社会是不稳定的,相砍相杀。
除了相砍相杀以外,天灾不断,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动荡不安,有一亿多中国人死于非命。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安安定定生活?
到20世纪依然是一亿多中国人因战争等非正常原因而死亡,这又是为什么?究竟怎样才能稳定?
好多志士仁人开出自己的药方,有人说改良,有人说拿起刀枪干革命。结果一再革命,社会还是动荡不安,后果相当悲惨。
怎么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个安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得到?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是不是应该做出自己的回答?  
第三,怎样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原来我们是天朝大国,一统天下,但整个世界处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大门关不上了,关上的大门,人家要来冲击,要你打开门和你做生意。
人家本来要求通商,但看看林则徐给英国国王的书信,我想大家会哑然失笑,他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皇帝因为考虑到你们的困难,你们若没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就会影响你们的健康和生活,所以我们的皇帝还是恩准与你们交易。
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但这并不是昨天的笑话,后来我们仍一再重演这样的故事。 
在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究竟该怎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曾国藩提出:小事不要计较,大的东西要坚持。但大清帝国皇帝坚持的是外国公使不进北京,假如进入要行三跪九叩礼。
他们坚持的是这些东西。李鸿章更提出纲领性的意见,19世纪70年代他提出八个字:外须和戎,内需变法。
我想,这八个字是不是在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当中仍然起着作用?

什么时候我们既能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又能跟外面所有的国家人民平等相处呢?
是时候了,察古观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大声宣告:先贤梦寐以求得大同世界——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当下各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小波澜,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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