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文学终归要回到原始心态 | 访谈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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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 著名小说家; 1956 年出生于湖北古城黄州,湖北省文联主席、《芳草》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蟠虺》《黄冈秘卷》等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二十余种;有多篇小说在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地区翻译出版;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多部中篇小说曾获第五、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老舍散文奖;现居武汉。
刘醒龙
文学终归要
回到原始心态
——刘醒龙访谈录
刘醒龙 / 朱朝敏
从血性抒情到贤良方正
先从您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谈起吧。《黄冈秘卷》书写黄州大地上的一段历史,我们的父亲“老十哥”一生的命运,从他革命到后来的反腐和退休,命运几番起伏,暗合了黄冈这块土地特色,苍茫宏阔的底子上漫溢着痴心不改的精神气质,一个人背后,时代风云和民族之魂犹如旗帜猎猎招摇。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意味着您一开始就在准备宏阔叙述,以更大的视野写出“鄂东史”?
二〇〇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自己确有写成史志的想法,却被广泛理解为家族。《黄冈秘卷》的情况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长篇小说很博大,也很意味深长。能够读出多种可能的长篇小说,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而高尚。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 年代的“寻根”,90 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黄冈秘卷》小说名来源于您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时的灵感,其中一组数字:明清两朝,各中进士276 员和335 员——您认为,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很好,“秘卷”与“风范”,这中间包含了诸多不可言说的意味。“老十哥”的命运,令人唏嘘又肃然起敬,与黄冈这块土地很自然地锲合,昭示我们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于是,小说抵达了历史维度中的灵魂痛处。“秘卷”到“风范”,小说完成了它的尊严叙述。您现在来看,风范具体指什么?
写作是要自始至终都得尊崇内心的。自己渴望写什么,就心甘情愿写什么,不硬写。在《黄冈秘卷》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之伟大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或者是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见。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激愤,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爷爷说,从古到今,黄冈这地方从来没出过奸臣!这只是一位乡下老人很普通的话,老人说这话时,是不会去想有什么重大意义 。恰恰这样一句原始心态的话,成了故乡的一种品质。这个品质,也是与老人一起生长,在我们前面行走的那一代代人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怎么立起来的,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被哪些人出于何种动机遮蔽后,又该如何重新发现?也是我在写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从爷爷到父亲,他们都只是在普通人群中还要靠后的识字分子,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如今,却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
您在采访中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我想,这不仅是灵感,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可以说积蓄已久。您如何评价这部新作?
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吧,写完这部小说后,清明节回老家在爷爷和父亲坟前磕头时,心里少了许多愧疚。往年,自己只是在心里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磕头了。今年清明节,我突然大声说,爷爷,您的大孙子给你磕头来了!转过身来到父亲的坟前,我依然大声说,爸爸,您的大儿子给您磕头来了!当然,说话时,我用的是方言。在后记中,我一再提到自己每次面对故乡时,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害羞。千万不要以为我写了这部《黄冈秘卷》后就不再有害羞了。我已经有所预感,因为《黄冈秘卷》,自己会更加不敢在故乡面前昂首挺胸。醒过来的故乡,被正确理解的故乡,那前所未有的魅力,才是需要自己认真评价的。
许多经典作品,不约而同地具备“补充历史和重新叙写历史”的功能。那么,在多种史著存在的今天,文学仍在孜孜不倦地重新叙写历史,您觉得有意义吗?意义在哪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文学来说,一切历史更是当代人的心灵史。比如黄冈,过去一百年来,直接写史或者只是从史的角度来写的著作不在少数,《黄冈秘卷》的出版,依然突显出不同寻常的东西。文学中的史,往往被说成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黄冈,一个人的武汉,一个人的上海,一个人的北京,一个人的意义就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前所未有,只要与众不同和前所未有,自然就具备作品存在的意义。
文学又是如何介入历史的褶皱中,从而最有可能地捕捉“真相”?
在资料永远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整、真相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的历史面前,看不清楚,弄不明白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似乎任何随手之举都能将历史撬开一扇窗口,实际上并非如此,除非人都死光了,否则就还会存有真实的人心。真正可靠的还是人心,只有与心灵一脉相承的历史才能够与真相狭路相逢。
刘醒龙作品《黄冈密卷》
用独有方法发现文化细节
朱朝敏:
记得,您在湖北省青年作家培训讲座中提到小说的细节问题,您强调:注重细节,尤其是文化细节,对文化细节的发现是作家独一无二的创作方法。结合您几年前出版的小说《蟠虺》来说,这部糅合了悬疑侦破、历史文化、学术良知于一体的长篇小说,笔调饱满有力,结构自由又不失严实,叙述上大开大合、大雅大俗,要我看来,这小说的气势源于一个基点“楚文化”,比如,关于曾侯乙尊盘的蟠虺纹饰、内部构造、高贵气质和种种神秘异象……这是否在证明您推崇的“文化细节”观点?小说中,青铜器范铸法与失蜡法的学术争论下,曾本之不断更新认识,不断否定自我,推动情节发展,将历史反思和现实关照无缝对接,人性的欲望和良知由此尽显。能否说,文化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您创作的灵感?
刘醒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曾流行一个说法,一个好的细节能写一个好的短篇,两个好的细节可写一部好的中篇,三个好的细节就可能写一部好的长篇。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知音体”鼓噪起来的泡沫一样的伪细节写作消失后,有几个文坛中的熟人熟脸四处游说,今后的小说不需要细节,因为读者已不耐烦读细节了。一晃二十年了,没有任何小说家在小说前进过程中,真的抛弃了细节。在更年轻的写作者中,对细节描写到了如痴如醉程度。甚至那些本不值得大写特写的地方,也会极尽渲染之力去注水掺水,将细节抻面一样拉伸扩张为情节。这不是细节的错,这样的劣作也与细节没有关系。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这个原则到现在也还是颠扑不破的。《天行者》写到一位记者到界岭小学暗访后,许诺要将老师和学生们的情况写成文章,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不久,记者的文章果真在省报的头版上发表出来,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只有几百字的细节,决定了这部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品质与气象。文化的模样看着有些虚幻,文化真正的着力点,只能是诸如此类不可复制的细节。
朱朝敏
非常喜欢《蟠虺》中的这个细节:“曾小安说郑雄很伪娘是有几分道理,像我们这样纯粹搞研究,只对历史真相负责。自打当上副厅长,郑雄就不能再对历史真相负责,首先得对管着他的高官负责。所以,但凡当官的,或多或少都有些伪娘。就像昨天下午的会上,郑雄恭维庄省长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就是一种伪娘。只不过这种伪娘,三分之一是潘金莲,三分之一是王熙凤,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读起来既美妙玄幻又横空穿越,最过瘾的是新加坡的鞭刑那样的批判。在《蟠虺》中这样令人会心的文字比比皆是。您又是如何把握灵感和“文化细节”之间的关系的?
刘醒龙:
《蟠虺》就是一部来源于文化细节的作品。我当第二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时,曾在评委会严厉批评某部参评电影,既不尊重文化,也不尊重历史,完全地方利益需要所驱驶的广告宣传片。在历史器物的求证中,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蟠虺》的背景是一件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仅此一件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仅仅是唯一性还不足以产生小说灵感。关键是曾侯乙尊盘的制作方式,分明从未有过定论,却有一些人轻率地对公众下断言。前一阵热播的电视片《国宝档案》中煞有介事地说的那些,其实是莫须有。这其中还有文化源流与兴起,人文品格建立与崩坍等。就这部小说而言,想不出有别的把握的可能,只有良知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文化之中。
朱朝敏
《蟠虺》里的对话很有意思,涉及的知识点广博繁复,但叙述简洁干净,以至于里面的时空纵深感强烈,有时几句话拉出一个广阔的时空范围,很多时候,让人产生瞬间即一生的感觉。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是有意为之吗?
刘醒龙:
《蟠虺》是我在长篇小说写作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之前的长篇,绝大部分文字都在写乡村,偶尔写写城市,似乎从没有尽兴。就像写中篇那些年,也偶尔为之的《暮时课诵》,写了一座寺庙里的人和事,这么多年,一直为自己所偏爱,也是因为写作的状态格外畅快。最好的状态不可能是有意为之,凡是刻意相求,往往力有不逮。理想的写作状态毫无疑问是顺其自然,似山水天成。
朱朝敏
您的小说散文几乎带有强烈的楚文化色彩,这是鄂地作家的显著标志,但具体到每个作家又各各相异。这涉及到古典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的传承问题,还涉及到作家的个人气质风貌。这方面,五十年代的作家做得不错,而70 后80 后,显然较为欠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就这一现象,您对70 后80 后作家的创作有何建议?
刘醒龙:
这实在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话题。人在地上,又不是在天上,吃的喝的穿的说的听的唱的都在受着当地风格影响,只不过那些手拙的人,文采不到位,没办法写出来。气质风貎却是值得每个人琢磨的。一个人成天疑神疑鬼,事事处处都在准备,从头到脚到处藏着掖着各种伤人暗器,再怎么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正人君子。吃亏是福,这话还有功利的一面。吃亏应当是一种人格历练,而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最终好处。凡是老年人,都是从年轻人的年轻事中过来的。年轻过了,才明白年轻是机遇,不是资本,也不是本钱。有人可以最大化,有人却弄成虚化。谁能早一点从云端回到地上,谁就能早于同龄人将未来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
朱朝敏
我很喜欢《上上长江》这部长篇散文,里面充满了机锋的细节,还有不少神来之笔。比如,您写到通天河遇到狼的事情,它从车前跑过,从右到左。而您认为:看见狼,才知道,这一路对长江的认识算是彻底完成了。当然,狼在当地人眼中,是吉祥之物,能从人身边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经过,便是最吉祥的。仅仅是因为“狼= 吉祥”之感,才促使您产生“对长江的认识彻底完成”的感觉吗?还有其它吗?请您具体谈谈。
刘醒龙:
走长江,刚出发时,对长江的感觉除了神奇就是神秘,等走到金沙江变成通天河的那一段,忽然觉得长江一万里,与小时候和小伙伴们戏水的那条小溪一样亲切。行走长江的最后阶段,在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可可西里,随行的一位记者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将长江从头走到尾的作家。我回头一想,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对长江的认识彻底完成,正是由于自明白即便是浩浩荡荡的长江,它所承载的万物,原来也都是由常识所建构的。李清照以一介女流,为何能够写出关于项羽的千古绝唱,不是她有多大的英雄气概,而是对恩爱夫君赵明诚遇兵变只顾自己逃命,日后路过乌江时所涌现的感同身受。常识最动人,因为常识是人人都能读懂的,也能够进入人人心里的。长江流淌的只有常识,走长江所见到的也都是对常识的一再强化。
朱朝敏
刘醒龙:
说实话,面对长江,常常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连一滴水、一片云都不是,更别说将自己认作是来写长江的作家。越接近源头越是如此,若不是遇见那匹狼,还真不知道如何写通天河。狼最懂得狼!羊最懂得羊!一滴水最懂得一滴水,一条江最懂得一条江!当我说长江就是一本常识时,也许长江正在那里窃笑。我不是长江,也就永远也不可能真的懂得长江。写作者可能写小说,却不可以成为小说,所以才要切记,不要妄议小说,只能尽最大力量去接近小说真相。
遗憾总是有的,这一次写作与行走,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达长江的最远源头格拉丹东冰川。本来是在计划当中的,因为对气候条件制约的不了解,不知道七月份的可可西里太可怕了,冰冻的荒原表层解冻后,连耗牛都有可能陷进去,得不到救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很想在某个四五月份,或者九十月份里,有机会弥补上这一段。书中武汉一段和三峡一段,少有提及,也因为从前就写过不少文字,就没有再写。与出版社说好了,待些时日再出一个新版本,将相关文字全部收进去。
也许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当代文学中,评论家的帽子并不是谁谁想戴就能戴上的,评论家是一个大写的概念,不是那种由于个人困顿而借口文学批判指桑骂槐的小肚鸡肠者。评论界有一种恶习,某些人总是希望写小说的能在小说里喊出他们内心想喊的话,其实真的要喊,用评论的文字更加方便。说到底,这些人还是无法彻底放下小说的艺术之美,如果真的按其所说,强行举起批判的鞭子,他们又会回过头来不满作品过于图解政治了。往更深处说,这其实是价值观的分野,对人对世界,我是乐观的、浪漫的。别的人可能愿意在小说中乐此不疲地面对贪官污吏、浊水横流。我所面对的是父老兄弟,清水浇园。天底下该批判的作恶者从来不在少数,普世间似神农架这样的胜境则更加令人神往。
当代小说中戾气太重,始作俑者并非小说家,而是那些习惯对小说创作指手划脚的人。小说家一定要小心应对那些总在上“小说课”的先生。那些能够站立起来的小说,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是先前固有小说理论所无法覆盖的。
相反,那些批评文字自说自话时,更需要尊重。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的自言自语,往往是最真诚的。真诚无价,想买也买不到。真诚的内涵不一定适合自己,不妨借将过来,用于观察其他。
写小说时,一定要对自己所写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有时候只有信心还不够,还要当成信仰对待才行。前几天,在吕梁山的森林里突然碰上一只小兽,同行的王春林指着说是鹿。我告诉他,不叫鹿,是麂子。一九八〇年代,我写了一组名为“大别山之谜”的中短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是第一篇,投稿给《青年作家》后,很快就发表了。可惜编辑不知有个名叫麂子的动物,将其改为鹿子。编辑当中客串评论的比比皆是,但凡对小说本身的了解,谁也比不过作者本人。一九九○年代中后期,批评界对“分享艰难”的批评,直到十几年过去,我才说了几句话,也是转述批评家自身对当初的过度批评的反思。小说家要敢于不对自己的作品说话。只要小说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就不需要作者出来说三道四。很多时候,敢不说话比敢说话需要更坚强的力量和更厚实的底气。
刘醒龙作品《上上长江》
史诗叙述来源于雄阔视野
刘醒龙
最
大的意义是还给我年轻时的青涩,记得自己的写作之路是如何步步惊心的。那年二月得到通知,处女作将发在四期上,三月中旬,在大别山深处的小镇漫水河意外遇见小说的责编苗振亚老师,那种梦幻般的偶遇,带来一种被上苍垂青的感觉。我在《黄冈秘卷》开篇中写道: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正是回味了这种感觉。人在漫长的写作道路上,需要不时来点精神刺激,让自己对自己的感觉美好起来。
每个作家都是投稿路上的苦行僧,请您谈谈投稿的经历。
刘醒龙
那
个时候,因为投稿和退稿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交往频繁,最令人尴尬的是,有时候分明剪了信封的角,标明了稿件,柜台里的女孩还要收邮费。甚至还有将投进邮筒里的稿件退回来要补足邮资的,弄得自己上班的工厂里人人都知道这事。别的事倒还好,记得那一年,《长江文艺》将我的一篇习作退回来,还附上四条修改意见。我只按其中一条作了修改,对于另外三条,在回信中一一作了不同意修改的陈述。随后人家再次退稿,并附上一张便笺说,既然不同意修改,那就原璧奉还。后来回想,自己并非文学天才,晚一点发表作品,或许更好,能让自己将基础打得更牢靠些。《青年作家》只发过我两个短篇,另一篇是《灵 》,曾被《小说选刊》转载,那时候,我虽然从未离开湖北一步,直到这篇小说的发现,才被湖北文坛所接纳。所以说,投稿不是投靠,但一定是投缘。
刘醒龙
还
漏了一部《天行者》。《天行者》骨子里也是相对人生命运的宏大叙事。我是主张长篇小说要有“大”的气象,以长篇小说的长度、深度和跨度,如果没有“大”的意思,就会给人以有事没事往长里抻的感觉。一种文体一定要重点突出别的文体达不到的境界,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是蜻蜓点水就是蝴蝶飞飞,这种轻盈的美学,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让人反复品味起来也更方便。长篇小说擅长的是要将人往深处和高处引领。写长篇就要有个长篇的样子,写短篇也要符合短篇的规律。史诗模样,是最适合长篇小说品相的。
刘醒龙
小
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是史诗篇章的主体。这种小与大的关系,小与大的可能,不是容易处理得了的。站在小地方,写些小人物,却散发出史诗的光辉,这样的小说令人称道,也是小说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刘醒龙
艺
术美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对那些消失事物的记忆与展现。比如博物馆和各种历史遗迹,那种无限扩张的吸引力,原理就在如此。现代社会从南到北几乎千篇一律,人所必需的日常用品也越来越趋同一致,工业化带来的这些巨变,一方面是进步,一方面是毁灭。小时候生活过的小镇上,门对门两家篾匠,在制作竹制品时,那像长蛇一样的篾条,弯弯扭扭地越过门槛和小街,互相延伸到对方的家门口,那样子要多有趣有多趣。至于衍生出来的种种故事,更令人津津乐道。还有打铁的、榨油的,那种清脆与沉重相间的巨大声响,还有铁腥味和油飘香,大老远就能让路上的行人觉得这座小镇与别的小镇大不一样。写这些和这样写,是文学本质决定的,同时也会决定一部作品的文学气质。用小说来面对这些旧时俗事,是让那样的年华活下去的唯一方法。至于时下,各个旅游景点上出现的类似表演,完全沦为商业需要,而非生存需要和文化需要。看一眼就足矣,无法深入个人情怀。对史实的人文还原,是小说的重大责任。
刘醒龙
在
家乡的东坡赤壁,二赋堂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石塔。地方志记载得很清楚,清朝年间,黄州城内某家族出了一位失节女子,被施以族规之后,族人仍不解恨,还在坟头上建起一座简陋石塔,以镇其妖。一九八〇年代,作为苏轼研究者的丁永淮先生,新编了一个故事,让那石塔有了新说: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大兴贤路,以五水蛮而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由安国寺的和尚带头,在二赋堂边建了一座焚纸塔,每天早上起来扫大街,见到有文字的纸片,一一捡起来,集中送到焚纸塔中焚毁。此话一经出口就变得像是千真万确,黄州人全都奉行此说,有知情者再提旧时旧事真相时,反会遭人痛斥为胡说八道。还有我上高中时,隔壁班上的那位语文老师。老师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教过两年私塾,这点秘密学生们全知道,但语文老师更加闻名的是他永远也说不正确一句话,并且这句是那个时候断断不能犯错的。当年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讲《国际歌》的作者欧仁• 鲍狄埃。语文老师真是个老学究,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只要他开口读,哪怕读一百遍,打头的“英特纳雄耐尔”也会变成“英特纳雄耐吾尔”。语文老师每每想自我纠正,但凡回过头来重读,充其量只会读成“英特纳雄吾耐尔”。在老师的叙事中,吾与尔,这一句中是断断少不了谁和谁的。那个年代,如此无心之错,轻易就会放大成政治之罪。语文老师却没有因此中招,这不能说是与一众气质的不同有关。历史从来都是与现实休戚相关,人看现实如何,一定也会如何看历史。
刘醒龙
浪
漫与诗性本不需要解释,越解释反而越糊涂,越是让人疑惑。我曾在一九九〇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真正的小说写作是一种天职。这样的小说是黑暗中的一种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种浪漫,是无奈中的一种反抗,是残酷中的一种温馨,是糊涂中的一种警醒;或者是与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种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种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种无奈,是温馨中的一种残酷,是警醒中的一种糊涂。
刘醒龙
我
非常不喜欢用宗教来与文学作类比。有要总闹得好像非要提到宗教才能表述文学的高度与深度。尽管文学经常通过作品与宗教发生强烈的交集,那也是将宗教生活作为文学的元素引入。宗教是人生与人性的各种处理方式中的一种。只要我们承认宗教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那就可以将文学想象成是能够超越宗教的,更加科学也更伟大的。文学不需要顶礼膜拜,这是文学与宗教的大不同。
刘醒龙
写
作中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累了和困了,不得不放下笔去休息。有时候,还有人所难免的贪玩,真的玩得痛快后,回过头来又觉得可惜了时光。等到下次再有好玩的事,这错误还要继续犯下去。写作这行,是不可以当成手艺的,在习惯上,却和手艺差不多。一个人醉心写作几十年,到后来完全是习惯使然。除了写作,已经做不了别的事情,都一把年纪了,也不好意思从头再学个什么。除非脑袋被驴踢了,才会逼着自己放弃。不过,真的江郎才尽,该放弃时,就一定要痛下决心,金盆洗手。
刘醒龙作品《圣天门口》
身心干净切莫让恶俗缠身
朝敏:
您是地道的黄冈人,但您对西部边疆表现出浓厚的神往依恋情结,这其中,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诗人叶舟曾在一文中记叙您的一个瞬间,觉得您是“黄河上游某座寺院里偶然走出的一介喇嘛”,似乎他不止一次产生如此感觉。您如何自我评价?
醒龙:
心性如此,不好做别的解释。我们这个年纪的写作太容易‘老奸巨滑’,反而粗糙是很珍贵的,粗糙更能展示文字的原生态。在西部和西南部,还有雪域北国那些地方,环境有多复杂,人性就变得有多简明。看天是蓝得透明,看地是远望广深。这么些年,我的确活得比别人简单很多,简单得如同喇嘛。喇嘛除了参禅礼佛没有太多别的事。在写小说之外,我的心里与肩上并没有谁来搁些烦恼事。当然,我也不会主动去招惹烦心事,被动的也不会,宁肯让别人爱说说去、爱做做去,既然没有接招,也就不用劳神费力想办法拆招。在世人眼里,谁见过和尚喇嘛心事重重方寸大乱的?能被别人看成是从庙里偶然走出的喇嘛,至少说明这人身心还是干净的,没有被恶俗缠身。这样的评议是美妙的。生活中的恶俗还能被生活本身消解,文学中一旦有了恶俗,就等于是中了恶魔的毒招,会毁了文学中人和他的文学。
朝敏:
您在河南参加活动时,曾经谈到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并强调读者首先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别人的推荐语什么的……我很赞同,请您跟读者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经历,还有,您的创作受到哪些作品的影响?
醒龙:
小时候,只有语文课文可读。青春期读的书,像《青春之歌》《三家巷》《苦菜花》等等,只是解决没书可读的苦恼,完全没有对后来写作产生影响的可能。后来有更多的书可读,青春已逝,个人审美往往会出于任何一本书。可能有研究会认为我受到谁谁的影响,但我自己向来对这类可疑因素怀有强烈警惕之心。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九九六年的那股冲击波,评论界不管三七二十一,强拧了一只独来独往的瓜儿到别的藤上,我的写作从来不被归纳到哪种流派之中,这一点,学界第一次对我的作品进行规模以上的学术研讨,就已经达成了共识。我自己也很享受这种独狼的感觉。文学本来就是以风格独特而彰显魅力。
中国作家还要多读些中国典籍,用血浓于水的源远流长来理解并进行当代文学实践,短期来看,这样做是事倍功半。长期影响却是事半功倍。文学创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得靠自己一步步一溜溜地小跑到位,指望别人用马来拉,也还是松松垮垮不成模样。
朝敏:
作品的完成,有两个环节,一个是作家作品的完成,但完成后,作品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属于读者。所以,另一个“完成”,即读者的阅读完成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两者圆满,作品才算完美。请谈谈您对读者挑剔吗?您理想中的读者又是怎样的?
醒龙:
朝敏:
昆德拉说,小说家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一切可能性的领域……
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名叫索菲亚的机器人在去年已经取得孟加拉国籍,面对人类,索菲亚发出渴望的声音:希望有一天,我们机器人能够取代人类。她的话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正在演变为事实,比如记忆移植、梦境移植、灵魂移植……这是严峻的现实,也是即将到来的“存在”。您作为小说家,会涉足科幻题材吗?您如何看待当下的科幻写作?
醒龙:
朝敏:
说说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吧,是长篇小说,还是散文,抑或其它?
醒龙:
朝敏:
迄今为止,有许多对您的采访对话,您也有许多文学讲座,这都是面对公众的时刻,如此时刻,汇聚不少的时段,您如何评价这些时段——毕竟,它们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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