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纪念一位伟人

作者 | 紫荆花开

编者按：今天是2019年8月22日，邓小平同志诞辰115周年。邓公在烽火燎原、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里，就已经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其主导的始于1978年的那场改革，更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中华几千年来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在当代，中国人亲切地将这位伟人称为“总设计师”，以纪念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朽功勋。

今天，不仅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辉煌的历史见证。愿后来人永远铭记总设计师的教诲，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1978年夏天，一些关注时事的中国人已经敏锐地捕捉到空气中的一丝不寻常。

6月25日，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

两周后，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求下属“解放思想”，并鼓励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又过了两个星期，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在1978年夏天的中国政治环境里，它们曾一度被视为 “逆流”。

秋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场后来席卷中国的改革风暴初起于一篇哲学领域的理论文章。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将其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

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有些人误以为这篇文章是作者胡福明的即兴之作，其实它的创作过程非常曲折，文中的每个字都经过许多人的反复推敲，最后由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

然而，真正点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火炬的人是邓小平。

他在1977年4月10日的一封写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他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并多次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题，则是毛泽东主席最先提出的。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东湖宾馆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此文打印出来后，毛泽东修改时，加注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提法。

对此，邓小平本人当然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不得不选择了一种迂回的策略，以求能够更加柔和地遏制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当真理大讨论开始成为社会性话题的时候，邓小平多次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全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 不行。”

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智慧、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在大庆，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在长春，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

在沈阳，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事实上，1978年的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国内四处点火，而且还曾7次出访他国，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即将改革开放！

1978年10月底，邓小平出访日本。在与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等在野党领导人会谈时，邓小平幽默地说，这次来日本是要寻找长生不老药。他随即解释说，中国希望向日本寻求丰富的现代化建设经验。

这位曾在战争年代里和日寇反复交锋的世纪老人对日本并无敌意，他对日本人说，中国制定了现代化的目标，欢迎日本产业界到中国合作。他在日产汽车参观时陷入了沉思，然后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还入乡随俗地说，承蒙指教，使他获得了新的知识。

在日本君津，他参观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企业君津制铁所。由于该企业当时实行全自动化生产，许多车间里空无一人，邓小平对此非常感慨，他问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能不能帮中国建设一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稻山嘉宽回答说：“当然可以。”

这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就是后来的上海宝钢。

访日归来，邓小平专门叮嘱，让人把日本现代化的企业和设施拍一些纪录片，为就是让当时很多没有出过国门的中国人看一看先进国家的真实情况。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问李光耀：“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李光耀说：“是教育。”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化大革命”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

在晚宴上，邓小平说，此次南亚、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说真话，是真诚的，不说假话。”

他从东南亚出访归来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于经济，他说：“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78年邓小平为中国点燃实事求是的思想火炬，照亮了中国人改革开放的远大前程。

1992年，邓小平决定到中国南方走一走，当时他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了。他本不必再亲自千里奔波，但当时的中国社会陷入了新的迷茫，实在是让他放心不下。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中国面临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挑战。这一系列事件都对当时的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巨大冲击，很多人迷茫了。一些人对国家前途缺乏信心，还有一些受文革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经济建设成果提出姓“资”姓“社”的疑问，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当时还有很多。

当时，庙堂之上的分歧很大，而民间更是谣言四起，一片茫然。很多人以为改革开放要被叫停了，阶级斗争的时代要回来了。

但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决心是无比坚定的。

1992年1月18日上午10点半，邓小平来到武昌火车站，与当时的湖北省高层领导一起在武昌火车站500米的站台上来回走了4趟。

在短短的29分钟谈话里，邓小平提出了多个后来流传中国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1月19日，邓小平来到了深圳。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深圳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1979年4月，他鼓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4年，深圳特区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为了鼓励深圳，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8年后，深圳的全新面貌让邓小平非常感慨，他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1月28日上午，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的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又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南巡讲话让90年代初的社会阴霾一扫而空。

1992年南巡深圳时，邓小平曾登上深圳国贸大厦楼顶，深情地眺望对面的香港。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到香港走一走啊！

然而，多年来有许多人都曾邀请邓小平去香港看看，但都被这位世纪老人婉言谢绝了。

他不是没有去过香港，在革命岁月里，他曾经多次去过那里。他更不是不想去香港，他曾经说过，希望1997年香港回归后，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这才是邓小平对香港的夙愿。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974年5月，刚刚下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5月25日，毛泽东在同希思的会谈中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当时邓小平在座，毛泽东指了指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那一年邓小平70岁，被毛主席视为“年轻同志”。

1982年4月，希思第五次来华，再度试探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

邓小平说，香港有了地方政府，我们的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

但是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是相当坚定的，他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国到那时不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帐。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双方有较大的分歧。

撒切尔夫人表示，可以把香港主权还给中国，但管理权还是英国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表明立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

当时英国刚刚在南大西洋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撒切尔夫人自信满满地表示，将“考虑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邓小平平静地说：“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但打仗是不怕死的。”撒切尔夫人愣了很长一段时间，退场的时候，神情还有点恍惚，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

1983年9月，希思第七次访华。邓小平对希思说，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帐。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自此之后，中英政府的谈判重点转向过渡时期的安排及政权交接细节。

为了打消香港人的疑虑，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与香港工商界代表推心置腹地谈及“一国两制”，并郑重作出政治承诺：

“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于此同时，他说：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