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我们的祖先(2013,埃塞俄比亚):在埃塞俄比亚赫托布里开启徒步全球之旅的第二天,保罗·萨洛佩克(左)和他的向导艾哈迈德·埃莱玛拉着骆驼前行。第一批具备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类,正是从这里出发探索未知世界的。
保罗·萨洛佩克(Paul Salopek)已花了将近七年与迁徙者同行。2013年冬天,他从埃塞俄比亚北部一处名为赫托布里的古老智人化石遗址启程,追溯着先人始自非洲的征程,写下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故事:数亿人为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展开了大规模迁徙。迄今他走了1.6万公里,如今正在穿越印度。
撰文:保罗·萨洛佩克(Paul Salopek)
摄影:约翰·斯坦迈耶(John Stanmeyer)

在吉布提,
我在荒凉的卡车站和流民一起喝过茶。
在约旦,
一起睡在布满灰尘的联合国难民帐篷里。
我和他们一起受过痢疾的苦,
也曾被他们的头号敌人——
警察扣留过好几次。
我倾听过他们痛苦的故事,
我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
在乌兹别克斯坦长达四个月的步行路程中,保罗遇到了迷信又疑心重的警察。
人类学家认为,我们在600个世纪前走出非洲,最终游逛到南美尽头。那时我们是四处游走的猎人和采集者。我们还没有文字、车轮、家畜和农业。
我们沿着空旷的海滩前行,头一次尝到贝类的滋味。我们靠观察天空中迁徙的鹤群辨认方向。还没有目的地的概念。
比起信步探索世界的黄金时代,如今的人类囿于房屋住所,生活几乎已变得面目全非。然而今天真的不同于那时吗?
终极风险(吉布提,2013):流民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离乡跋涉,雇船渡过红海,打算到也门、沙特阿拉伯乃至更远的国度寻找工作机会,却被吉布提海岸警卫队拦截拘留。每年都有上百人在这趟路程中丧命。
联合国估计,有10亿人以上(现在人口的七分之一)正在“用脚投票”,在国内或跨境易地而居。数百万人正在躲避战争、迫害、犯罪和政治混乱。还有更多人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正往别处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机会。
2008年,Aisha Barka和女儿抵达厄立特里亚难民营,几天都没有吃东西。
引发这场新的大规模人类迁徙的原因,包括撕裂了社会安全网的国际化市场体系,环境污染引发的气候异常,以及媒体鼓动下日益强烈的动机。就总人数而言,这是漫长历史中规模最大的一场人口流散。
寻找信号(吉布提,2013):非洲之角的流民在黑暗中聚集在吉布提的胡尔莱海滩。这群人手机上装着从黑市搞到的数据卡,希望能捕捉到邻国索马里的手机信号,好与被他们留在故土的所爱之人保持联系。
我遇到的第一批迁徙者
已经死了。
他们倒在东非大裂谷
一座座小石堆下。
这些不幸的人是谁?
很难说。
Ardoukoba熔岩地区,一名男子的遗体。
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从许多遥远的地方出发,却等走到地球上最炎热的沙漠之一——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三角时死去。他们踏入可怕的荒原,是为了前往亚丁湾,大海是通往非洲之外的新生活的大门:在城市里,或阿拉伯半岛的椰枣种植园找份收入微薄的工作。
交通繁忙的吉布提市中心市场。公共汽车载来移民,他们从牧民一代转变为50万人口城市中的工薪阶层。
有些迁徙者的墓中埋葬着索马里战争难民。其他墓中埋葬的很可能是厄立特里亚的逃兵,或者是受干旱困扰的奥罗莫人。
他们都曾希望偷偷穿过吉布提未标明的边界。他们迷路了。他们在炙热的阳光下昏倒。有时,他们因干渴而倒下时,已经能看到大海了。
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地区,牧民们在放牧一天后将他们的山羊引回Haramfaf Bouri村。在这个区域,古人类学家蒂姆怀特的团队发现了无数6万到1万5千万年前的人类遗骸和石器。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群“稻草人”躲在巨石旁难得的荫凉处——15个形销骨立的埃塞俄比亚男子,一动不动,似乎在假装隐身。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埃塞俄比亚山区的农民,有几个是手工业者,他们说那里年年旱涝无常,继续守着被太阳烤裂的农田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如到阿法尔三角试试运气,哪怕有去无回。
村民们在阿法尔沙漠祈祷下雨。
他们是气候变化造就的新型难民。生存,是人类最初开始迁徙的原因。专家称,气候的巨变和致命的饥荒,很可能是驱使第一批人类走出非洲的原因。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推测,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超过1.4亿人,将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被迫迁徙。仅东非,就会有上千万气候难民涌入条条小路。埃塞俄比亚的人潮或将达到150万,是目前每年通过阿法尔三角前往中东的移民人数的15倍。
二十几名男子,主要是埃塞俄比亚人,在吉布提市的一个小屋里萎靡不振。大多数人都在等待亲戚们向走私者汇款,以便通往也门。每年约有10万名移民离开非洲之角,寻找工作。
沉重。
负担。
绝望的碾轧。
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无助感。
这是战争难民的标记。
躲避伊斯兰国的庇护所(土耳其,2014):五岁的艾哈迈德和家人安全抵达土耳其后泪流满面。
人性,都反映在脸上。人的双眼透露出爱和恨。但一个人对鞋子的选择,则体现出生存状态。
战争难民往往不得不穿着橡胶人字拖、乐福鞋、脏兮兮的凉鞋、高跟鞋、用边角料临时拼缀的短靴,在崎岖的旅途中跋涉。
他们逃离战火纷飞的城市,抛弃村庄和农场。他们逃跑时,看到什么就抓起什么穿上。我在约旦山区的难民帐篷外,第一次看到这种杂七杂八的逃难鞋堆在一起。
一个库尔德人家庭逃离叙利亚,前往土耳其。
在约旦,用数周时间,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布满灰尘的帐篷。至少有50万叙利亚难民在那里聚居,这还只是因中东最血腥内战而流离失所的1200万平民中的一小部分。
当导弹降落在叙利亚的村庄时,27岁的阿纳德被弹片炸伤。
战争偷走了叙利亚人的过去和未来。叙利亚人再也无法返回他们在战争中化为废墟的家园——再也回不到伊德利卜、哈马或者大马士革。同时,没有别的地方愿意接纳他们。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拥有的一切就是悲惨的当下。
约有15万叙利亚库尔德人在三天内涌入土耳其,以逃离伊斯兰国。如今,土耳其庇护着370万叙利亚难民。
许多人在农场里艰辛地非法打工。靠摘西红柿,他们每天挣11美元,勉强维生。但无论难民处境如何,他们都不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并非是政治左派一贯描绘的无助受害者。
逃离内战(约旦,2013):2011年战争爆发时,叙利亚难民逃离家园,前往约旦寻找工作机会——图为他们在亚喀巴北方附近的朱韦拉村摘西红柿。
当我经过时,他们向我招手。他们胆大地拿雇主家的作物款待我。他们请我大樽痛饮用野生百里香泡的茶。他们铺开脏兮兮的毯子,邀我坐下歇息。
“在这儿,我们只能在梦里吃上鸡肉。”一个人开玩笑说。在叙利亚,他为了活下来,连草都吃过。
滞留于异乡一席之地(土耳其,2014):雨云笼罩在尼济普1号难民营上空,超过3万名叙利亚难民,在一家土耳其政府救援机构提供的帐篷里勉强度日。每个单元有一间小厨房、寝具和一台电视,卫生间和淋浴间是共用的。
在一个帐篷里,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挂起的床单后,再出来时穿上了她最好的裙子,粉色带银条纹。她怀孕了,光彩照人,她的美穿透我的胸膛,填满破旧的帐篷,抑制不住地向沙漠蔓延开去。
他们更不像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种族歧视者惧怕的外敌——来夺取工作、住房、社会服务、种族认同、宗教信仰、性伙伴等一切被富有的东道国看重之物的野蛮人大军。自新石器时代起,最早的欧洲人就已经被来自中亚和地中海东部的移民包围,并彻底改变了。没有这种混杂,当代的欧洲人根本不会存在。
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被卷入尘埃漩涡中。
在这场史诗般的人口流动中
还藏着一个秘密:
全球四分之三的流动人口
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境内迁徙。
从农场到城市(印度,2019):约2800名服装工人(大多为女性)受雇于班加罗尔的“印度设计出口私人有限公司”。此类工人中,70%是离开乡村(主要来自印度北部)到城市工作的。该公司为Gap、Columbia和H&M等品牌生产服装。
大城市在迅速扩张,同时也在瓦解。新中产阶级在诞生,惊人的创新与巨大的失望在冲突中共存。经过数千年积累的传统农耕知识体系如今正被抛弃。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对国际移民的担忧简直不值一提。
18岁的Amritjeet Kaur希望移民到德克萨斯州,雅思将使她有资格获得美国工作签证。
我在印度行走时,加入到路边的人流里,看他们聚集在公交车站,看他们挤在火车顶棚上。不辞劳苦的穷人不停地来来去去。总有一天,世界要学会驾驭如此宏大渴望背后的非凡能量。
2017年,从乌兹别克斯坦开车去俄罗斯找工作的男人停下来礼拜达乌德-奥塔——传统文化中守护平民的圣人,就葬在附近的大墓园中。
促使人离开的动力有多强?
能让人抛弃所爱的一切?
让人将全部家当放在一只口袋里
走向未知的世界?
它的力量
胜过人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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