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与制造垃圾

2019年6月底和7月初，有两件大事在媒体上成为突出热点。一个是上海推广垃圾分类，整个社会在一片支持的声浪中，伴随着对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如何区分晕头转向的自我解嘲。湿纸巾是干垃圾，干果仁是湿垃圾。虽然看似自嘲，实则却是善意的分类知识推广。一切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只能是靠一件事一件事认真解决才可以实现的，没有捷径可走。
另一个热点事件是一些打着MZ的旗号在HK立法院和大街上人为制造大量的干垃圾、有害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干垃圾
可回收垃圾
不可回收的有害垃圾
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件，人们有很多分析：引发此次事件的法案修例及特定的HK人在TW杀人案件、HK的国际情报中心问题、HK社会的构成、外国势力的干涉、去殖民化问题……这些分析当然都有道理，但正如我分析一切社会问题时一样，我非常不赞成仅仅就事论事地只谈一件事情本身，因为仅就一件事情本身的话，几乎有无数的似乎都有道理却难以通过科学方法验证的解释。真正科学的解释不仅仅要解释这一件事情本身，而且要能解释一切同类的案例。即使是在HK，过去也曾发生反23条、“zhanzhong”等事件，不是一次两次。显然在过去ZZ事件发生时，与本次特定的修例并无关系。如果我们考察古今中外各个同类案例，国际情报中心问题、HK社会的构成等也会成为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情况。那么随着我们加入分析的案例越来越多，将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剔除以后，剩下的就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原因。并且，我们还要考察如果没有这个根本性原因出现时的情况，是否就不会出现相应结果。如果确实如此，就更证明我们找到的原因是根本性原因。
以上逻辑其实就是经典的穆勒归纳五法中的“契合差异并用法”。

42.195公里原则

我们这里先直接给出我们要证明的结论：凡是最杰出的高等学府距离政治中心在42.195公里以内且不加以严格控制的，都可能会不定期地因各种原因出现爆炸性的社会运动。
为什么是42.195公里？这是可大批群众参与的最长距离运动——马拉松的长度，它是科学证明的人类生理决定的运动极限。HK为什么会不定期地因各种原因出现Baozha性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是HK大学的学生宿舍和教室离中环和立法院等距离实在是太近了——2.6公里，其他任何原因都只是不同的触发因素。
HK大学与中环的位置关系
知道了这个根本性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知道了。HK政治中心距离其边界很少能超过42.195公里，因此不太可能将大学的位置搬离到这个距离之外，但至少要将香港的高校，尤其是香港大学搬到至少在最接近深圳的北区位置。“全马”不行，至少“半马”也可以，这才是解决香港长治久安的千年大计。
这个道理看似奇特、出人意料，事实上是再简单清晰不过的：弹药库、易燃易爆的燃料库与火源之间必须严格地隔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的话不知道哪天就会发生爆炸。引发爆炸的火星来源可能各不相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知道了这一点，再去研究一番美国政治中心与最杰出高校的位置关系，就会彻底明白为什么美国把民主自由极力标榜为普世价值的原因了，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从来没注意到过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你可以有吃烧烤的充分自由，但如果你老在燃料库、弹药库旁边吃烧烤，那就该明白为什么老是动不动就发生大爆炸了。美国的烧烤摊全在距离燃料库和弹药库42.195公里之外，所以它怎么烧怎么烤都没大问题，而别人一烧一烤肯定就爆了。政治中心就是燃料库，最杰出的高校就是火源聚集地。至于引爆的火源是木炭、固体酒精、煤球、干材、茅草、香烟、鞭炮、打火石、火柴、太阳光的聚光还是打火机都不重要，都能把燃料库给点着了。所以，只要美国极力把民主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美国自己再怎么乱都不会乱到哪里去，而其他国家，尤其对美国有威胁的国家，只要稍微扇点风送点火就爆了。
这个规律不仅使我们明白HK一再发生社会DL的原因，也可以使我们对世界历史上无以计数的案例给出统一的合理解释。

法国为什么老是那么“浪漫”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试图对当年法国发生大革命的原因进行探讨。但如果看完这本书，以及托克维尔试图得出的结论时，就会对他发现的一系列悖论有云天雾地的感觉：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经济繁荣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被推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并不是原来人们想象的阻碍改革的封建旧主，而是最积极推动改革的人......
如果你再把相应的情况与英国进行对比，就会产生更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英国苛政不断减轻、经济繁荣时没有发生法国那样的大革命呢？
事实上，托克维尔在书中已经对真正的原因大量触及到了，只是他说不清道不明真正原因所在。当时所有法国的人都在想听到从巴黎传出的信息和舆论，而巴黎的这些信息和舆论来自哪里呢？一大群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声音。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一个接一个越来越极端的人把前面的人推翻，采取更为极端和狂热的行为。如果人们研究一下巴黎大学与卢浮宫的位置关系，一切奥秘就昭然若揭了。
当年巴黎大学位于索邦神学院，在1968年学潮分拆后成为巴黎第四大学。距离卢浮宫1.6公里，走路20分钟就到了。路易十六脑袋掉了也没搞明白他掉脑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托克维尔的问题在我心中曾长时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虽然本文的相应观点很早就有感觉，却在过去没有获得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多年前去巴黎出差，从巴黎卢浮宫出来以后本来想去看先贤祠，但仅仅走了几百米就看到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PSL）的一个校门口，我突然之间震惊不已，并且强烈意识到托克维尔想说明白却没能说明白的真正原因何在了。PSL是2010年才正式成立的，但它的前身是巴黎第九大学，这里曾经就是巴黎大学文学院的老地址！天呐，一大帮法国文学和社会学界的顶尖精英和年轻学子们就在离卢浮宫这么近的地方，难怪路易十六的脑袋会搬家了。
凡是杰出高校与政治中心距离太近的国家或地区，你都可以发现其社会难以平滑渡过社会危机，或总是感觉很容易存在一些极端、以学巢为最初源头的社会运动：巴黎大学在巴黎（1.6公里）、柏林大学在柏林（2.1公里）、首尔大学在首尔（14.3公里）、东京大学在东京（3.1公里）、圣彼堡大学在圣彼得堡（1.6公里）、北京大学在北京（15.4公里）......表面看起来是那么复杂和深奥的社会问题，当我们真正了解到其科学的原因时，一切原来都是如此地简单和明了。只有当我们找到统一的科学解释，才能明白事物最普遍的道理。
法国当年发生惨烈的大革命，砍了那么多人头，问题解决了吗？1968年莫明奇妙的巴黎之春，2018年在大街上见东西就砸就烧的黄马甲运动，我们仿佛又看到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浓重身影。在英国你就看不到法国那么“浪漫”的事情吧！
为什么英国、美国的社会相对比较平滑，较少出现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不是他们面对的社会矛盾更少，而是原因完全相同，只是它用另一面充分地展示出来：剑桥大学在剑桥、宾州大学在费城、哈佛大学在剑桥（别搞混了，是紧挨美国波士顿的剑桥市）、牛津大学在牛津，都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甚至根本就不在一个城市。你可以设想一下，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你能鼓动剑桥大学的学生去白金汉宫游行示威吗？一是如果你在剑桥大学提这个建议，无论针对的问题多么合理、正义，99.9%以上的人都会认为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88公里、两个马拉松距离的路怎么走过去？走完5分之1的路之后，能剩下5分之1的人那怕只是站得起来继续走下去就不错了。另一方面，如果伦敦听到剑桥大学有1万多学生要来伦敦游行示威会是什么反应？赶紧出动防爆警察？纯粹多此一举！只要通知剑桥大学把面包、水和冰块准备充分一些，顶多再来点牛排，等这帮孩子走不动回去之后有吃有喝就可以了。那不会用马车或汽车快速把人运过来吗？如果真这样，别说他有没有那么多马车，就算有、你根本就不用派警察去堵路，那么多马车如果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铁的纪律性、稍不留神自己就把路给堵死了。况且那么多人和马车一趟往返要好多天的吃喝拉撒怎么解决？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再谈其他一百一千一万个社会学的理由全都是白扯。所以，无论出现什么问题，英国人只能坐下来慢慢想，慢慢地琢磨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效地去解决问题。不是他们不想像法国人那样火爆地上大街，而是人类生理学的极限和地理学的空间位置决定了他们实在是去不了！
那是不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天然就比其他地方的学生心态更平和，更理性呢？知道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吗？当年牛津大学的学生因各种疯狂扰民行为：酗酒、打闹，曾有一学生在大街上射箭，竟然把牛津市一位女市民给射死了，引发当地市民与牛津大学严重冲突，当地市民愤怒地屠杀牛津大学的师生，大量牛津师生逃难，跑到剑桥不敢回去，索性就在当地住下继续教书育人——这就是剑桥大学的由来。比牛津和剑桥更火爆的没几个吧。
幸运的只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与白金汉宫的距离在谷歌地图上查碰巧完全相同，都是55.1英里（88公里）。

为什么最杰出的高校会成为火源

最杰出的高校会成为这样一批人的汇集地：
  • 拥有社会上最杰出智商、被周围的人看作天之骄子的年轻人。
  • 学校里永远不缺有高智商的狂热和极端观点、却又摸不着社会、科技和生活实际的文学家或社会学家。
  • 因为中学时期学业的出类拔萃，会使其最具“雄心”或称“野心”，自命不凡。
  • 情商发育最不成熟的阶段。
  • 如果他们再是文科专业的，那火爆值就更是达到顶点了。
  • ......
  • 最关键的是，这帮孩子是青春期的性冲动最强烈的时期。
能让男男女女不与社会道德相碰撞且自由地手拉手肩并肩的方式主要就是两个：
一是跳交谊舞，
另一个就是上大街游行示威。
如果单独地手拉手肩并肩那就是谈恋爱了。要谈恋爱得倾尽心力，认真地追求，并且很可能面临对方的拒绝，非常费神甚至费钱。跳交谊舞得穿着体面，事先精心打扮，礼貌又大方地邀请舞伴，当然很可能也会面对别人很有礼貌、却让自己的自信心很受打击的婉拒：真抱歉，我已经有舞伴了，谢谢您！
而上大街游行示威那可就不同了，群情激奋，大家都是正义、真理、革命、爱国、民主、自由、人权......一切人类社会神圣光环的化身。所有上大街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在那个场合变成一家人。那就是野性、青春期的性冲动和智商等等，可以随意尽情展示的“特殊交谊舞”。天天泡在学业中多么枯燥累人，而上大街与一大群俊男靓女在一起，还是最正义的，可以尽情地撒欢，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事情。那是不用喝酒就可以放松和开放的场合，很可能全城所有颜值最高且又高智商的俊男靓女全到大街上来了，有几个人能不心动地受吸引一起看看去。所以，每一次这类社会运动看似原因都各不相同，但那些都不过是一个可以在大街上跳“特殊交谊舞”的合理借口。不断要求与现任政治领导人对话，是一种很简单地就可以出名和蹭热点的方式，却可以打着各种神圣的旗号。这种对话能谈出什么结果吗？——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结果都是引发一大堆看似充满正义，事实上全是空洞无物的大道理反对声。警察为避免造成伤害撤退了说你“没有尽力”“怕担责任”，尽力了说你“乱用权力”，把打杂抢的人抓起来说你“报力镇压”，不抓起来说你“放纵坏人”......这帮小子智商超群，又看过太多各种各样的书，有各种各样吸引人的大道理。无论他们空洞无物到什么程度，理歪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都可以尽情地显摆。这群年轻人又不能算成熟的大人，无论他们一起怎么胡闹，社会大众里很多人是他们曾为其骄傲不已的父母、老师、有崇拜他们的同学、校友，总是会多多少少带有些感情。
这种特殊交谊舞很可能会迅速地从低年级学生向高年级学生、杰出高校向普通高校、高校向高中、学校向社会漫延。它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真有可能会推动某些正向的社会变革，也可能完全荒唐毫无意义，还可能变成破坏力极强的社会报乱。因此，其起因和结果可能合理可能不合理，可能荒唐也可能不太荒唐，可能莫明其妙也可能不太莫明其妙，可能变成BL也可能没变成BL，可能砸一些东西也可能没砸什么东西或只是烧了一些东西......如果人们被那些表面上的直接触发因素和结果所迷惑，就会被绕得晕头转向而不可能找出真正科学的原因。只有人类最天然的本性和物理学定律所决定的东西，才有可能是根本性的原因。
1968年的巴黎之春直接起因最能说明问题。当时政府为巴黎大学投资建了一个游泳池，这本来是一件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很积极的事情。在游泳池落成的典礼上，一位可怜的官员——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Francois Misscoffe）来了，有一个学生，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丹尼尔·柯恩·邦狄，跑到部长面前说：“部长先生，我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里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性问题的”。在公开场合谈这种话题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些尴尬的，这位部长还挺机智，想幽默地化解这种尴尬，就临场发挥地说“你跳进游泳池，就不会再想这个问题了”。这应该算是相当出色和机智的回答，可是丹尼尔却不依不饶回应部长，“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这次学潮更早起因就是要求男同学有进女生宿舍的权力和自由（今天全球高校的同学们看来确实得感谢这帮小子，否则你连女生宿舍都进不了）。以丹尼尔这些急进分子为首不断推动，居然莫明其妙地引发席卷整个欧洲的学生狂潮。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整个法国社会几乎停摆。好心建了一个游泳池居然最后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就知道为什么社会学家们分析不出真正原因何在了，绕来绕去地谈什么当时的社会矛盾、戴高乐的什么政策失误，甚至毛泽东思想和WG运动影响（索邦大学就出现很多毛泽东和列宁的海报）等等、等等。巴黎之春带来的结果是法国大学里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上课或不上课，异性同学们想一起上床完全随便。等一直闹到男女同学可以自由同居以后，就不闹了。
但这就解决问题了吗？这次黄马甲运动中，直接起因是马克龙提了一点油价，年轻人就赶紧抓住机会上大街了——即使社会可以容许随便与女孩子同居那也还是得人家同意，上大街这种特殊交谊舞真没任何负担，况且全城的俊男靓女都在，上大街相比上床或其他形式都爽得多。马克龙迅速妥协把油价降回去，这帮小子还是不依不饶，而且越闹越凶——既然好不容易找到个借口爽起来，起因是什么那可就完全不重要啦，得一直爽到底为止。
弗洛伊德的里比度理论未必能解释一切心理和社会现象，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是正确的。
1968年法国巴黎之春学运领袖，社会学系的丹尼尔·柯恩·邦狄
1968年的巴黎之春：一般这类活动都会制造很多干垃圾
当然得是在自由的宏大名义下制造干垃圾
如果不把巴黎大学迁到距离市中心42.195公里的郊外去，或迟或早的若干年之后还会再来一场的。
所以就能理解，只是要解决非常极端的异地杀人碎尸的恶性刑事案引起的修例，与社会上99.99%以上的大众根本没半毛钱关系的事情，香港年轻人怎么就会去砸立法院。同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几年前占中的时候，一大帮男男女女居然搭帐篷住在大街上吃起火锅来。当然，有掌握了42.195公里原则的“高人”在被后推动，事情就会发展得“更顺利和更火爆”。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杰出的高校往往都在首都，并且都在离政治中心很近的地方，因此就该明白为什么美国那么容易搞成功颜色革命了。只要看看利比亚的黎波里大学、泰国的曼谷大学等的地理位置，就知道卡扎菲为什么会倒台，红衫军、黄衫军动不动就闹得天翻地覆真正原因何在了。只要知道TW大学距离TW总统府的距离是3.6公里，就能完全理解TW的民主为什么一定会闹得一塌糊涂，对为什么会发生SUN花运动等荒唐透顶的事情也就很容易理解清楚。
人们只在谈民主自由等大道理，而没明白一切事物都有其成立的条件和前提。民主自由的前提就是以政治中心为圆心，以42.195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圈。凡是这个圈里面有最杰出高校的，搞民主的结果一定是一阵又一阵弹药库和燃料库大爆炸的景象。中情局在背后为自己的杰作和业绩兴奋地偷笑不止你是看不到的——哈哈，爆掉一个，哈哈、哈哈，又爆掉一个。他们明白原因何在，其他人就是明明知道或明显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推动，却死活也说不明白，因为不了解42.195公里原则，就不知道真正的科学机理和奥妙所在。
美国政治中心最初是在费城的，后来迁到华盛顿了。否则，只要知道宾州大学与自由钟的距离是3.9公里就会明白，宾州大学生产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肯定会成群结队的。在华盛顿也有很多高校，不过他们在美国的国内连前20名都排不进去。即使如此，只要知道乔治华盛顿大学到白宫的距离只有1.1公里，就会明白他的知名校友里为什么有那么多政治明星了，包括九位总统，五位第一夫人，一批国务卿，第一位联邦调查局长，中情局长，财长、部长、议员、大使等等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国家一发生学潮就是想去为难甚至推翻政府，但人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友基本上就是整个美国政府领导班子，连总统夫人都是自家校友。况且也都有自知之明，再怎么闹也不会自己为难自家人是不是？
美国首都很早就迁到华盛顿，所以，远离政治中心的宾州大学虽然是美国一批开国元勋推动建立的第一号独立后的美国自已办的大学，但也只好成为发明电子计算机和批量生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地方。好不容易出了个总统校友特朗普，认真说起来还是从商界半路出家改行过去的。知道为啥美国建制派实在受不了特朗普了吧？你宾州大学的校友好好拿你的诺贝尔奖就是了，再差也就是混个地产大亨什么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要是整天嘴上“没人比我更懂...... ”，全能全知的宾州大学校友们也都杀到政界里来，你让我们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友们还怎么混？
特朗普：没人比我更懂交易、贸易、法律、地产、金融、军事、科技、5G、媒体、互联网......当然，更没人比我懂推特

高科技创新对高校位置的需求

42.195公里原则不仅从社会稳定发展角度来看如此，从高科技创新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为什么斯坦福大学成为现代高科技创新的中心，而很多杰出的大学却不能。只要比较一下斯坦福大学与多伦多大学所在的位置就清楚了。
斯坦福大学到旧金山市政厅距离为52公里。这是一个刚刚超过42.195公里，又不是太远的距离
多伦多大学身处闹市，无论有多么先进的科技，根本无法提供土地和空间进行创业。因此加拿大的创新中心在多伦多市边缘基奇纳市的滑铁卢大学附近，而多伦多大学无论学术和科技实力多么强，如果他不挪地方，都绝无可能成为创新中心。哈佛大学同样如此。
黑莓手机是当今智能手机的始祖。我去滑铁卢考察在同一个中餐馆里就餐时曾偶遇其创始人迈克·拉扎里迪斯（Mike Lazaridis）先生和他华裔的太太，迈克先生就是滑铁卢大学的校友。我去参观过他捐赠的研究大楼。虽然现在黑莓手机辉煌不再，但其历史地位不容否认，他应当是加拿大科技创新的最重要亮点之一。
多伦多大学虽然远离渥太华政治中心，但却身处商业中心
身处闹市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著名高校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更不用提了，周围被封得死死的
高校需要与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不能离太远。普林斯顿大学离费城64公里，离纽约80公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离伦敦88公里，都太远了。他们再怎么自由也不会添乱，但自身也难以成为高科技创新中心。
与纽约和费城两头都不靠的普林斯顿大学，与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类似，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大片农田之中，无论自身学术地位如何发展，周边都没跟着发展起来。在这种生态环境好到太多鸟拉屎的地方你就最充分地、彻底放开地去谈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好了，鬼才愿意跑去管你。
最能决定一个高校实际发展结果的不完全是他的办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斯坦福大学长期是高科技创新的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周边依然有大量空置的土地可供开发。有空间未必就能成为创新中心，但要想成为创新中心你周围就必须得有足够的空间。我个人的确非常推崇斯坦福大学，并认为它就是未来人类高校建设的标杆，也是42.195公里原则的典范。哈佛、宾州、普林斯顿、牛津、剑桥、多大等等都不是。
本文作者在宽敞的斯坦福大学校门口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难以成为斯坦福，原因不是别的。你在中关村闹市区，距离长安街半马都不到，除了批量生产政治活动家、心态浮躁以外还能更多指望别的什么，就是搞出发明创造了，周边哪有地皮供你发展？搞几个车库咖啡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搞不成大家还可以热闹一下，搞成了，房价成本就把天使投资和A轮B轮的投资差不多吃掉一大半了。周边全是浮躁的商人，天天要求学校师生身处污泥而不染，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只是向北在上地有一些空间和利用校区附近的一点点空间，发展出了一些高科技企业。但空间太受限了，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其创新能力的发挥远不止如此。不是清华北大的人不行，不是没潜力、没想法、没创意，空间就这一点你还能怎么样。
大连市南边有一批高校，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运学院，因此向南发展出一片高科技园区，从学校生长出了一批包括东软等上市公司。这本来真有成为硅谷的迹象，可惜的只是大连市南边山地太多，可供开发的平原土地太少，使得该高科技园区发展严重受限。
在大连市区南部山沟里建的华信软件园
如果不明白42.195公里原则，无论制定再多科技发展计划都意义很小。简单模仿可以，想自我创新无异于天方夜谭。这不是哪个人或制度的问题，地理位置关系和环境就已经把你的最大发展边界限定死了。中国至今也未能充分地理解清楚这个问题。因此，中国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原创性的创新，说难可以难如登天，说简单也易如反掌：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高校全都搬到6环以外，7环以内，只要你愿意、想干，就会出现一大批斯坦福大学，其他城市也是类似的。高校要想以教授为主办大学，42.195公里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前提。
要搬动大量的高校，这难度太大了吧？当然，但如果想明白方法也很简单：把高校科研经费甚至事业费与校园地产出租费、学校创新公司股权转让费等以不同比例进行总体挂钩，研究方向主要交给学校自己去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政府去制定每个科技发展计划和项目。你老校区出租费拿得越多，就等比例地给你事业经费和科研费。这样逐渐把老校区转租出去，就可以养面积大得多的新校区。你转让股权、校友捐助拿得越多，就等比例地给你更多经费。很快高校就会明白赶紧搬到郊区去比在市里划算得多。况且只有学校自己的教授在只考虑专业和市场的前提下，才会明白搞什么具体项目最好。城区里、尤其市中心位置完全不适合存在高校和高中，只适合发展幼儿园、小学和初中，这是基本的规律。不是高校不能搞市场化，而是高校的市场化必须遵循42.195公里原则去搞才能真正符合客观规律。只有符合高校这个特殊主体客观规律的市场化，才能真正搞成功。
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历经30多年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经济学体系。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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