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这个规训我们的机器究竟隐藏了什么？

大学，

在其貌似纯净的表象下

隐藏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与训练机制？

“现在你看到我的本来面目了。”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69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5年第10届剑桥论坛：权力的印刻：空间、机构和危机（Cambridge Talks IX: Inscriptions of Power; Spaces, Institutions, and Crisis）上，由Reinhold Martin主讲的讲座，原题为“基础设施，媒体与权力/知识（Infrastructure, Media, Power-Knowledge ）”。讲座由普林斯顿大学俞洲总结整理，由同济大学博士言语推荐。

记录者：俞洲

伊利诺伊大学建筑/人类学双学位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在读。

推荐人：言语

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佐治亚理工大学访问学者。

主讲人：Reinhold Martin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研究主要关注于空间、权力和美学想象的历史，特别当以上现象或观念经过技术的基础设施传播的时候。

文章全长18006字，阅读完需要30分钟

推荐语

本讲座由同济大学博士言语推荐

Reinhold Martin 将自己嵌套在知识输出的演讲环境中，也会将他自己也看作是意识形态机器（ISA）的一部分，正如福柯1969年在樊尚大学（即巴黎八大）作为哲学系主任时所面临的问题那样。但创立哲学系的福柯显然命运多舛得多，他先是面临学生的“摧毁大学委员会”的折腾，而后又遭到法当局对其手下教员进行解雇，受到两面夹击的福柯最终愤然离职……但显然，GSD中的听众不是1969年樊尚大学的学生，15年的美利坚也仍然是奥巴马治下政治正确的美利坚。

今非昔比，Martin援引Deleuze“无器官的身体”（the body without organs）所影射之美国社会现实与知识生产的环境中，科层与网络化归于了均质的扁平化想象——不是没有反抗，只是这种力量会消弭在普世价值之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the universal）层级之间的缓冲带中。即使我们通常觉得建筑学界的反抗意识极其容易被异化和被资本挪用（appropriating），舶来激进话语通常会使得空间仍然难以回应社会问题，但社会等级的中立化（neutralization）与和解（pacification），使得不仅仅是建筑学，而是人文学科整体的抗争都像一剂减毒去活的疫苗，无声无息地注入到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教育里，最终只是保持这无器官机体之延续。作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一部分，新左翼评论、VERSO这些出版明星的个体或者集体，亦是全球化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生产的一部分。在“法国生产理论、美国销售理论、第三世界消费理论”的迷局中，如果说与权力有关的知识规训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统治装置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政治/知识的审美维度越是容易让人陷入乌托邦式的美学化超越想象中，美国就越是其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知识经济全球化生产的获益者。

本文背景中所在的上世纪60年代为开端，局部、无中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反身性（reflexivity）的理论开始流行，总体性理论式微，而关注历史具体发生的系谱学则成为福柯赋予被规训者的武器。它将知识作为一种约束的技术得以考察，去甄别与检视扁平的总体叙事中隐藏的势能。均质网络既可以是死亡的沉寂，也可以是从极化（polarized）状态下的抽回；类似地，极化网络可以是死亡沉寂下的呐喊，也可以公平某一刻安宁后的异化。

譬如，站在平坦广场上的纪念碑上的既可以是迈向假共和的屋大维，也可以是马丁·路德·金。脱离开对势能与“熵”（entropy）的历史性考察，静态的扁平网络的解读将会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将这一互文语境延展至今天的理论与世界大环境，即在“共享经济”作为迈向平台资本主义的扁平化概念性广告的今天，均质化网络对于人的规训与谎言需要更加审慎地以“慢社会学”（sociology of slowing down）、深思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去抵御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视角下技术对脑体分工极化愈演愈烈的人类纪（anthropocene）的“熵”的增加，福柯的知识系谱学无疑意味着扁平中控制论阴影下的无意识（cybernetic unconscious）行为之外对智识的召回，它避免了陷入愚昧与动荡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之中，也避免陷入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虚无主义（nihilism）。

但在将知识分子自身嵌套入话语的反思之外，仍然需要更切实的行动。系谱学反思需要促进教育行动的改变。在从未脱离西方主义的东方，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认为西方的知识生产有其跨国经济利益共犯的嫌疑，另外，它从来以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输出式的意识形态灌输，只教会压迫者看问题的视角，而对真正的格局调整（scalar fix）毫无兴趣，认识论和行动之间的鸿沟，也对被教育者们高砌围墙——贱民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讲座正文

借着这场论坛的名字（剑桥对话）我以一段引言作为开头：

“上个周四，他走去剑桥[1]，经过一些颠簸，他启程了，要在早上六点到那儿。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在那之后他很好地通过了考试——他在周六回家了，非常高兴地发现他被录取了——而不是被告诫还需要学习。有很多人被这么告诫了。”

鲁斯·爱默生给玛丽·穆迪·爱默生的信

1817年 9月 1日

[1] 剑桥是哈佛大学所在地的地名

这是鲁斯·爱默生、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母亲，给她的嫂子——同时也是这位年轻的诗人和哲学家的养母兼老师——玛丽·穆迪·爱默生的信。她在信中描述了哈佛学院的入学考试。如她所说，年轻的爱默生通过了这次考试，并且被哈佛学院录取了。

[2] 以爱默生思想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是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美国文艺复兴”。

而在再20年前，1797年，在大概100英里外的地方，一位叫做丹尼尔·韦伯斯特[3]的15岁少年，独自从他的家乡索尔兹伯里旅行到汉诺威。到达的时候，他走到位于达特茅斯堂[4] 街对面的一间房子。在那里，他站在自己的考官面前，穿着一套全新的西装——这是他的邻居给他缝制的，但是因为淋了雨，西装蓝色的染料已经开始有些褪色了。他说：“现在你看到我的本来面目了，如果我不符合你的获准的话，至少我觉得还是值得你的同情的。”这场口头测验检测了小韦伯斯特将英文翻译成拉丁文的能力，背诵维吉尔、西塞罗以及其他古希腊经典的能力，还有算数运算的能力。虽然有些勉强，他还是通过了。

[3] 曾两次担任美国国务卿

[4] 达特茅斯学院当时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所房子

达特茅斯学院

米歇尔·福柯1975年发表的《规训与惩罚》[5] 中有一段关于杰里米·边沁的全景监狱的论述影响了几代建筑学者。他是这样说的：“ 检查(examination)把层级监视(observing hierarchy)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normalizing judgement)的技术结合起来。这其中结合了权力仪式（ceremony of power）、实验的形式（form of experiment）、权力的使用（deployment of force）以及真相的塑造（establishment of truth）。” 这就是福柯所谓的将权力与知识结合[6] 。我们可以在年轻的韦伯斯特国务卿，穿着淌着蓝水的西装，将自己呈现给考试官去审阅和评判的这个场景——“现在你看到我的本来面目了”——之中看到这对对子所发挥的力量。

[5]《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于1975年。它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或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福柯将现代社会比做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但他们自己却不被看到。

传统帝王透过凌迟罪犯、斩首示众，以肉体的展示来宣示自身统驭的权威，这种直接的展示威吓公开布明施力者与受力者的角色。16世纪进入古典时代，规训手段的方式与样貌完全不同以往。一个例子是鼠疫肆虐于欧洲，为了让发生鼠疫的地区灾情不致继续扩散，指示每户人家关紧门户，闭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经许可下到公共空间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枪的军人以及固定时间出来巡察、点名，透过书写登记，记录每个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长进行重新审核，规训方式从原来展示威吓，至现代转变成用科学知识、科层制度进行各种分配安置。

福柯无意解释罪犯是怎么来的，或是为何会有犯罪的行为等等起源或事件发生的原因等问题。他要强调某种机制存在于那边，原本只是要将一群扰乱社会秩序者关起来，然这件单纯事情开始被关注，研究为何这群人这么不同，观察颅骨大小、小时候是否被虐待，开始产生心理学、人口学、犯罪学这些学问，为“罪犯”这个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时加以主体化罪犯，试图让人正视强调这命题。再从这套认识，于监狱中透过反复操练、检查审核、再操练，不只是要矫正犯人，并要犯人认清自己是个罪犯，是拥有偏差行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矫正自己，监狱、警察都是在“帮助”你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套机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不只告诉罪犯你必须做什么，还会要求时时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并且如何为自己的这个罪犯身份，忏悔和自我审查。（来源：维基百科）

[6] Power-Knowledge: 权力/知识，福柯认为权力基于知识，权力利用知识，通过依据自己的隐匿的意图去塑造知识，权力得以再生产知识，权力通过知识（再）创造自己能实践的领域。

这场会议以列斐付尔[7] 的一句名言开场，这句话[8]将权力与空间的组织联系起来。福柯对于圆形监狱和全景凝视（年轻的韦伯斯特在面试中所承受的正是这种凝视）的论述，与这句话同属一系。然而，福柯对于“Dispositif”，英文里叫dispositive（部署），或者福柯所称的机器（apparatus，亦译装置）的更加广的概念让事情更加复杂了一些[9]（福柯有术语“监狱机器”（apparatus of the carceral），而圆形监狱只是其一种理想的形式）。

[7] 昂希·列斐伏尔（法语：Henri Lefebvre，1901年6月16日－1991年6月29日），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开创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而著称，引入了城市权和社会生产的概念空间。（来源：维基百科）

[8] 出现在会议介绍开篇的是这句话：“在权力的空间中，权力并不以其真面目出现；它藏匿于空间的组织之下（In the space of power, power does not appear as such; It hides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space.）”

[9] 这个术语，在福柯通常的用法中，指的是那些实践和机制（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司法的、技术的以及军事的）的集合/设定。这些实践与机制的目标，在于应对紧急的需要并取得差不多是直接、即时的效果：

a.机器是一种同质性的集合/设定，它事实上在同一个头衔下包括一切事物，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警务措施，哲学命题，等等。机器本身是在这些要素间确立的网络。

b.机器总是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并总是坐落在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c.如此，机器，看起来就是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点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496733/

打个比方，监狱机器就是监狱所关联和包括的建筑形式、法规、操作规范、惩罚措施、学术讨论。

本次会议的简介

机器——这个是福柯的词，德勒兹[10] 会用聚合体（assemblage）这个词，而我们同样可以用综合体（complex）这个词。机器联结了空间和国家产生的机构（institutions deriving from the state），比如监狱；或者空间和教会产生的制度，比如学院；又或者空间和家庭的社会机构——正是这种社会机构的正常运作让爱默生和韦伯斯特能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10] 吉尔·德勒兹（法语：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1925年1月18日－1995年11月4日），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出生在法国首都巴黎，一九四四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德勒兹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有在《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德勒兹在巴黎十七区寓所跳楼自杀，终年七十岁。（来源：维基百科）

爱默生的家庭

在早期美国共和国——如同福柯的欧洲，却又有所不同——家庭，这个教育的起跑线，新近被纳入政府实践的范畴里。与之对照的是教育的实践：比如细致入微的文档记录包含了每一场考试，每一个学生都变成了可以计分和衡量、互相比较的一份档案。为了达成这件事，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各种机构（bodies）被组合进一个基础构造的综合体（infrastructural complex）中去形成物质和程序的基层。有了这个基层底座，权力和知识得以浮现并且流通。这个现象被福柯所概括为“权力的部署和真相的建立”。

现代的研究性大学和他们的前身，寄宿式学院就是这样的一种机构（body）。今晚，为了回应这次会议主题的关切，我准备了四个简单的循环结构（nested loops）。

我将由他们来展示，在19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背景下，权力-知识是如何在学院和大学基础构造中，和通过他们发生作用的。

虽然接下来建筑将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演讲中，但我必须提醒你：这并不是一场关于建筑史的演讲。我仅仅截取了一些历史的片段，这些片段只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建筑要素。我希望你在历史研究中碰到建筑时能够记住这一点；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你处理理论研究中的历史问题时注意这一点。

还有，我必须解释一下，当我说到“建筑”时，我指的是一个物质、一个论述的基础设施（discoursive infrastructure）或者技术媒体，和不可简化的美学、社会和技术的特性与结果的综合体；当我说到“基础设施”时，我的重点在重复上——基础设施就是不断重复的事物。机构中的机构：比如考试，讲课，小组讨论会；当然还有通过重复去定义的技术系统，比如电灯光——每个晚上只要我们按下开关，光就来了。

我对于硬件的关注和在北美和欧洲广泛传播的新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是相通的。它们中的一些思想与名字，比如布鲁诺·拉图尔[11] 联系在一起——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与他有两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我觉得应该回到福柯知识-权力的基本概念。

第二，当我说出物质、唯物主义或者技术媒体这样的词的时候，我希望你同样听听生产资料，还有与其一道的、所有的那些这个表述所引发的纠结和争斗。

[11] 布鲁诺·拉图尔（法语：Bruno Latour，法语：[latuʁ]，1947年6月22日－），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闻名于世，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来源：维基百科）

福柯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权力会生产（Power produces）”

所以简化一下，在我这次演讲的后台，将有一个操作系统一直在运行。它会组合福柯所用的编程语言和马克思所用的编程语言，却不会调停它们。

我将这些编程语言一起组合在这一块“媒体历史”的主板上——这里必须有个硬件——有些人称其为文化技术研究（study of cultural techniques）。我不会直接引用它们的那些已经很知名的论述，通过这些我并不是要做一个对于大众媒体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12] 已经做的很好了，我也并不是要将建筑学比作视觉媒体。

[12]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狄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麦克斯·霍克海默、艾瑞克·弗洛姆、瓦尔特·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人。（来源：维基百科）

我想说的是，用我的 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这本书里的话来说：“将建筑当作众多媒体中的一种去理解。”

这个明确的建筑阐释，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研究主题的非常跨媒体和关系性的特质的话，反而有些自相矛盾地使得我们得以处理历史研究中的建筑。

好了，那么什么是大学呢？

——大学是一个媒体系统。

为了解释这个概念，让我们请出哲学教授，弗莱德里系·尼采教授，时年27岁，在他给Offentliche Akademische Gesellschaft——或者叫做公共学院贝塞尔大学——所做的五场讲座中的最后一场。在1872年他说：这就是大学——“一张说话的嘴和许多耳朵，再加上这么多写字的手——这些就是外部的学术装置，就是综合性大学里被置于活动中的教育机器。”

在尼采的大学中，一个新近创立的学术自由的区域将教授与他的听众分隔开来。但是就像他向他的欧洲听众着重地强调的，真正站在这一切的背后少许距离处的正是”国家(state)”，在提醒相关各方，“国家才是这场奇异的听和讲的程序的终极目的，目标和意义。”

尼采和他的听众被欧洲大陆的大学系统绑在了一起。这个大学系统反映了普鲁士从1810年开始的改革。大学变成了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寻求知识的机构，围绕着这个年轻哲学家在贝塞尔所做的这类基础研究被重新组织。而这时他正在准备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随后在1872年出版。但是即便是从翻译成英文的文本中，我们也可以从尼采的声音里听出他认为奴役和群体的不自由是什么：国家文化的守卫者被羸弱和谄媚的官僚从远距离管控着，但这国家文化无非是为了保护和维持它自身。

而在19世纪初的美国，站在大学这个说与写的机器少许距离开外的不是国家，而是教会；而教会背后站着的是工业资本。在18世纪70年代，就像尼采所写的，美国殖民地时期所建立的小规模的专门隶属于某一教派的学校（denominational college），开始迅速成长成为大型的研究大学。它们中的很多（不是全部）很大程度上以德国学校为范本。尽管建立和管理由官方赠地所建立的大学和管理教育法律是围绕着联邦、州和市的各种机构（bodies）为中心展开的，但真正首当其冲的是教堂，或者说是某个和商业有联系的新教的教派。它们站在稍许距离外监视着大学，而此时校园中的手和耳正在新的课堂和讨论室中记录被抛给他们的言语——而这些课堂和讨论室便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的。

啊，我一直按错键

硬件的错！（笑）

因此，在1904年，威廉·哈珀，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在一次演讲中对着学生的作出了如此简单的一道指令，他说：“基督教信仰的要旨和一切就在这两个字中：‘跟随我（follow me）。’”实际上在1904年前后的芝加哥大学，“跟随我”其实就意味着“听，做笔记，读还有在日常事务中实践宗教和道德的判断”。哈珀和他教职工中的很多人认为所有的教职工都应该每周去教堂。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宗教的虔诚和科学的理性是完全并行不悖的。然而尽管芝加哥大学有着天主教的渊源，并且收到了来自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天主教徒，约翰·洛克菲勒的巨额捐赠，也尽管亨利‧艾伍士‧科布（Henry Ives Cobb）为芝加哥大学所做的总体规划将一个哥特复兴风格的礼拜堂放在了校园中央，但是在这大学的前三十间，教堂并没有被建起来。

威廉·哈珀

亨利‧艾伍士‧科布为芝加哥大学所做的规划，1893

在1910，在已经捐了2500万美元后，洛克菲勒又捐了最后的1000万美元——呵，不差吧——在这1000亿美元中，洛克菲勒指定至少要有150万美元要被用于建设和装修一座校园礼拜堂。终于，教堂由纽约的建筑师古德修（Bertram Grosvenor Goodhue）设计，并且在他的骤死后由Mayers Murray and Phillip建筑公司在1928年建成。在1926年，Floyd R. Watson，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在新兴的声学上有所成就的一位物理教授，与他建筑系的同事，James White一道，被芝加哥大学聘用来研究古德修所设计的礼拜堂的室内声效。在这个时候，对于教堂、剧院和演讲厅最严重的声学问题便是声音的重叠和混响带来的字句模糊。为了减小这个问题的影响，两个顾问推荐在天花板和侧墙上使用总计32，000平方英尺的吸音石膏材料。在这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到。

左：洛克菲勒礼拜堂；右：红圈中的就是Watson

建筑师同意了。他把天花板穹顶上铺上了Guastavino公司的专利产品。下图是Sweet‘s的产品目录。这里是中殿、耳堂和塔处的内墙。都被铺上了Sabinite，一种吸音的石膏材料，由US Gypsum公司出产。无独有偶，设计中同样指定了在唱诗班席、侧廊上还有讲道坛和管风琴的后方使用硬质的、不吸音的石膏板材料。所以基本来说，在南面台上的演讲者，都被这种不吸音的材质包围了。

Guastavino公司的产品目录

左：礼拜堂管风琴；右：礼拜堂室内

礼拜堂平面

这个细节非同小可。再此之前，对于剧场的声学效果的要求往往更关注观众的感受，通过减少混响来优化观众的感受。但是当到洛克菲勒礼拜堂建成的时候，声学的标准已经被扩大到包含演讲者的感受了。艾米莉·汤普森在她对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声学环境的研究中，提出早在电子声学的发展之前，通过工程手段减小混响的负面影响这一发展其实创造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产品：将声音分门别类地分析整理归类进一系列的单位中。但是到了1928年，刚刚经历了芝加哥大学礼拜堂的项目的Watson教授就归纳出了这么一条建议：如果演讲者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经过混响而被即时的加强”，他就能更加“自信”。汤普森注意到了这个改变，却没能弄清因此被建立起来的并不是——或者并不只是——一个通过计算得到的，在演讲的嘴和听众的耳朵之间的无噪声交流。在这里，同样成为可能的还有一个“短路”：在讲道坛和讲台旁边空出通过计算的出的没有吸音材料的空间，使得被混响的声音被精确定位到演讲者的身边。

在这个“混响短路”之外，听众就如同RCA的Nipper狗[13] 一样，在台下听到了最理想的演讲者的声音：一连串通过吸音板过滤过的、机械般清晰明确的声音。而在这个“混响短路”之内，演讲者与他的观众切断了联系——就像尼采演讲中提到的教授——他好像听着别人说话一样听着混响过的他自己的演讲，在他身边和身后响起。[14]

[13] Nipper (1884–1895) 是一只来自英国布里斯托的狗。它是Francis Barraud的画《他主人的声音》的模特狗。此画后来成为著名的唱片或相关公司的商标。

[14] 这个地方的在Martin文章中的完整引文更加方便理解：（Watson教授说）“我们必须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当演讲者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将会发现他无需做任何事他的声音就会得到一个立即的强化。这样的环境会给他一种自信，因为他确认了他的演讲是最佳状态和将会传递到观众。”

洛克菲勒礼拜堂的声学效果，因此将演讲的声音一分为二：一个声音理性清晰，长椅上的听众听得到；另一个声音经过混响，仿佛来自上天，来自别的地方，只能被站在精心设计过的的位置的演讲者自己听见。这种设计其后将变成演讲厅和学术礼堂的金科玉律，直到被麦克风取代。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设计的确奏效，我现在感觉很好。(笑)

2.桌-Tables

好，那么接下来是桌子——现在，你可能会想，与大课演讲相对的小班的讨论课(seminar)又怎么样呢？现代研究讨论课的模式是从现代早期的教授的桌子或是学生的寄宿安排，比如——主要是在德国——吃饭，学院(collegia)或是学会组织的中的亲近感中发展出来的。其更深的源头来源于讨论课似的清教宣讲和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到了19世纪初期的时候，在德国这些以哲学为导向的讨论课已经同科学实验室一道，发展成为了主要的学术研究场所。

很大程度上保留的原先学院(collegia)的形制，德国的研究研讨会如同威廉·克拉克所说，是一个通过将定期单独讨论，而不是非正式的交流作为一种课程，以实践和培养学术魅力的重要载体。到了19世纪晚期，这种以研讨会和以基于实验室的研究——克拉克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阐释得非常明确——已经在新创立或是新组建的美国大学里成为主流了，在这里，它们保留了克拉克所说的“宗教仪式的部分”。

而研讨会成为一个训练本科生如何读书的地方则是更晚的事情：当芝加哥大学和一些别的地方将说话的嘴的数量翻番，并且被集中到一个基础设施的周围——这个基础设施将一个“主人的声音”[14] 变成了一场亲切的对话。在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学院综合荣誉课，一个为期两年的讨论课。在此，杰出的本科生将会在一位英语文学的教授John Erskine领导下的一些非专家导师的指导下，全面地阅读西方哲学、文学与科学的经典。Erskine说它其实只是希望学生“去阅读一些好书，那些古代的畅销书，就像他们现在会去自己找那些现在的畅销书那样自发地阅读——最好一周一本。”所以他希望那些古代经典去和那些平装书或者畅销书抢市场。

[14] 主人的声音（Master’s Voice）即是指上一章节中的那种单向的讲话，同时也是构成这此演讲的文章《The Dialectic of the University: His Master’s Voice》的主题。His Master’s Voice也是之前提到的狗听留声机的照片的名字。

John Erskine

但是重要的是，这里哥伦比亚大学的综合荣誉课是一张列表。一位教师对此颇为沮丧，担心这是他所谓的“哥伦比亚学院真正的学问”的终结。他向Erskine抗议：“一个学生在他最后的两年学院生涯中去认真了解10位作家，也比他从一张别人给他的列表上学习了86个作家的名字来的好。”

不知道你们的课程简介上是怎么样的？（笑）

哥伦比亚现在还在干这个事，你知道的。这很好，非常棒（笑），但是这是我们发明的（笑）。

不同于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全部都是男性，并且要等到几十年之后，一份全部84个白人男性组成的榜单才会受到关于性别和种族平等的公开质疑。而在1920年前后，Erskine的榜单，和在其之后的他的明星学生——哲学家Mortimer Adler——所编撰的表单主要是针对在19、20世纪之交，被哈佛和其他大学所采用的自由放任的选修课体系（the laissez-faire system）所作出的反击。

（对哈佛的学生说）是真的，是，是，不管怎么样，行了。（笑）

Mortimer J. Adler

Erskine围绕着一张大的椭圆桌开始了他最开始的研讨课。桌子这个细节，基本上在各种关于他的经典列表的文本选择的讨论中都被忽略了。围坐在这样的一张桌旁——椭圆桌的座次不分主次，没有首领——的是大约25张说话的嘴和25对听声的耳朵，再加上教授们的嘴巴和耳朵——注意是“教授们”，是复数；在他们所规定的形式中，哥伦比亚综合荣誉课是被一对老师授课的。

当Mortimer Adler毕业成为一名教师时候，他在这门荣誉课上的教学搭档是英语诗人和哲学家Mark Van Doren。Mark在第一堂课上问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伊利亚特》中有着统领地位的激情？”他接下来绕着桌边移动，试图引出每一个这个小组中的人的看法，以此来展示有了一个好的开局提问，“你可以不断地点组内的任何一个人回答，并且当有了各种不同的回答后，你可以让他们互相组合，相对，来推动讨论向前发展。”

或者，如果没成的话，Adler建议道：“第二个带头的人可以纠正他的搭档对于别人对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的错误理解。” 有谁曾经和人组队一起教过学生课吗？是不是很有趣？（笑）所以“你可以纠正你的搭档对别人反应的理解错误！用内心的耳朵去听那些回答其实是比问一个好问题更难的。”经过培养的业余的人在这里比职业的专家更好，因为——就像Adler曾抱怨的——“大多数职业人士用讲来教，而业余者——苏格拉底正是这种业余者中的典范——则通过提问来教。”因此，研讨课训练它的教师们去习惯一种特别的教学法：提出精心考虑的问题，顺着桌边快速轮流发言，公开抛出自己的反应，用内心去倾听。

为了加强对话的属性，考试以口头而非笔试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教学法一同工作所产生出的知识在两个层面上呈现一种“tabular”[15] 的特色。首先这些知识围绕着讨论桌——不论是它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开始的椭圆桌，还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相似的变体。第二，这些知识围绕着列着名字的表单。

[15] tabular既有“桌的、和桌子相关的”的意思，也有“表单的、列表的”的意思。

除此之外，为了引发围桌而坐的学生的反馈，老师必须有一对对于共鸣，音调，音高和音色敏感的耳朵。这对于在讲台上的演讲者通过混响检查自己的声音是一样的，不过是出于与演讲不同的原因。当这种新形式的教授的职业敏感作用到两位教授自己身上时[16] ，它获得了听自己的引导性问题，并从中学习的能力。所有的这些行为动力都来自于意欲用Ershine的课称为“西方世界的名著”的经典书单取代“每周一本”当代畅销书单所燃起的管理的想象(administrative imagination)——这些都是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笔记深渊，避免Adler所认为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经脑子，不过只是老师的笔记转手到了学生的手上”的情况。

[16] 原文使用的是“attention is doubled up”， Martin常用double up这个词组，意为对折，弯曲。在语境中指反身对自身或是产生叠加，复杂的状态。

所以，别做笔记了（笑）。一个看上去是解释学(hermeneutic)的文本练习的东西——练习对于文本的解释——因此成了一个物流的过程。

在一个时代的反思的转折点(reflexive turns)的时间点，Adler最广被阅读的作品便是1940年的畅销书《如何阅读一本书》。这书正是从被芝加哥大学的新校长Robert Maynard Hutchins于1929年聘用去芝加哥大学时，他带到芝加哥大学的教学法中诞生的。

《如何阅读一本书》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在芝加哥，基于Erskine的书单，Hutchins和Adler共同重建了哥伦比亚的两年荣誉课程。而这堂课是在一间特别的教室里上的。又一次的，这里有一张椭圆型的桌子，作为最中心的设施和舞台。

芝加哥大学的伟大名著研讨班，中间是两位老师，桌上放着的书其中一本是《柏拉图》

芝加哥大学的伟大名著研讨班

在五年之内，Hutchins和Adler的讨论课成为了之后著名的“名著运动”的福地——在上面这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些名著。当然，这个运动也不是没有它的反对者。社会学家Edward Shils就认为Adler是一个“固执的无赖”，并且记得第一次在Adler的一堂关于系统性的社会科学的讨论课上，听他用飞扬跋扈的语调演讲，并且不断地拍着桌子来增加他的阐释的分量。对于学生们如此热情的名著讨论课，Shils也想亲眼看一看。参观了一节课后，他说：这是我见过的Adler所带来的，一个学生的最可怕的学术恐吓。他在这儿把拍桌子当作一个解释文本的一个技巧，就和他当年把拍桌子用来解释系统社会科学一样。”

Adler

所以，桌子。

不过，即便因此Hutchins和Adler的创新的名声好坏参半，“拍桌子”还是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成果：《西方世界的名著》——一套54卷的书，由大英百科全书和芝加哥大学在1952年出版，由Adler和Hutchins编辑。

《西方世界的名著》

1947年，Hutchins和William Benton，芝加哥大学的前副校长，也是大英百科全书和芝加哥大学所建立的合资公司的所有者，一起创办了名著基金会（Great Books Foundation）来在全美鼓励和推广名著读书团体和校外讨论会，很多时候作为成人教育。这些讨论会由当地组织和承办，围绕着一张桌子，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学院、教堂，或是别的公共或是私人的场所里。

一个伟大名著研讨班

到1953年之前，名著基金会所做的全国范围的调查一共记录了1176个这样的团体，平均规模为14个人。这也就意味着，当这套《西方世界的名著》出版的时候（1952），“名著”这个词，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一张老师给学生的列表了。“名著”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

这套书是随着一本Hutchins所写的名为《伟大的交谈（The Great Conversation）》的书一起发售的。即便Hutchins努力地想去将西方社会定义为正在向“一个对话的文明”前进，但比起社会这么大的话题，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关注这群围绕在圆桌周围的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Adler和他的合作编辑William Gorman还一起提供了一个两卷的，对于这个系统的导读——这个东西真的很惊人，我超级推荐这个——叫做《伟大的理念：西方世界名著的一个概念引索》。Adler的《概念引索》有102个章节，每一个对应一个“伟大理念”，从“天使”到“世界”。Adler实际上是个天使学的专家。

为《概念引索》编写引索的人员

所以这102个伟大理念都被逐个整理，标注和记录，然后保存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建筑里，别名“引索房（Index House）”。这102个理念又被细化成大约3000个次级主题，其下包含163000条引索，每一个理念包含284条到7065条引索不等。此外还附加一份1800个条目的清单。这份清单是引索的引索。通过这个清单，读者可以不用读完整个《引索》就可以找到某个特定的次级主题。颇为夸张，但也顺理成章的是这份《引索》还有一个80页的后记，是关于“比较性的建设的原则和方法”

好了。这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荣誉课程是怎样一步步发展成为一个列表和表格所组成的庞大系统的。这可不仅仅是一群死掉的白人男性的语录，它同样地也在无穷无尽的、为了以它的亲密感来弥补普通的授课的抽象感所出现的研讨会中，持续地引发演讲：一场伟大的交谈。

3.光-Light

不过，这种围绕着讨论桌的研讨会的苏格拉底式的碎碎念，包括其中的口头考试，和艾默生一个世纪前所经历的那种背诵和口头检查是不一样的。讨论课要求学生在晚上几个小时的沉静阅读，而不是死记硬背。这样的阅读要求足够的光。而电灯的光，根据Wolfgang Schivelbusch的说法，驱散了昏暗的夜晚的浪漫光环。不过在本科生们阅读伟大名著和新研究性大学中的教授们写这些伟大名著的地方——图书馆里，事情却不一定是这样。

在1898年，大约我们之前提到的综合荣誉讨论课开始前的二十年，William Hallock一位来自Wurzburg的博士，也是哥伦比亚物理系的副教授，在工程杂志《前进时代》发表了一篇简单的小文《漫反射照明（Diffused Illumination）》——《前进时代》之前被叫做《燃气时代》，所以你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时代讲了对吧。

《漫反射照明（Diffused Illumination）》

哥伦比亚大学，1897年

这篇文章描述了Hallock为哥伦比亚大学1897年秋季新开放的新校园中央的穹顶图书馆的主阅览室发明的一款新的非直接的室内电气照明系统——我必须要给你们指一下我现在的办公室就在那儿——Hallock强调，阅读需要“一个柔和的，漫反射的照明；既没有眩光，也没有尖锐的影子”。Hallock同时给出了一个他称为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一般照明的方案：用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四分之一英寸的钢缆，将一个涂成浅灰色的直径7英尺的不透明圆球炫光在穹顶大堂内的阅览室的中心上空。

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右：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的照明“月亮”

Hallock是这样形容这个被神秘地吊在半空中的圆球：“无论怎么看，它漂浮在空中。即便在白天，它看上去也是一颗巨大的珍珠，映衬在深蓝色的穹顶，有一种独特的美。”到了晚上，二楼的阳台上有八个自动聚光的弧光标准射灯，由JB Colt公司——Colt转盘和早期电影投影的制造商——制造。你可以在这张照片里看到。射灯将光打到球上：“整个球发出一种发散的，淡淡的白光。”

JB Colt公司的标准射灯

左：射灯在图书馆内的位置；右：射灯布置的平面

我们的物理学家Hallock这样诗意地表达：“它的效果极度美丽。球的表面在发光，而光似乎是来自于球的深处，制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在深色的天花板前，一个人很难定位这个球在哪儿：是一个我们眼前的珍珠，还是遥远天空中的月亮——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想象。”

在一个世纪以前，Etienne-Louis Boullee曾经设想过这样的一个启蒙运动的燃烧的太阳，就像一个绽放的烟火一样在另一个，但是更大的穹顶中。在纽约，这个太阳变成了月亮。Boullee的建筑中的戏剧性的阴影变成了发散的，冷静的和柔和的光，为了让人毫不费劲地阅读。不过实际上，在夜里这个电气月亮也只不过作为桌上的白炽台灯的补充。

Etienne-Louis Boullee，牛顿纪念碑，1784

图书馆阅览室，注意桌上的台灯

当然，这些照明设施现在已经全部被改掉了——如果你去过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话你就会知道。

Hallock和这栋建筑物的建筑师Charles Follen McKim为了完成这个月亮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包括在一个大木球上尝试覆盖不同的材料：白漆，锡伯，甚至是将真实的月球表面投影到球上。无心插柳，因为各种光学的调试，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意外的提升了天文学上月球地图的质量。不过这个投影的方案并没有带来月光效果，所以他们还是将月球的投影换成了直接打光，将球涂上了有些黯淡的白色。

那么，这个“月亮”到底见证了什么历史进程呢？

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前，煤气灯仍然是书房与图书馆的主要的夜间照明方式，这其中包括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那个穹顶的直接先祖——实际上很多图书馆因为危险已经摒弃了煤气灯——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所设计的圆形图书馆。

由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

所以1895年十月29号的《里士满快报（The Richmond Dispatch）》报头版这张被烧毁的图书馆的图片中的电线一定是很新的。这份报纸称之为“星期天的灾难”的火灾最终导致整个图书馆被焚毁，损失了53000册馆藏中的45000册书。书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会燃烧。哈佛也曾经失去了很多书。

《里士满快报》的报道，注意看图中的电线杆

着火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火灾从附楼——一个在原本圆形建筑后的105英尺长的加建，由杰斐逊的徒弟Robert Mills完成——的西南角开始。虽然火灾真正的原因未知，初步的推断指向附楼中的照明电线。Richmond Dispatch和学校的档案中记载了，灾后人们立刻开始考虑重建这座图书馆。大部分人希望按照杰斐逊的原样重建。因此，1896弗吉尼亚大学聘请了McKim, Mead & White来重建图书馆，并且增加新的课室，实验室和工坊，同时迁移学校的发电站。在这个时候Charles McKim设计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设计已经接近完成。他的重建设计扩充了原先朴素的阅览室，取消了原先的夹层，将一两层打通，并且围绕大厅安装了一圈巨大的科林斯柱，自信地彰显着初升的美国霸权，并且在这里使用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样的照明设施。

左：火灾前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室内；

右：重建后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室内

重建后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室截面

就是这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它多愁善感的月亮一起，被建在了杰斐逊图书馆的废墟上，就好像重建就是为了模仿哥大图书馆一样，因此描绘了一条启蒙运动的象征弧线：从一个耀眼的明亮的朝阳，滑向一个帝国中，学生埋头苦干的黄昏（中升起的月亮）。

人-Persons

另外一个讨论这件事的方式是：

关于如今的法人化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帝国衰落的地方——的各种叙述倾向于追溯这条弧线；在其中启蒙主义的光亮在Bill Readings在1997年所命名的“废墟中的大学”中焖烧。早些时候，很多思想家，从Gilles Deleuze到Donna Haraway——他们中的很多也都在思考1968年所带来的后果——已经认识到了将大学和法人团体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不过是将权力知识和资本链接之后所带来的改变中最新的一个——将会给我们的认知和知识带来么多深远的影响。杰斐逊的图书馆部分是由当时的奴隶所建的，而当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建造哥伦比亚大学的Lowe图书馆的钱已经是部分来自于中国贸易了。图书馆取名“Lowe”用以纪念校长Seth Lowe的父亲，也是他们家族生意的管理者，Abiel Abbot Lowe。即便这个茶叶贸易的家族公司在1887年就关门歇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国王学院早在1854年就被授予皇家特许状，获得了法人身份。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在Lowe图书馆开放的1897年，哥大被委托了替代父母照顾学生的责任。通往图书馆台阶上的名为“母校”的雕像正是在纪念这份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的雕像《母校》

达特茅斯学院——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讲座，现在我们要回去了——是法人人格[16] 这一概念的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法人人格，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中的一个关键特征。

[16] 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是一个法律概念，即将一个法人团体或公司视为一个“人”，与真正的人享有一样的法律权力和责任。后文有解释。

在1819年，当尼采的缪斯艾默生正在哈佛学习古代经典的时候——插一句，正是这个艾默生在之后的日子里劝告美国的学者们离开图书馆，并且离开那些“欧洲的温文儒雅的缪斯们”——Daniel Webster代表他的母校达特茅斯，站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庭前；这场里程碑一样的案子被称作“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对Woodward案”。

就像哥大，达特茅斯在1769年就通过皇家特许状获得了法人地位。1816年，新罕布什尔州政府试图通过修改学院的章程来让其董事会和校长归属于政府。董事会拒绝，表示这样将违反宪法中的合同条款——州政府不得损害任何人履行私人个体间，或私人与州政府间达成的合同。法院认为学校的章程属于这样的一种合同，因而州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条款。

从这个案子开始，离发展出法人人格这个概念就是咫尺之遥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人团体就是一个“人”，拥有一个自然人的很多——如果不是所有——从合同权开始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最后的几步基本实在19世纪后期完成的，而在1910年的南方铁道公司和Green一案中，法院已经这样总结了：“一个法人团体，在宪法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人的含义内，就是一个人——这个概念已经明确，没有任何争议了。”[17]

[17] 拓展阅读：《通用汽车会不会被指控谋杀？》

网址：http://www.fortunechina.com/business/c/2014-06/13/content_209607.htm

而早在1819，也就是这个总结发表的接近一百年前，面对最高法院，韦伯斯特是这样说他的母校的：“它虽然很小，但是这里有很多爱它的人。”在这时他甚至抽泣了起来。韦伯斯特的战术成功了，它赢下了这个案子——他对于母校家庭般的爱的表述很真实，我必须承认。当然我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真心经过了考验，而是如法庭的决定所展示的，这个叫做达特茅斯的法人团体，变得配得上明显属于人的情感，比如爱。

在这个时候，达特茅斯的确还很小：几个教师教95个学生，加上一个校长和一个12人的校董事会。它的校园也只有一栋楼，达特茅斯堂，也是一个教学和住宿一体的，同时具备各种功能的早期校舍的例子。这样的校舍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学中非常普遍。

达特茅斯堂的平面

韦伯斯特对于学校的爱，看样子就是在这个校舍中培养出来的。他在这里住了三年，他和他的30个同学在这里进行平常的经典背诵——而这种爱更可能在在课后的打闹中被加强了。他和他的舍友们无疑沉迷于这些嬉闹，就如同他沉迷于公共演说一样。零星的关于学院生活的记述提醒这我们这帮人，包括年轻的韦伯斯特，毕竟还是一帮在只有男性的环境中生活年轻的学生；它们也提醒着我们这帮人的寄宿生活其实不怎么有纪律。可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新泽西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的拿骚堂。1802年被烧毁而后又按照Benjamin Henry Latrobe的设计重建。拿骚堂共有42间房，其中有一些被用作背诵室、祈祷室、图书馆、厨房和餐室。拿骚堂有着福柯所说的“规训的机器”的所有特征：封闭或限制的环境，一间间隔开的分隔系统，标注着特定功能的空间，还有层级——既有在一间房之内的，比如排列称行的床或书桌，也有学年间的，不一而足。而在行为上，类似的规训有课程时间表、每日的背诵要求、要求学生按照正确的姿势书写正确的字型、规定的学生-笔-纸-椅子-写字台之间的位置关系、禁止浪费时间等等等等。

拿骚堂，新泽西学院（也就是以后的普林斯顿大学）

拿骚堂平面

福柯认为，当这些特征被整合进一个规训的系统时，将会生产出易于训练的、听话的个体——不过这些在拿骚堂里被训练的家伙们可一点都不听话；相反，在1820年之前的十年中充斥着各种的不服从的情况。在校长Ashbel Green的第一个任期里，被退学的就包括在拿骚堂引爆火药的三个学生，在凌晨三点爬上钟塔敲响钟声的一个学生，还有一个闯入祈祷室、故意将一套扑克牌插入圣经的书页里的一个学生。

接下来的一年中，1813-1814，还可以看到有学生在堂内放响炮制造噪音，和各种墙上的涂鸦。在1814年一月19号的晚上，一位历史学家如此记述：“有人在拿骚堂的大门后边点燃了一个包含了两磅火药的炮仗。窗户碎裂，墙壁也出现裂缝。炮仗的一块碎片打穿了祈祷室的门。”而当晚餐前后，在建筑中的那条长走廊上，暴力混乱更是激烈。校长Green记得他站在饭厅的外面，手持一根点燃的蜡烛，在做例行的巡查。“那些学生们经过我时，非常的安静，也很尊重我。但是一旦他们离开了我的视线，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惯常的喊叫。”

在Green的日记里，规训和无规训就这样紧密地交替出现。在四月7日，他这样写：“出席了考试。我们在学校里发现了一个炮仗。晚间，一群学生在学校前面表现出了非常不合适行为。”如果这还不足够，在1817年，学生们钉死了大楼的所有入口，大喊大叫，打碎窗户，到处乱跑。

这些无规训的行为和对于母校的爱的行为都完美地符合福柯的机器中的框架。他们都是法人人格所必须的条件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因为规训的失败就内接在主体化[18] 这个罪恶的圆环之中，而在其中，温顺和行为不端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还有因为机器本身直接唤起熟悉的——如果不是本能的——情感。

[18] 主体化是福柯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以为你是自己做的选择，但其是你已经被控制了而不自知。

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是“把人变成主题”的产物。也就是说，本真的人并不是主体，并不依据所谓的“人性”来行动。现代社会对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主体或人性标准的人即现代人，同时将不符合标准的人归入“非人”，并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训。

虽然看上去有些拗口，但是把人变成主体有三种客体化的方式。第一种是力图给予自身以科学地位的探讨方式，解决“现代个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第二种是对人进行区分，解决那些是不合乎标准的人，该如何改造他们的两个问题。第三种则是主体化的实践。人生下来是不合乎标准的，主体化的目标是要把标准内化成所有人的自觉行动，他是主体标准最终变成“自我意识”或“自我教育”。福柯认为，这种改造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把理性人的观念内化到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中去，从而使标准化呈现为一种“个体化”或“个性化”，并且使之表现为一种个体自由的，合理的选择。

（来源：http://www.pstruc.org/Article/shi/98_3.html）

1825年，在托马斯·杰斐逊近来刚刚开放的、已经法人化的弗吉尼亚大学的草坪上发生了一场14个醉汉的骚动。一年之后，17岁的爱伦坡[19] 进入了这所大学，住进了草坪边的宿舍里——就在这里，在西侧——在一个被叫做Rowdy Row的部分。在他的监狱般的小单间中，爱伦坡目睹了各样的斗殴，包括一场由咬胳膊引发的赌博输掉了他仅有的那些家当；还有阅读了那些经典著作。尽管他自己并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但因为贫穷，爱伦坡还是在一年后退学，离开时抱着对于那些无法躲开的成天醉酒的富家子同学的怨恨。

[19] 埃德加·爱伦·坡（英语：Edgar Allan Poe；1809年1月19日－1849年10月7日），美国作家、诗人、编辑与文学评论家，被尊崇是美国浪漫主义运动要角之一，以悬疑及惊悚小说最负盛名。

左：爱伦坡所住的位置；右：爱伦坡的宿舍

几年后，他借古典美人海伦写出了这样的颂词：“从前希腊的华美壮观，和往昔罗马的宏伟辉煌。”有些人猜测，虽然在赞颂古典美，但爱伦坡的目光实际还是落到了是杰斐逊所设计的、既非完全罗马、也不是完全希腊式的新帕拉迪奥式的校园建筑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注视，如同边沁的圆形监狱，同样也反身投注在了坡的身上。因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迷人的假设：爱伦坡一直的那种接近疯癫的感觉，和他的文字的那种迷幻的爆裂感，正来自于机器的不可磨灭的，反作用的逻辑：对于体制机器的终身愤怒。

但是在这里我却想冒险作出另一个假设：爱伦坡的海伦，是这个我们正在目击其诞生的法人人格的一个名字；它是一个机器——让我们叫它古典而不是监狱——它由那些经受其钢铁意志的人的不屈的爱所塑造，即便它也塑造了他们。

现在，作为总结，我必须说我只能为你们提供大学机器（university apparatus）的简单几瞥，因为机器的存在早已满溢，流进了没有器官的法人身体中，并且折叠回了大学里那些已经折叠了的书里[20] 。大多数这样的循环结构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因为大学就像工厂，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你可能也从这些循环中辨认出了今天权力-知识这个对子的遗传学上的祖先——经过技术传媒的讲座的政治神学；幼儿化的同僚们围绕着椭圆会议桌而坐；如今复燃的，从我们的书本中透出的（举起了手中的ipad），而不是再是投射在书上的光；还有在学院和大学中被训练的人力资本——今天的法人人格索求和得到他们的爱的投入。最后，我希望你也意识到了这些循环是一条链条上的链结——一个将它的目标和别的其他地方的人（奴隶，农业工人，矿工，码头工人，水手等等这个世界上的劳工们）连起来的基础设施。那些工人创造了那些名字被刻在我们的教学楼上的人的财富。同样还有女性——她们是读写能力得以传递的保证——她们的家庭劳动在200年前重组了家庭的组织，使得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有机会在考官面前展现他们自己，还能说出“现在你看到我的本来面目了”。

[20] 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是来自德勒兹的概念，可指隐藏在完整的构架，各司其职的系统下的更深的，更整体的现实。（来源：维基百科）

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因为大学机器，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已经成为整体，难以单独辨识。

而“并且折叠回了大学里那些已经折叠了的书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方面意指大学机器将意识形态包裹进入大学所教授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其实早已包含了前人所包裹进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呼应德勒兹的另一个概念“褶皱（fold）”。褶皱意味包裹着“多”的“一”的状态。褶皱具有包裹和展开的潜能。当折起来时只有一条褶皱，却在内部蕴含着多条褶皱；当展开的时候，虽然呈现了多条褶皱，却有着被合成一条的可能。而在在这里，大学机器被折叠因藏起来了。（来源：http://blog.renren.com/share/265527406/18117788090）

谢谢。

讲座地址：https://youtu.be/CMy6mqt8EQk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讲座PPT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