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唐代的中国听说过西方的珐琅吗?这种陶器技法是否有意识地模仿西方?关于正仓院的珐琅铜镜的来源地,一直有争论。据我们所知,
真正的珐琅直到中国的元代才出现,看起来日本人不太可能在此之前数个世纪就拥有这种珐琅。所以,日本声称他们自己制作了这个镜也太夸张了。
无论如何,正仓院的镜至少提供了证据,说明西方的珐琅技术在唐代的东方的情况。同样有意义的是,不同颜色釉作用于同一器物应该不会早于唐。简而言之,我们虽然证据不足,但可以猜测,唐代的“沟槽”工艺确实来源于当时对西方珐琅工艺的了解。

这些唐代盘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其圆点底装饰,通常是白釉上点缀一种彩,然后形成环状围绕。这种工艺或许与凸点工艺有关,它出现在很多唐代的扁瓶和其他器物上,上面都有浅浮雕装饰。所有这些,又都来源于萨珊银器上出现的锤揲纹点。例如,图84e的碗上面的站立的鸟的背景就用过这种装饰。这种工艺在从西方转入中国后又传回西方,来来往往。根据Lane的说法,有些伊斯兰陶瓷的凸起点地子工艺来源于中国的器物的启发,是由中国出口到中东的。
图84a-e
如图84b的开窗的主要元素,正如上文所说,是棕榈叶或开放花卉。事实上,当代西方装饰的一个重要分支,正式基于一种无柄草的连续根茎,中间间有花开。这种主题纹饰非常古老。可追溯到埃及和亚叙;我们在前面讨论诺颜乌拉的丝织品时已经讨论过。这种纹饰有数种几何变体,安希米亚(anthemion),荷花并蒂,花蕾和冷杉球果,蛋与舌等等。这些纹饰的共同特征都是,所有都具备一个花蕾状的东西,呈开花状,然后不断复制蜿蜒。图84b的开窗纹饰中,较次要的元素是封闭的半花瓣环。图84d中,这种元素则更重要,变成了卷云纹包裹于中心圈造型。而较重要的元素,对应于84b中的棕榈叶造型,有莲花瓣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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