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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福音自1807年由更正教宣教士马礼逊（1782-1834）传来中国至今（教会历史称福音第四次来华），前一百年经历了各种沧桑，可以说属于撒种、生根的阶段，为福音作出贡献的全部是外国宣教士。而从1900年之后，中国教会则慢慢经历发芽、开花到如今的结果累累，作出主要贡献的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因此，中国之所以现年能有约七千万的基督徒，乃是因着神特别的恩典，托住祂的众多仆人使女，使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守真道，至死中心。在这其中，有多位属灵长辈给中国教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感恩弟兄称他们是中国教会的柱石，如今，他们都已完成主所交托的使命，安息与主的怀中。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离开，但是他们的见证却仍在说话。故此，本平台从3月5日开始陆续推出他们生命的见证，已经推出：（点击题目即看）
中国教会的柱石:王明道
中国教会的柱石:袁相忱
中国教会的柱石:谢模善
中国教会的柱石:杨心斐
中国教会的柱石:李天恩
今天介绍的是：
神州家庭教会“南方的明灯”
林献羔，1924年10月4日出生在澳门白马巷，祖籍广东省台山市。父亲林权章（受洗后更名为林保罗），是澳门白马巷浸信会牧师，母亲名叫张眷西；夫妇俩共养育四个儿女，林献羔排行老大。林父曾赴美国纽约攻读神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事奉，常年在各地布道，范围颇广，甚至远至南洋等地。中国教会老一代传道人，传道63年，曾为捍卫真道被监禁20年。主持广州教会大马站福音会堂，被誉为中国家庭教会“南方的明灯”，在中国教会信徒中间流传这样一个赞誉：北有袁相忱，南有林献羔。
第一部 主仆的生命见证
（神州传播采访）
第二部 主仆分享主的再来
第三部 主仆追思礼拜
林老的自述
一、自出母腹，祂就提名召我
当我还在母腹时，父亲就把我献给了神，并替我起名献羔──献给羔羊基督之意。后来，他又为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塞缪尔，而广东话的「林」字，英文的拼音是Lum，我把它稍为一改，变成了Lamb（羔羊之意），合起来便成了我的英文全名──Samuel Lamb.撒母耳羔羊。
我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大岭东升里。1924年10月4日，我在澳门白马行出生。1923-1928年，我父亲林保罗（原名林权章）是澳门白马巷浸信会的牧师，外祖父张允文亦是浸信会牧师，加上祖父母、母亲（张眷西）、叔父及三个妹妹爱灵、爱恩、爱真，堂妹爱洁，堂弟耀基等，整个大家庭的成员都是基督徒。为了方便每晚参加聚会，我们的家甚至曾随着家庭聚会点的迁移而搬迁；这样的环境，使我从小就爱上了聚会，而这样的家庭背景，更成为我日后事奉神的根基。
二、撒但寻索我的命，我的神却保守我
童年往事大都已经遗忘，但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一件发生在澳门：一位热心爱主的陆镜辉医生找房子时，寻得一栋三层大楼，月租只需50元，但有人告诉他那是鬼屋，人在三楼睡觉，晚上会被搬到楼下去。陆医生认为他是基督徒，不用怕，所以当晚他就在三楼睡觉，结果却没有鬼来搅拢他，于是他全家就搬进去住了。别人知道后都说：「耶稣真奇妙！」
第二件是：我五岁（1929年）在广州时，患了严重的白喉症，父亲把我送到两广浸信会医院，经美国眼耳喉鼻专科医生夏查理诊断后，把我安置在殓房隔壁。在最危急时，夏医生建议到柔济医院（市二）借部割喉机，把我的喉咙割开，再插入一根管子藉以呼吸，但即使这样做，也没有把握能好转。我父亲眼看我不能活了，便立刻抱我回家，请了许多信徒来整夜祈祷，想不到，天亮我便痊愈了。夏医生替我检查后，也直说：「神迹！神迹！」还有更奇妙的，是陆镜辉医生在我出院时，及时赶来，交给父亲白银60元，说是给他结账用的。而当时父亲正为着出院费用仰望神，所缺的款项亦刚好是白银60元，但事前他并没有透露过任何消息；我们知道，这全是出于神！
在患白喉症这事上，神给了我两个宝贵的看见：第一，撒但在我年少时就要夺我的命，让我即使不死也坏了咽喉，将来不能讲道；第二，我本来死了，但神把我救活，我的余生就该为主而活，为主受苦，为主而死。
不久，我们搬进惠爱中路（现在的中山五路）大马站35号。这幢楼房有两层，分前、后座，是祖父从美国回来后买的，前座分给父亲，后座分给叔父。它座落在广州中心，旺中带静，实在是神在几十年前便为我们预备的聚会地点。
三、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一直都爱主，但也爱世界。1936年夏，父亲、叔父和我到香港长洲避暑，在浸信会张云如老牧师的主礼下，我在海边受浸归主。1937年夏，我小学毕业。当我在长洲避暑时，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连忙带着全家到长洲避难，他自己则转往广西梧州工作，以后再转到南洋巡回布道。我则进入皇家书院读书，后转到香港皇仁书院。这时，父亲从新加坡来信叫我读神学，我推托说：等读完书再说吧！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亦不断遭到炮轰，我躲在石塘咀亲戚家中，祷告、读经，爱世界的心才开始转变。
一天，石塘咀被炮击中，发生大火，我只好到坚道浸信会去避难。平时，我都是抄着山路的快捷方式走，但那天却改走皇后大道；当我抱着头横过马路时，看到一响炮刚好击中我平常走的山路。若我当天仍走山路的话，恐怕便遭活埋了。感谢神，是他引导我走皇后大道的。香港、新加坡相继沦陷，我们与父亲断了联系，生活日渐困苦，最后决定往肇庆外婆家避难。乘船时，海面波涛汹涌，海盗洗劫了前面三艘船，我们的船走在最后，竟逃过劫难，我又再次经历神的保守。
四、众人中祂拣选了我，将我分别出来
由于外祖父有很多属灵书籍，在肇庆时我闲着无事，便拿着看，想不到越看心里越火热，我于是不能再爱世界了。不久，梧州林达荣牧师来信，叫我去领父亲所留下的衣物，我便到了建道圣经学院，见到刘福群院长和赵柳塘副院长。赵牧师劝我读神学，我经过祝祷告，得着圣灵的感动，于是便回肇庆，将我的决定告诉母亲。1942年9月我正式入学，先读预科，一年后才升读本科。后来，母亲和妹妹也同到梧州生活。母亲以典卖旧衣服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但神却供给我们一切所需，我的学费和以后几次逃难的费用，都是神感动别人供给我们的。
可惜，一年本科的暑假还没有完，梧州便宣告大疏散，我们辗转到了鹏化。原来鹏化是个贼窝。逃到这里的广东人多半是基督徒，其中有几位建道的同学。我们晚上常聚在一起唱诗、祷告、交通，白天则到墟市布道。有一次，我们到一条村庄布道，被误为是汉奸，拉到乡公所，囚在房内，后来所长见我们着长衣，穿草鞋，便说：「拉他们作甚么呢？他们是'讲耶稣'的，快放他们回去吧！」当下我们满心欢喜，算是配为主名受苦。
当年年底，为怕土民抢劫，我们便又挑起行李回梧州，途中差点又被洗劫；抵梧州后才知道我们起航的第二天，梧州船都被炸得厉害，感谢神！不迟不早，我们的脚步，神早已定了！
回到建道，闻说李启荣牧师在广州办孤儿院和学校，又主领万善礼拜堂，我便请刘院长写信介绍我去作助理传道。当时广州十分危险，常被美机轰炸，但我去是为了传福音，并非玩乐，所以不怕。1945年2、3月间，我便回到大马站，与祖父、二婶、堂弟妹相聚。
当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我成为光复北第六甫水脚万善堂支堂的助理传道。1946年初，转到丰宁路（人民路）锡安堂传道，开设青年聚会，组织诗班。1949年再转到兴华浸信会做传道。
1947年，我父亲从新加坡回到广州，见我读神学又做传道，心里欢喜到不得了。不久，刘福群院长来广州，表示愿送我去纽约宣道会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建道授课。但我不想去，因为我感到时候已经无多，主快再来，应争取机会多作主工。后来，叔父替我订了「慕迪函授」课程，让我进修。
我的学业可说一波数折，生平只得过一张小学文凭，而香港皇仁书院、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的修读，都因沦陷而没有毕业，最后的美国慕迪函授课程，也因1949年解放广州，而无法完成。
五、回大马站，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1950年4月23日，我在广州家里开始聚会，后搬到解放北。10月间，由于解放北的聚会地点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而大马站楼下的住户刚好要搬迁，我们便决定搬回大马站聚会。我们不主张用公会名称，我们也不是「基督徒聚会处（所）」，于是便采用「大马站福音会堂」为名，直到现在。
楼下住户搬走原来是因为闹鬼，不过，我们一到那里聚会，鬼便不敢来了。但地方仍不够用，叔父对我说：「你祷告吧，求神叫后座（祖父分给叔父的地方）住客搬走，我便把地方奉献出来。」结果，后座住户也全部搬走，我们便把楼下和二楼前、后座打通，除二楼后座作住房外，其余都作聚会用（有时住房也需用上）。
1950年底，我最后一次到香港讲道。回广州不久就收到长洲神召会神学院请我作教员的信件，但我已经清楚神呼召我是要在广州传福音，于是便用神给我的一节经文回复他们：「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来11：25）以后他们又一次来信邀我。我明知留在广州，早晚是要坐牢的，但我还是留在广州传道，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
1951年7月4日，在我经过慎重的祷告，并得到十个证据的印证后，我与李穗玲姊妹（原名李圣贤）在广大堂举行婚礼。次年生了一个男孩，只活了33个小时。1953年3月6日大女儿哈拿出生，1954年12月26日小儿出生，取名以诺。
六、为守真道，成为广州危xian人物
1953年初，因送堂弟林耀基回校，顺道往访王明道先生。我很喜欢读他的著作，更佩服他抗战时期持守真道，宁死不屈的精神，所以早就写信自我介绍，并透过书信不断与他交通。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我是北京的危xian人物，你是广州的危xian人物。你来这里，真是危上加危！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欢聚并拍了合照（这合照后来成为我是王明道爪牙的证据），他买月台票送我进火车站，并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节了！」火车走远了，我还看见他的白色手帕在挥个不停……
七、肃反运动时，第一次被捕入狱
局势瞬息万变，1955年上半年展开的「反胡风运动」演变成「肃反运动」。8月8日，传来王明道被捕的消息，大家都各自心里有数，早已把一些衣服、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包成小包，随时准备就义。
9月14日晚，聚会完毕，约10时左右，突然来了10多人，喝令我们坐下，不许说话，又把我和王国显、张耀生带到不同的房间问话。最后，除了傅荣光和黄焕珏外，同工都把预备好的衣物取出，被扣上手镣逮捕了。
我被带往黄华路第一看守所，以反G命分子罪名通宵审讯。广州《南方日报》更以醒目标题刊登「广州的基督教内破获了一个以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为首的反G命集团」。三Z会亦于9月27日开了一个控诉大会，上台控诉的都不是我们福音会堂的肢体。当我们的老姊妹李师太被叫上台控诉我时，她很镇定地说：「以前我不认识真理，也不知得救的事，他教导我认识这些，他很好……」当然她是被撵下来了。那些人找不出我的证据，便放录音带来诬告我。那录音带是预审员修改我的材料后，叫我读给上级听的。当时我已提出这些不是事实，但他们说那不是审讯，读过就算的。想不到竟被录下作「证据」。
12月18日，我被调到仓边路第二看守所，肢体们在院子里再次相见，但因为不许交谈，我便对着王国显和张耀生指指天，他们都会意地点点头。5月22日，我们又被解回黄华路第一看守所。10月间，预审员把一期《天风》给我看，内有王明道的检讨书，我看后很难过。不过，我把握机会将《天风》里引用的经文抄录，让同囚的梁树栋有机会读些圣经，他后来在大马站受浸。1957年1月28日，我们获得释放。询问之下，却没有被定罪，于是我们再回大马站作工，过着自由的传道生活。
八、三Z革新运动中，第二次入狱
1957年底，形势又再次急转直下，我被通知参加58年2月底的「基督教大会」，大会为期9天，出席会议的有24个教派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共100人。参加之后，才知道是基督教主办的，会中以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说服我们参加三Z。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也被蒙蔽了，以为参加三Z便可以自由去传讲纯正真理，于是我就答应回去说服同工。
感谢神，借着3月12日《南方日报》登载我是广东省基督教9个you派分子之一，排名第三。5月30日晚10时多，我第二次被捕，我终于清醒过来。又一次被解到黄华路第一看守所，经简单审讯后，于9月转解仓边路第二看守所。我已经作了可能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心理准备，所以心情并无异样，还拿出带进去的希腊文字典来看。
九、二十年刑期，神存留我命
1958年11月20日，接到了判决书：刑期20年，另5年剥夺政Z权利，3天后我上诉，但没有结果。1959年1月25日，我被送到韶关犁市第二监狱，再转茶山农场，在重劳动农业组里做挑土工作。我的体力不足，常不能完成任务。我想，我活不过20年了；但为主受苦，死在监里应是神所喜悦的。两个月后，我被调到老弱残组，劳动量减轻了许多。后来又因表现良好，被调作记录员，更做过小组长。9月，竟被分派作一自由工作--替老弱残组成员理发；以前为建道全校师生理发的训练，此时派上用场了。
1963年1月，我为兴华浸会传道王永昊理发时，知道他有一本小新约圣经，便借来抄，结果被人举报，因而转调到集训队去。我在那里不用劳动，便背圣经。以前我在建道时背了全部保罗书信、许多篇诗篇等，当时并不明白为甚么，至今才明白是为了坐牢时候用的。之后，我被调去山西省太原市西峪煤矿采煤，由于体力较弱，调组几次后，便担任较轻松但十分危险的工作--挂小钩，即是把一辆辆的运煤卡车挂连，这是需要十分灵活的双手，否则随时会被碰掉指头。我这工作一干便15年，共挂了200多万车次，感谢神，我的十个指头还在！
1969年底，我站在柱旁数点进车车皮。突然电车头顶翻车皮，其中一个车皮一边压在柱子上，另一面挨帖我颈项上，这时车头停住。若车头再顶半寸，我就完了，因我背后就是煤墙，根本无法逃避。感谢神，我没有损伤流血、没有痛苦、呼吸也自如。我不明白，为甚么神不把我收回天家，因我不敢梦想能有机会出监再为神作工。
1970年的一天，我站在煤车前，待电车头开到跟前，我把车挂上，让电车头拉走电车，谁知司机冲车，立刻急剎，把我夹在中间：右边是一列煤车，左边是电车头。感谢神，我又一次没有损伤流血、没有痛苦、呼吸也自如。目击者说我「行运」。我说：「不！乃是我有神！」
一次我站在空车与重车道中间，与一位同犯谈话。电车头把重车顶进来，我突然往前走几步，回头一看，后面顶翻了车。如果我迟一秒钟离开，我就丧命了。但事前，没有一点迹象，否则谁也会离去。感谢神，他又一次把我救活了！
还有一次，我站在空车重车道之间，和一位同犯谈话。电车头在后面顶空车皮进来。我突然掉在两卡车之间，我若不死，也会被压断脚。感谢神！我打个筋斗，翻过那边。那同犯以为我没有了。我说,「不是没有了，而是没有事！」我本不会打筋斗的。如果叫我再试一次，我不敢试探神。这完全是神差遣天使把我送过那边！
神一直保守，虽经多次丧命之危，居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他再三存留我的性命，叫我知道今后活着是要更好地事奉他，甚至为他舍命。
十、批判运动，神保守我不失脚
1974年,「批lin批孔」进行得如火如荼，指导员叫我写稿批判基D教。我回到房里祷告，求神给我要说的话，不过心里已准备接受无期徒刑了。神果然垂听我的祷告，我写下了一篇这样的批判稿：「那怕是英、美等地，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利用基督教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样的基督教不只世人不欢迎，连我们真信的人也反对。」我没有批判基督教和基督，只批判假基督徒、假先知、社会福音等。结果，领导说我批判得不错，刑期没有加，但也没有减。神再一次保守我的信心，保守我不失脚。
之后，接连有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更印证了神大能的护庇。他叫我为主多受苦难，并在苦难中学习赞美，以便我能更好地事奉他。
十一、刑期届满，获准返回广州
1978年5月29日，20年刑期满了，我被调到「待迁队」等候分配工作。有一天，我看见4个人抬着一具尸体出来，正是那个接替我「挂小钩」的年轻人，他只挂了两三个月，身手又比我灵活，而他死了，我还活着。除了赞美，我还能说甚么呢！
等候分配期间，领导一直说我回不了广州，但「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6月14日早上，我被叫到领导办公室去，通知我获准返回广州。当时我的心情就像「雅各听到约瑟还在」时的一样。回到家里，我发觉我的母亲在中年时，所患上的心脏病和肺病，却蒙神保守她存活，让我有理由准回广州。当我回到广州11个月之后，她才离世归父，享年78岁。可是，在我出监前7年，我父亲已离世归父；在我出监前两年，我的妻子也离世归父了。
十二、恢复大马站事奉，作无愧工人
回家后，我先在家里教英文，来的多半是信主的。以后我才逐渐去主领家庭聚会，为人施浸，并恢复「灵音丛书」的写作。1979年9月，大马站恢复聚会，开始时每次只有4、5人。之后，便迅速增长。我们把天台盖起来，作聚会用；到1981年2月，已经是在三楼讲道，二楼以播音器播音了。后来虽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没有集会自由，而暂停大聚会半年，但却借着这半年的时间，把破旧不堪的楼房重新修建，实在是神巧妙的安排。至此，在这里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均有300多人聚会，还有不少外国信徒到我们中间交通。里根也托人送来一枝笔、一本圣经和一张照片给我。海外信徒的支持也成为我们的激励，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1988年8月至12月，上级6次找我谈话，要我登记，但我说圣经怎样说，我就怎样做；我们既不属任何宗派，也不混合在「大联合」里，只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正意分解真道。
十三、受苦不用怕，务要至死忠心
我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但距离神对我的要求尚远，我一直求神保守我，叫我不致后退。王明道于1982年到广州时对我说：「今日许多人不是被魔鬼打倒，而是被吓倒。」确是不错的。我告诫弟兄姊妹不要因苦难而灰心，不要在受苦后失败，也不要因物质享受而爱世界；盼望外国信徒也不要因物质丰富而落到不冷也不热的境地，而是要随时准备受苦。然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要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启2：10）--那自始至终都帮助我的神，也必帮助保守你们，直到你们安然见主。
十四、疾病中的恩典
我自幼健康不算好。自5岁时染过白喉症后没有住院。现在我65岁，再度住院。
1989年4月28日，右肾绞痛，到10时许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无效。由于我不能排便，所以在吊葡萄糖的同时，给插上尿管，放了一小袋尿。回家后，肾绞痛还是很厉害，真是要打床发泄；但不敢，只得两手握着拳头上下摆动地强忍！我真愿回天家，但又不敢求死。我只有学功课；学习在苦难中不发怨言，反倒辟美神！疼痛一直没有离开。到晚上，我突然呕吐起来。弟兄姊妹多代祷，痛楚消减了，我才一觉睡到天亮，感谢神！早上醒来，尿管脱落了，不能小便，腹内渐涨。一位杨姊妹建议我到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二）求医。这所医院以前是基督教医院，称「柔济医院」。约在上午10时，我们分坐出租车前往市二。我们坐的车先起程，不久杨姊妹发觉司机把车子驶到河边沿江路，绕道到仁济路中山二院。那时杨姊妹立即纠正说，不是「仁济」而是「柔济」；不是「中山二」而是「市二」。大概司机取巧绕长路。这时腹涨，实在难当，苦不堪言！后来，司机再把车子开往市二，可是仁济路一带交通堵塞。唉！绕路加塞车。如果不是神特别怜悯，我「虽不死，亦不远矣」！我们下了车，杨姊妹急不及待地请医生先给我放尿，再办其他手续。我首次坐上轮椅，由别人推我入诊室。医生用尿管给我放了一小袋尿，才送入外科103房1床。卧在床上，连续放了两袋尿这才真正轻松下来。但因第二次插上尿管，极之难受，故此，在尿液中夹杂了血丝和浓浆。这次的尿管不好，漏湿了床，只得用尿布当床褥。
当天是礼拜六，已请了一位弟兄代讲道。我嘱人对他说，今晚，聚会后宣布，免人误认我「失踪了」。尿管继续漏，床上的尿布全湿透，换不胜换。半夜，尿管又脱落了，所以不能排放小便，加上两天没有大便，我的腹部再次涨痛难受，只得请陪伴的弟兄通知值班护士来。等了15分钟，不见人来；再去请，15分钟又过了，仍不见来；第三次去请，护士小姐来了。她见我这样，说，「我去看看病历。」一去又15分钟。这时我肚涨得厉害，护士小姐终于来叫我到医疗室。半路上，我支持不住，立刻转往洗手间，呕了一大堆后，才去诊室。第三次插尿管。回房后，成功地排了两大盆。感谢主！
回想戴维被示每咒骂与石砍，他认为是出于神的（撒下16：10）。同样，是神使司机绕路、使交通阻塞；又使值班护士再三迟延15分钟（撒下16：12），所以我就充满喜乐。
5月5日下午4时我出院了！入院时，原定至少要住三个星期，但实际上只住了一个星期，从4月29日到5月5日。神的恩典实在丰厚。
柔济（市二）对我特别有意义。我5岁患白喉症入住广州东山两广浸信会医院，直到最后关头，医生向我父亲建议：最好到柔济医院借一部割喉机以防万一。虽然那次没有借，但与「柔济」有关。
1947年间，柔济护士请我到肺病房讲道。那时候肺病十分猖獗，传染性极强，有如现在的肝炎一样。肺病比肝炎还容易传染，因为肺病菌透过空气就可以传播。医生进入病房都戴口罩；但我去讲道，怎能戴上口罩呢？感谢神，直到现在，我的肺功能仍然健壮。这次在柔济医院，回想当年，觉得颇有意思。
5岁至65岁这60年，我没有住过院，对医院术语、惯用语，一窍不通。有一天，一位护士进入我们病房，问道：「一床有没有事？」我说：「我的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点湿。」一位有医疗经验的姊妹刚在，她立刻解释，「问你有没有事，不是问床。一床就是你。」大家都笑起来！
我在医院时，读了部分蔡苏娟女士所写的《暗室之后》，想到自己所受的苦难虽多，但「痛苦」和蔡女士所受的相差太远了。我从她的经历得到很大的帮助和安慰，也学了不少的功课。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不信的人，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在地狱半小时，就抵消一切了；一个基督徒一辈子为主受尽人间的苦难，在天家半小时，就给他补还一切了。」神是公义的，祂必按人所作的报应人或赏赐人。我们应当尊主为大，凡事顺服，凡事谢恩。
十五、服侍中的恩典
此后多年，他不时地要接受传讯问话，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他先后被问话达十次之多。后来的问话也多得数不胜数，主要是督促登记、学习文件、思想教育、了解与外界的来往和教会动态。据同工反映，2000年后，Z府对教会的管理相对宽松了些，总体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仍不时受到冲击。2002年初，上级以聚会场地消防安全隐患，人群不易疏散为由几次打断聚会，要求聚会每层仅限坐50人。当教会配合安全开设了消防通道后，仍未止住以各种理由而来的检查。
十六、安息主怀
2013年8月3日，林献羔因病辞世，安息主怀，享年89岁。8月16日，在广州殡仪馆银河园特别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三万多各界人士冒着台风暴雨前往悼念，为这位神州教会领袖作最后的致敬。
上个世纪，在信仰环境十分艰难中涌出多位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们都曾为主坐监多年，个个生命充满曲折，历经磨难，在苦难和威逼面前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但从不埋怨神，而且生命中充满着感恩和赞美，直到安息主怀。如今，一代神所重用的忠心仆人已经逝去，愿他们为主“至死忠心”所留下的佳美脚踪，能激励新一代的圣徒继续其未竟之圣工，传扬天国的福音。
感恩弟兄 201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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