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我的讲话，只是篇读书笔记，读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我想从地理角度，重新思考一下先秦诸子的谱系，讲讲我的心得体会。

一

（一）“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

历史是个比较体系，有时间坐标，有空间坐标，年表和地理很重要。

考古也是个比较体系，器物有类型比较，文化有区系比较，横有横比，纵有纵比，就像地图上的经纬线。

美国的街区就是按经纬编序，你要找哪一家，经路（Avenue，竖街）纬路（Street，横街）两个号一卡，位置就出来了。

思想史也有这种坐标。

古人有缩天下于指掌的说法（《论语·八佾》）。思想，纵横比较，有如指掌图。十个手指头是并行关系，都有两个关节，上中下三截，每截和每截有对应关系，但我们要注意，十个指头并不一般齐，互相对应的点，位置是错开来的。不是齐头并进，也不是齐头并退。

历史比较，常有错位。“天涯共此时”，只是个手表上的概念。同一时间下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时间下的人可以有共同的历史。只有把空间的要素加进来，时间才会变得生机盎然、丰富多彩。

下面我要讲的，是先秦诸子的地域分布。分国分域，不是不要时间，而是把同一时间表下不同地区的关系，当作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来考察，就像波浪，一浪推一浪。我是从分国分域的角度看时间问题，看它们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

总之，十个指头并不一般齐。

（二）大趋势：东学西渐

钱穆写过《先秦诸子系年》，我要谈的是“先秦诸子分域”。

《系年》主要是订正《史记》的《六国年表》，给诸子排年。他的书很多，我最喜欢这本书。

现在我要说的是，讲思想，除了年代，地理也很重要。

我说过，华夏地理，要看三条线，一条是北纬41°线（长城线），一条是北纬38°线（过渡线），一条是北纬35°线（王都线）。早期中国，华夏各国的主要活动区是围绕最后这条线，上下各3°。它像一块横幅，可以剪成四大块：山东、河南（包括河北南部）、山西（包括河南西部）、陕西。

讲地理，讲自然地理，山水是两大要素。

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这条大河，是把剪刀，竖着剪一刀，分出陕西、山西；横着剪一刀，分出河之北和河之南。小一点的河也重要。孔子教于洙泗，子夏教于西河，稷下学宫在哪里？在淄、系二水之间。

山：也是把剪刀。崤（崤山）、函（函谷关）以东是古人说的山东，以西是古人说的山西。这个山东是陕东（陕县以东），这个山西是陕西（陕县以西）。秦与六国是这么分。现在的山东是太行以东，山西是太行以西。太行也是一道屏障。它上面有八个出口（即所谓“太行八陉”），从这些出口出来，河北、河南、山东，华北大平原，除泰山独树其中，几乎是一马平川。泰山以西，是宋、卫、郑，泰山以北是齐，泰山以南是鲁。

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从这幅地图看，从早到晚，大趋势是东学西渐，山东传河南，河南传山西，山西传陕西。

我把它分成六区：

（1）鲁地（今山东南部），是东夷故地。

（2）齐地（今山东北部），也是东夷故地。

（3）宋、卫、郑（今河南北部的东半），是商的故地。它处于南来北往的中心，好像现在的郑州或武汉，是古代思想的集散地。

（4）楚地（今河南南部，并延伸到今湖北、湖南），陈、蔡在东，叶、申、息在西，都是楚的势力范围。楚在北方，灭国设县，申公、息公、叶公、陈公、蔡公，大县的县公，地位非常高。这些地方也是楚。我们一说楚，很多人都以为是湖北、湖南。其实河南南部同样是楚。所谓楚人，很多都是河南人。老子就是河南人。

（5）三晋两周（今河南北部的西半和今山西南部），是夏的故地。

（6）秦地（今陕西），是周的故地。

三代的历史，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画在这个横幅上。

（三）司马迁笔下的思想史

研究思想史，《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入门，可惜太简略。《淮南子·要略》值得注意。它讲了四个国家：鲁、齐、韩、秦，线条有点粗，但意思已经有了。它已经用了分域的概念。还有《史记》，也是必读书。

《史记》，材料丰富，具有不可替代性，就是讲错了，都不容忽视。作思想史，没有《史记》怎么行？司马迁作《史记》，《竹书纪年》还没发现。现在作战国史，都是用《纪年》纠正《史记》。钱穆作《系年》也如此。《史记》有错误，主要问题是，各国记各国，彼此有矛盾。他试图把列国的纪年整合在一起，还不够完善。

研究思想史，要读《史记》，首先是《太史公自序》。自序讲司马迁的学术渊源，提到司马谈的《六家要指》。

有人说“先秦无六家”，《六家要指》是汉代的分类，不对。这个分类虽出自司马谈，但不是为汉代学术分类，而是为战国学术分类。分类是针对先秦古书。我们要知道，汉初，去古未远，讲学术，还是古典为主，今学为辅。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历史，不是断代史，框架是古代框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九流十家，顺序有变化，种类有增加，但基础是《六家要指》。这就像李悝《法经》和汉《九章律》，《九章律》比六律多，但大框架还是六律。

六家，儒、墨是先秦固有的说法，阴阳、道、法、名也是存在差异的四大类。整理古代图书，不分类可以不管这类概念，一分类就要考虑这类概念。图书分类，类别有交叉，怎么办？不得已，有互见重出之法。我们不能说，分类不周全，就不用分类。

六家的顺序，《太史公自序》有三种排列：

（1）阴阳、儒、墨、名、法、道。

（2）儒、墨、法、名、道、阴阳。

（3）阴阳、儒、墨、法、名、道。

三种分类，不管怎么排，都是由三大类组成：儒、墨是一类，法、名、道是一类，阴阳是一类。它和《天下》的叙述顺序很接近。但《天下》没有阴阳家，它加了阴阳家。即使这一家，也不是汉代的发明。

战国学术，儒、墨是显学，年代最早；法、名、道、阴阳大行，主要是战国中晚期。

《汉志》的六家，是按儒、道、阴阳、法、名、墨排列，和《六家要指》不一样。这个顺序倒是有点接近汉代的理解。汉代，儒、道、阴阳才是显学，法、名、墨已经衰落。法家只剩一个汉人（晁错），名家只剩两个秦人（成公和黄公），墨家一个秦汉人都没有。汉代没有六家，只有三家。

六家的分类，涉及方法问题，这里不能详谈。我只强调一点，转述是个复杂的过程。儿子讲爸爸的想法，其中肯定有儿子的理解，肯定有追述的误差，甚至可能包含曲解，有意或无意，但这不等于说，两者可以画等号。儿子转述爸爸的话，虽不必等于爸爸的原话，但也不能说就一定是儿子的话，什么都是他编出来的。

其次，《史记》有《孔子世家》。先秦诸子，只有他一人进世家。孔家，秦代倒霉，汉代平反。孔鲋跟陈胜造反，是被逼无奈。刘邦临死，给他们平反，都追认为烈士。《孔子世家》是和《陈涉世家》并列，他们都享受王侯级待遇。这是独尊孔子。

除《孔子世家》，司马迁的三十列传，有12个和先秦学术有关，人物达111人。汉代习惯，一人可以叫一家，一书可以叫一家，《汉志》有这种用法。它已经有“百家”。我为什么说《史记》重要？就是因为它提到的人物最多，“百家争鸣”的“百家”，只有它说出个轮廓。

（1）《管晏列传》（管子、晏子），涉及《管子》和《晏子》，《管子》和道、法有关，《晏子春秋》和儒、墨有关，都是齐系统的书。

（2）《司马穰苴列传》（司马穰苴），涉及《司马法》。《司马法》是齐系统的兵法。

（3）《孙子吴起列传》（孙武、孙膑、吴起），涉及《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和《吴起》。前两种是齐系统的兵法，后一种是魏国的兵法。

（4）《老子韩非列传》（老聃、关尹、庄子、申不害、韩非），讲道家和法家，全是河南人，老聃是楚人，庄子是宋人，申不害、韩非是韩人。

（5）《仲尼弟子列传》（孔门七十子），讲第一代儒学。“七十子”是77人。他们，籍贯可考者，鲁人占44人，齐人占7人，卫人占5人，其他国家，每个国家只1人，顶多2人。鲁、齐、卫是孔子活动的主要范围。

（6）《商君列传》（法家的传）。商鞅是卫人，在魏、秦做事。

（7）《苏秦列传》（纵横家的传）。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游学于齐，师鬼谷子，学太公术。

（8）《张仪列传》（纵横家的传）。张仪是魏人，与苏秦同学。

（9）《孟子荀卿列传》（七十子之后，与孟、荀先后的诸子杂传）。凡17子：孟轲（邹人）、邹忌（邹人）、邹衍（邹人）；淳于髡（齐人）、慎到（赵人）、环渊（楚人）、接子（齐人）、田骈（齐人）、邹奭（邹人）、荀卿（赵人）、公孙龙（赵人）、剧子（赵人）、李悝（魏人）、尸子（楚人）、长卢（楚人）、吁子（“齐之阿人”）、墨翟（“宋之大夫”）。注意，它是把墨放在最后。其中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荀卿是稷下先生。

（10）《吕不韦列传》（杂家的传）。吕不韦是卫人，“阳翟大贾”。

（11）《鲁仲连邹阳列传》（儒家的传）。鲁仲连是齐人。

（12）《李斯列传》（法家的传）。李斯是“楚上蔡人”。

但司马迁也有遗漏，比如有四个人他没提到：宋钘、尹文、彭蒙、惠施。这四个人相当重要。

（四）籍贯问题

现在填表，有“籍贯”和“出生地”。两者越来越不一致。居住地也经常换，甚至可能漂洋过海，移居海外。比如我，国籍中国，老家是山西武乡，出生地是河北邢台，居住地是北京。

希腊、罗马，凡是小国变大国，都有移民问题，都有公民身份的认定问题。

公民身份，我国古代有什么规定，值得探讨。

我们从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发现，秦国的公民身份是母系认定，只有妈妈是秦国人，在秦国出生，才算秦国人。孔子，祖籍宋国，宋国是他爸爸的老家；鲁国是他妈妈家。他有两个祖国，motherland和fatherland还不一样。

古玺印和楚简都可以证明，战国时期，姓氏分布已经乱了，每个国家都有很多外来户和客卿。

研究诸子，也有这个问题。同一个人，他算哪个国家的人，古书可能有不同记载，有的是说他的祖籍，有的是说他的出生地，有的是说他的居住地。古人有以封地和居地命氏的习惯，住的地方换了，连氏都跟着变，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氏。

比如孙武子，祖籍是齐，入吴为客卿，人称“吴孙子”。

比如商鞅，祖籍是卫，后来在魏国、秦国当官。古书提到他，既作“卫鞅”，又作“商鞅”，楚简提到他，是作“秦客公孙鞅”。

先秦诸子，游学、游宦是特点。他们是一种流动人口。

流动的走向是大国。现在有“傍大款”，那时是“傍大国”。战国晚期，有“养士”的风气，干脆把他们包养起来。

孔子周游列国，目的就是“傍大国”。

35岁，他上洛阳、临淄，临淄相当现在的济南，洛阳相当现在的北京。

55岁，他上卫国，卫国就在黄河边，过河就去了晋国。他很想去晋国，但没人请。

60岁，他从卫国南下，想去楚国。

62岁，在陈国，他动过念头：是不是改去晋国，被子路拦阻。

63岁，他在楚国北境见叶公子高，想去楚国。见面前，叶公子高先跟子路打听，子路说话不得体（估计全是大实话），孔子埋怨他，你怎么不跟他讲，你的老师并不老，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古人一般活不过50岁。孔子51岁才当官，仕途不顺。现在，高校引进人才，一般不超过50岁。63岁就该退休了。叶公嫌他年龄大。

春秋晚期，晋、楚是超级大国。他真正想去，是这两个国家，没去成。

孟子也转过不少国家，是个国际学者。战国早中期，齐、魏是强国，孟子见过齐宣王和魏惠王。荀子也是国际学者，哪个国家都去。更不用说苏秦、张仪。

现代知识分子，也有流浪者。康有为有个印，印文作“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傅斯年说，“四海无家，六亲不认”。

萨义德说，“背井离乡”是知识分子的特点。

先秦诸子，都是“乱说乱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一大特点就是“游”。

“游”，当然和地理有关。

（五）“分区为论”的重要性

《系年》，不光为诸子编年，也考其他人物的年，不光考其他人物的年，也考很多事件的年。它的工作重点是“年”。

在自序中，钱穆把子学分成四期，一期一卷：

（1）萌芽期（春秋晚期），“首卷尽于孔门”，是孔子和七十子的时代，完全讲儒。

（2）酝酿期（战国早期），“起墨子，终吴起”，“西河之学”（儒学法术派）大盛，“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

（3）磅礴期（战国中期），“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稷下之学”大盛，“学者盛于齐魏”。“百家争鸣”，主要是这一段。

（4）归宿期（战国晚期），“始春申、平原，迄不韦、韩、李”，荀、老大盛，阴阳五行说和刑名法术之学很流行。

钱穆说，“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法源于儒”，“道启于墨”，“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这话可以讨论，但他说，“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无疑是对的。

先秦各派，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从流动中才能理解。

钱穆说，“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

他的讨论就是属于“别世而观”，我的讨论就是属于“分区为论”。

二

现在，让我们打开这幅地图，轻舒慢卷，从右往左看。

我们先说山东。

山东分齐、鲁、莒三块，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九州，夹州、竞州、莒州，就是讲这三块。两分，则是齐、鲁。这个地区，土著是东夷小国，齐、鲁是周移民。

（一）鲁地

鲁学，特色是儒、墨。儒、墨出于邹、鲁。《天下》称之为“邹鲁之士，搢绅先生”。邹是现在的邹城市，秦汉称驺或邹（当地出土的始皇诏量，都有“驺”字印），本来叫邾。鲁是现在的曲阜市。邹、鲁的南边，现在的滕州市和枣庄市，还有薛、滕和小邾国。邹鲁绅士的特点是喜欢讲礼。东周，谁最保守？宋、鲁。宋是殷遗，鲁是周后（周公的后代）。拘守旧礼，不仅是宋人的特点，也是鲁人的特点。

华纽工程，“文化标志城”，就是把这一大片圈起来，投资300亿，建成中国的“耶路撒冷”。

（甲）儒家

孔门弟子，七十子是第一代。所谓“七十子”，不是72人，而是77人。《论语》提到29人，其中最重要，只有13人。耶稣有十二使徒，孔门有十三贤。十三贤全都没书，只能看《论语》和其他古书中的故事。

《汉志》的《诸子略》，各家开头都有一本或几本装饰门面的老书，所托人物老，并不一定真老。年代是以人物定，分类是以内容定（刘向、刘歆有他们的标准）。儒家头一本书是《晏子》，就是这样的书。晏子是孔子佩服的政治家，但并不属于孔子代表的儒家。下面的书才是儒家。

《晏子》后面的四本书，和七十子有关：

孔伋：《子思》23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曾参：《曾子》18篇（“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启：《漆雕子》13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宓不齐：《宓子》16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

孔伋是孔老师的孙子，当然重要，但他是孙子，不是弟子，七十子中没有他。《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曾参是七十子，但辈儿最小，《曾子》亡，有不少佚文。漆雕启和宓不齐，也是七十子，书亡不存。《漆雕子》是漆雕启后人的东西。

七十子的学生，是第二代儒家，《汉志》儒家有五本书：

景子：《景子》3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世硕：《世子》21篇（“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魏文侯》6篇。

李克：《李克》7篇（“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

公孙尼子：《公孙尼子》28篇（“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和李克是子夏的学生，他们属于“西河之学”，详下三晋两周节的魏国。

更晚的书，还有一些，比较重要，是孟子、荀子和吁子的书，这三位都属于“稷下之学”或与“稷下之学”有关，详下齐地“稷下之学”节。

《显学》讲儒家八派，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这八个派别，子张、颜氏无书；子思有《中庸》；漆雕氏有《漆雕子》，早亡；仲良氏和乐正氏传曾子，《曾子》还有佚文；孟氏有《孟子》；孙氏有《荀子》。

（乙）墨家

儒、墨，战国早期是显学，《天下》和《显学》都是把儒、墨排在最前面，但墨是从儒分出。墨是儒家的反对派，当然晚于儒。

墨徒魁首曰钜子。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钜子之传凡五代：墨子——禽滑厘——许犯（=孟胜？）——田系（=田襄子、田鸠？）——腹。墨子游于宋、楚。早期墨家是在宋、楚活动（如禽滑厘救宋，孟胜死楚，田襄居宋），晚期墨家是在秦国活动（如田鸠、腹、唐姑果、谢子入秦）。

《汉志》墨家有六本书：

尹佚：《尹佚》2篇（“周臣，在成、康时也”）。

田俅：《田俅子》3篇（“先韩子”）。

我子：《我子》1篇。

随巢子：《随巢子》6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胡非子》3篇（“墨翟弟子”）。

墨翟：《墨子》71篇（“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后”）。

尹佚先墨子，是“招牌菜”，不可能是墨家。《汉志》以此书居前，是向、歆、班氏的体例，无足深怪。可怪者，是它把墨子的书排在最后。

《显学》说墨分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墨子》十论分上中下，可能就是这三派的不同传本。它们和钜子之传是什么关系，还值得研究。

墨家很重要，对研究晚期的派别很重要。过去，郭沫若尊儒批墨批法，是以秦始皇比蒋介石。他把儒家说成革命派，把反对儒家的墨家和法家说成反动派。为了贬低墨家，他说“墨家有拥护嬴秦的嫌疑”。证据是什么？就是五代钜子，最后两代入于秦（田鸠、腹）。李学勤先生也考证，《墨子》的城守各篇是晚期墨家入秦后所作。

去年，何炳棣老先生来北京，找了几个人，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听他讲他准备在台湾发表的演讲稿，我在场。他说，他跟他的老师，陈寅恪老师，冯芝生老师，观点不一样。他既不尊孔，也不尊法，最欣赏墨家。在他看来，墨家最讲道德，最讲科学，最擅长治国用兵之术，逻辑思维最严密，跟郭沫若的评价正好相反，什么都好。秦统一天下，一般都认为是法家的设计，但他却归功于秦墨。此一家之言也。

（二）齐地

齐国学术最有名，是“稷下之学”。此学盛于威、宣，衰于湣、襄，论起点，不但比鲁国的“儒墨之学”晚，也比魏国的“西河之学”晚。战国早期魏最强，“西河之学”起。战国中期齐最强，“稷下之学”起。学术与国势，互为表里。

（甲）“稷下之学”

稷下学宫在齐都临淄（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是“齐国科学院”，但“稷下之学”是国际学术。各国学者来游，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都有，可考者18人：

淳于髡（齐人）：学无所主，有《王度记》。《礼记·杂记》孔颖达疏引刘向《别录》：“《王度记》云，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

孟轲（邹人）：鲁孟孙氏的后代。《汉志》儒家有《孟子》11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钱穆作《稷下通考》，附《稷下学士名表》有他，打问号，作《孟子不列稷下考》，怀疑他不

是稷下先生。

宋钘（宋人？）：《天下》是与尹文并列，次于墨翟、禽滑厘；《非十二子》是与墨翟并列，估计近于墨家。其学与道家有关，似乎是个“墨—道家”。《汉志》小说家有《宋子》18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尹文（齐人）：曾与公孙龙同游稷下。他的思想和宋钘是一派，也近于墨家，但专长却在名学，和赵公孙龙属于一派，是位“墨—名家”。《汉志》名家有《尹文子》1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季真（齐人？）：《庄子·则阳》说，“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莫为”是无为，“或使”是有为。道家有无为派和有为派，他俩正好是一对。成玄英疏说，“季真、接子，并齐之贤人，俱游稷下。”

接子（邹人）：《汉书·古今人表》作“捷子”，《通志·氏族略四》说，“捷氏，邾公子捷葘之后，以王父字为氏”。《汉志》道家有《捷子》2篇（“齐人［武帝时说］”）。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五谓“武帝时说”四字是涉下文《曹羽》二篇班注而衍。

彭蒙（齐人）：《天下》说田骈“学于彭蒙”。成玄英疏说他“姓彭名蒙，齐之隐士，游稷下”。

田骈（齐人）：是彭蒙的学生。《天下》把彭蒙、田骈、慎到列为一派，属于法家。《汉志》道家有《田子》25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汉志》道家，属于齐系统，除接子、田骈的书，还有《黔娄子》4篇（“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

慎到（赵人）：著名法家，详下三晋两周部分。

环渊（楚人）：是楚道家，详下楚地部分。

王斗（齐人）：有“好士”说（属“尚贤”说），见《战国策·齐策四》，《汉书·古今人表》作“王升”。

颜斶（齐人）：有“士贵王不贵”说（属“尚贤”说），见《战国策·齐策四》。《汉书·古今人表》作“颜歜”。钱穆认为，王斗、颜斶是同一人。

儿说（宋人）：名家，详下宋、卫、郑部分。

荀况（赵人）：著名儒家，详下三晋两周部分。

邹衍（齐人）：阴阳家的代表，《汉志》阴阳家有《邹子》49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邹子终始》56篇。战国时期，齐人好作海阔天空的怪迂之谈，原因是齐地临海，多神仙家。

邹奭（齐人）：也是阴阳家的代表，《汉志》阴阳家有《邹奭子》12篇（“齐人，号曰雕龙奭”）。齐有三邹子：邹忌、邹衍、邹奭，祖籍都是邹。

田巴（齐人）：应属名家，《艺文类聚》卷二三引《新序》，称“齐王聘田巴先生，而将问政焉。”《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说，“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

鲁仲连（齐人）：儒家，《史记》有传，正义引《鲁连子》说，他老师叫徐劫，“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并请田巴曰……”。《汉志》儒家有《鲁仲连子》14篇（“有列传”）。

另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稷下学，提到“阿之吁子”。

吁子（齐人）：名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为“［齐有］阿之吁子”，索隐引《别录》作“芈子”。《汉志》儒家有《芈子》18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前人都说，“芈”是“芋”之误（《汉书补注》卷三十），但怎么写错，没说清。案：齐国铜器，盂字所从的于旁类似羊。

［1］司马迁说，“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此人是否也是稷下先生，不知道。我们从司马迁的说法看，他似乎是个年代比较晚的人。

稷下学士，或称“先生”，或称“博士”，或称“大夫”，特点是不当官，不治事，光坐而论道，他们是一批官僚化的学者，而不是学者化的官僚。先秦学术，“儒墨之学”是民间学术，很多人想当官而不得；“西河之学”是官方学术，学问用于当官；“稷下之学”介于二者之间，已经吃上官饭，但相对自由，实用色彩弱，学术色彩浓。

（乙）齐国学术，除“稷下之学”，还有三大名著

三大名著，是依托齐国的三大名人，两本放在道家开头，一本放在儒家开头，是这两家的“招牌菜”：

（1）依托齐太公：《汉志》道家有《太公》237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包括《太公谋》81篇，《太公言》71篇，《太公兵》85篇。

（2）依托管子：《汉志》道家有《筦子》86篇。

（3）依托晏子：《汉志》儒家有《晏子》8篇。

苏秦（周人）、张仪学于鬼谷子（齐人），源头是《太公》。《汉志》纵横家有《苏子》31篇（“名秦，有《列传》”）和《张子》10篇（“名仪，有《列传》”）。今本《鬼谷子》是苏秦书，应归入这一系统。

（丙）三大兵书，也是齐国特产

（1）《汉志》礼有《军礼司马法》155篇。此书是“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估计是稷下学子集体编纂。

（2）依托齐太公：《太公兵》85篇。

（3）孙武、孙膑：《汉志》兵权谋有《吴孙子兵法》（孙武）82篇图9卷、《齐孙子》（孙膑）89篇图4卷。

古人说，“齐人多诈”（《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齐国，商业发达，兵法也发达，“齐国兵学甲天下”。兵学发达，也是齐国的特点。用兵和治国相通，兵家和法家都是琢磨人的学问，两者有不解之缘。兵法里面有哲学，讲人和人斗的斗争哲学。

三大名著、三大兵书，可能都与稷下之学有关。

（三）宋、卫、郑

宋、卫、郑是商的故地，商业发达，政治也发达。战国，卫地归魏，郑地归韩，宋近于楚。东学西渐，东学南传，它是个过渡区。

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在河南的中部和东部转，基本路线是：卫（濮阳）—曹（定陶）—宋（商丘）—郑（新郑）—陈（淮阳）—蔡（上蔡）—叶（叶县）。

卫—曹—宋—郑段是北段，陈—蔡—叶段是南段。

2007年，我沿着孔子的足迹，走过他走过的路。我真没想到，他去过的地方，当年的古城，断壁残垣，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保留。这些古城，一般都很大，比后来在当地建的古城大。走过一圈我才明白，蔡还是上蔡，绝不是负函（负函说出崔东壁，钱穆从之）。

（1）卫国

卫是黄河故道摆动的地区。卫城，黄沙淤埋，沉睡地下，只是2006年才探明其范围。

卫，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对孔子有吸引力。特别是“卫多君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让他很着迷。

孔子有两个得意门生，都是卫人：

子贡，传说是河南浚县人（当地多端木氏）。

子夏，传说是河南温县人。

子夏居西河教授，是战国早期的标志事件。

西河有两说，一说魏之西河，即龙门口下的黄河西岸，古皮氏（山西河津）、汾阴（山西万荣）对岸的夏阳（陕西韩城，也叫少梁）、郃阳（陕西合阳）一带；一说卫之西河，黄河故道流经匡、蒲（河南长垣）段的西岸。前者是秦、晋争夺的地带，后者是晋、卫争夺的地带。《水经注·河水四》是前一说（当地有子夏陵、子夏石室），钱穆疑之，提出后一说。

卫和魏，关系密切。魏失西河后，重心东移。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从安邑（山西夏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卫之故地，除濮阳，多被魏国兼并，成为魏之“东地”。

魏学出于子贡、子夏，他们是卫人。子夏、吴起、商鞅也是卫人，由卫入魏。商鞅还由魏入秦。可见“西河之学”是源于卫。

（2）宋国

宋也是黄泛区。宋城，黄沙淤埋，沉睡地下。1994—1997年，张光直教授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寻找商汤所居的商，商没发现，却发现了宋城。汉睢阳城、北宋南京城和明归德府，只是其东半的一部分。

宋近于陈、蔡。春秋晚期，楚灭陈、蔡，灭而复，复而灭，是楚的势力范围。早期墨家在宋、楚发展，道家也是在宋、楚发展，主要活动范围是河南东部。

宋人是殷遗，特别守旧礼，认死理，在战国古书中，多半是傻子，性格偏执古怪。

宋学，主要是道家和名家。

宋道家，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就是怪人。

庄周：宋国蒙人（河南民权人）。《汉志》道家有《庄子》52篇（“名周，宋人”）。他推重老子，《老子》的故事主要出于他。老子是楚苦县（河南鹿邑）人。宋、楚，说起来是两个国家，但民权在商丘西北，鹿邑在商丘南，并不太远。

名家，也有两个宋人：

儿说：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吕氏春秋·君守》和《淮南子·人间》等书，最早提出“白马非马”论。

惠施：与儿说齐名，《汉志》名家有《惠子》1篇（“名施，与庄子并时”）。

钱穆说“名出于墨”，他们是否与墨辩有关，值得注意。

（3）郑国

郑韩古城，保存状况极好，地面上还有16米高，比明清北京城还高。2007年，我去新郑，重见这座古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郑韩古城的郭东门还在，门的缺口还在。“丧家狗”的故事，就是以此为背景。

郑国出过一个邓析，与子产同时。子产铸《刑书》，有如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是著名历史事件。邓析作《竹刑》，唱对台戏，被杀。［1］

［1］战国古书多说子产杀邓析，其实他是被驷杀掉，死于子产之后21年（《左传》定公九年）。参看：钱书《邓析考》（上册，18—20页）。

《汉志》名家有《邓析》2篇（“郑人，与子产并时”）。此书是《汉志》名家的第一部，是名家的“招牌菜”。刑名法术之学，邓析是老前辈，讲法家，讲名家，没人比他早。

公元前375年，韩灭郑，迁都于郑，郑入于韩。韩国有两大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申韩之术，或与邓析有关。

邓析的名辩，主要与狱讼有关。这种名学是刑名法术的别名。

（四）楚地

河南是道、法、名三家的摇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春秋晚期，河南南部属于楚的势力范围。楚人的特点是咄咄逼人，非常凶悍，但学术是另一种味道。

楚地多道家。《汉志》著录的道家书，很多都是楚人的著作，《老子》最著名：［1］

老聃：是楚苦县（河南鹿邑）厉乡（亦作“赖乡”）人，汉老子祠就在鹿邑。《汉志》道家有《老子邻氏经传》4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37篇（“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说》6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刘向《说老子》4篇。

老莱子：是“老李子”，他与上老聃是同一人。［2］《汉志》道家有《老莱子》16篇（“楚人，与孔子同时”）。

［1］钱穆尊孔，在解构老子传说上狠下工夫，尽量把老子往后拖，虚化淡化。他把《老子》说成庄学大盛后才有，今有郭店楚简《老子》为证，太晚。参看：钱书《老子杂辨》（上册，202—226页）。他的《庄老通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书名本身就很清楚：庄在老前。

［2］钱穆认为“孔子所见老子即老莱子”，认为老莱子之“莱”即“赖乡”之“赖”，“莱、李亦声近”。我也讨论过“李”字的楚文字写法（从来从李）。参看：李零《老李子和老莱子——重读〈老子韩非列传〉》，收入所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95—202页。

关尹喜：老子出关的关是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函谷关的关尹是秦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喜强老子著书，作“上下篇”，就是《老子》。《天下》把他与老聃并列，似乎是重要人物。《汉志》道家有《关尹子》9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文子：《汉志》道家有《文子》9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据定州八角廊汉简《文子》，“周平王”当作“楚平王”。

环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环渊“著上下篇”。《汉志》

道家有《蜎子》13篇（“名渊，楚人，老子弟子”）。《通志·氏族略四》说“环氏出楚环列之尹”。

长卢：《汉志》道家有《长卢子》9篇（“楚人”）。

鹖冠子：《汉志》道家有《鹖冠子》1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孔子周游列国，自卫南下，碰见过几个隐士和狂人。河南南部，陈、蔡、叶一带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据说就是这类人出没的地方。他们爱说怪话，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很欣赏，认为这些人才冰清玉洁，有夷、齐之风。他们，道德最高尚，但于世无争，也于世无用。

2007年，我沿“孔迹”走，也有一些奇怪的见闻：

陈国故地，淮阳太昊陵前，是个精神病患者的聚会地点。

蔡国故地，上蔡古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标志碑，雕刻精美，有两处被人合伙捣毁，也是精神病患者所为。据说，他们是当地的红卫兵，“文革”中精神失常，记忆还停留在“破四旧”时期。

叶县故地，有长沮、桀溺墓，旁边是个渡口，传说是孔子问津处。

（五）三晋两周

三晋，韩、赵、魏，主要在晋南和晋南邻近的豫西、豫北，还有河北南部。两周在河南洛阳市，被韩地包围。韩、魏姬姓，与晋同姓，赵是嬴姓在晋地者。

韩，初居韩原（山西河津），战国迁都平阳（山西临汾），后向豫西转移，迁都宜阳（河南宜阳）、阳翟（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定都于郑（河南新郑）。

魏，初居魏（山西芮城），战国迁都安邑（山西夏县），占有河东和河西（黄河南段的两岸）。秦夺少梁后，向卫地转移。公元前361年定都大梁（河南开封）。

赵，初居赵（山西赵城），战国迁都晋阳（山西太原）。后向晋东南和河北南部发展。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郸（河北邯郸）。更晚，还向晋北和冀北发展。

春秋晚期晋、楚最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战国早期魏最强。三晋有大国之风，最重法术。

（甲）魏国

有“西河之学”，战国早期（魏文侯和魏武侯时期）最有名。当时的魏国，重心还在河东（晋西南）和河西（河东的对岸）。这种学术，以儒为道，以法为术，特点是“儒、法兼用”，可称“儒—法家”。

魏文侯（魏人）：《汉志》儒家有《魏文侯》6篇。

田子方（齐人）：学于子贡，为魏文侯师。从姓氏看，似是齐人。他可能是子贡居齐时的学生。

段干木（魏人）：学于子夏，为魏文侯师，段干是魏邑。

李克（魏人）：也是子夏的弟子。《汉志》儒家有《李克》7篇（“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

李悝（魏人）：为魏文侯相。钱穆认为，与李克为同一人。李悝作《法经》六篇（《晋书·刑法志》、《唐律疏义》卷一），有“尽地力之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志》法家有《李子》32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兵家有《李子》10篇。

吴起（卫人）：卫左氏中人。先后学于曾申（曾参的儿子）和子夏。先入魏，为魏文侯守西河；后入楚，在楚国变法。楚悼王卒，在丧礼上，被楚大臣射杀。《汉志》兵权谋有《吴起》48篇（“有《列传》”）。他在兵家中，名气仅次于孙武。

此学源于子夏，并与子贡有关。子贡、子夏都是卫人，吴起也是卫人。看来，此学是从卫地传入。

还有两个人，可能也是魏人。

一是尸子，《汉志》杂家有《尸子》20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鲁”疑“晋”之误，集解引《别录》作“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楚有尸子、长卢”，可能是因为他逃秦入蜀，以蜀为楚。

二是尉缭，《汉志》兵形势有《尉缭》31篇，杂家有《尉缭》29篇（“六国时”）。今兵书有《尉缭子》，是以“梁惠王问尉缭”开篇，但《史记·秦始皇本纪》却提到“大梁人尉缭来见秦王”。

（乙）赵国

学术兴盛，比“西河之学”晚。其重要人物是慎到、荀况。他们都是稷下先生。

慎到，赵人，齐闵、襄之际游于稷下，是著名的法家。《天下》把彭蒙、田骈、慎到列为一派，法家有法、术、势三派，商鞅是讲法的代表，申不害是讲术的代表，他是讲势的代表。商鞅比他大，申不害比他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著十二论”。《汉志》法家有《慎子》42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荀况，赵人，齐闵、襄之际也在稷下活动，曾三次主持学宫，当学宫的祭酒，是战国晚期最有名的儒家。《汉志》儒家有《孙卿子》33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

比慎、荀晚，还有三个赵人。

公孙龙：是有名的名家。《汉志》名家有《公孙龙子》14篇（“赵人”）。

庞煖：是楚道家鹖冠子的弟子。《汉志》兵权谋有《庞煖》3篇。钱穆认为，庞煖即《荀子·议兵》与荀子辩论的临武君。今本《鹖冠子》有“庞子”，见于《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又有“庞煖”、“庞焕”，见于《世贤》、《武灵王》，或即《庞煖》书之遗文。

剧辛：事燕王喜，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到的剧子。《汉志》法家有《处子》9篇（班固注：“《史记》云赵有处子。”），即此人。

赵学，儒、法、名、道都有。荀况的儒术有三晋色彩。

（丙）韩国

韩国学术，是以申、韩名。韩与郑有关。郑有邓析子，讲刑名法术之学；有列御寇，是道家。

申不害：原来是郑国的京人（河南荥阳人），郑灭韩后，成为韩人。司马迁说，“申子学本黄老而主刑名”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是法家三派之一，以“术”（御臣之术）出名。《汉志》法家有《申子》6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

韩非：与李斯同学。李斯从荀况授“帝王之术” （《李斯列传》），他也学这一套。司马迁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 （《老子韩非列传》）。他不仅学儒家，也学道家和法家。韩非使秦，被李斯、姚贾谗害，下狱死。《汉志》法家有《韩子》55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韩国也重法，但不是“儒法兼用”，而是“道法兼用”，可称“道—法家”。司马迁之所以把老、庄和申、韩写进同一个传，就是因为这一点。

（六）秦地

秦地，与戎胡杂处，生存环境恶劣，其民最能吃苦，最能战斗。列国，秦国起步晚，缺乏原创性，但善于学习。人才是外来人才，学术是外来学术。秦国的敌人是魏国，秦国的老师也是魏国。秦国学术是以实用为特点。

秦国法家，商鞅、李斯最有名。

商鞅：也叫卫鞅。他是卫国公族的庶孽子孙，本来叫公孙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封为商君后的叫法。他先入魏，事魏相公叔座，后入秦，事秦孝公。商鞅变法，是用魏法变秦法，新法多用魏法。废井田，开阡陌，可能是受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影响。传《法经》于秦，也是李悝的发明。《汉志》法家有《商君》29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兵权谋有《公孙鞅》27篇。他既是法家，也是兵家。

吕不韦：卫濮阳人（《战国策·秦策》）。司马迁说他是“阳翟（韩邑，在河南禹县）大贾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以金钱为手段，助秦昭襄王立，聚游士宾客，编《吕氏春秋》。《汉志》杂家有《吕氏春秋》26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杂家是“百科全书派”，特点是杂抄众书，杂取众说。

李斯：楚上蔡人，与韩非俱事荀卿，学帝王术，学术背景也是三晋儒学和三晋法术。

商鞅是丞相，吕不韦是丞相，李斯也是丞相。

秦国的三大学者都是丞相，真是官气十足。

三

钱穆说，“昔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毛病，一是“各治一家，不能通贯”，这是不讲系统；二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光注意名人名著，不顾其他；三是“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主要是迷信《史记》。关键是不讲辑佚，不讲辨伪，不讲考据，没有细活，也没有大局观。

我们看见的历史都是被简化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肯定是一笔糊涂账，头绪纷繁，好像乱麻。历史学家，快刀斩乱麻，痛快是痛快，可惜历史不是这样。我们从身边的事想一想，不难明白。

说几个看似题外却是有关的问题。

（一）谁是真正的英雄？

上述人物、上述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有如大浪淘沙，很多人都被遗忘，很多书都已失传，就像血染沙场的将士，未能笑到最后。笑到最后，全是运气好，死里逃生的人。死了的是烈士，活着的是英雄。

书，运气好，有些还可能发现，靠考古发现。考古很神奇，它能“起死人于地下”，但考古也非万能。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并不是添枝加叶、添砖加瓦，而是给你点儿感觉，给你点儿启发，让你发现盲区，窥见全景，对已知未知、虚实表里，有个大致的估计。

《左传》上有句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话很有名（估计是臧文仲的话），就是讲人能记住点什么。

孔门四科，德行是立德，言语、政事是立功，文学是立言。

道德高，像云彩，飘得越高，散得越快。孔门德行科，四人，颜回名气大吧？大家记住了什么？很可怜。四大道德家，全都烟消云散。

言语科，搞外交，搞政治，立功名于当世，也很风光。宰予，除了孔子骂他，我们还知道什么？子贡，要是没有《论语》，我们还知道什么？

事功很重要，也不容易被人记住。政事科，冉求本事大，但实在不是东西，子路才是条汉子。子路见于《论语》，次数最多，活灵活现，要是没有《论语》，怎么办？

子游、子夏读书多，但没有著作传世。没有著作传世，最吃亏。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孔子不写书，七十子也没有著作传世，很遗憾。道统，孔曾思孟，是靠《四书五经》。中哲史，孔孟荀，是靠《论语》、《孟子》、《荀子》。古人最重身后名。身后名，有书和没书可大不一样。

司马迁讲泰山鸿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宁肯去势，也要传世，道理就在这里。

孔门，谁最重要，我是说当时。平心而论，四个人。第一是颜渊，这是老师的评价，没商量。第二是子路，别看老师骂，最忠诚，最勇敢，保护老师，离不开他。第三是子贡，孔子死后，他掌门，鲁国贵族毁老师，说他比老师强，谁来辩诬，只有他。第四是子夏，西河之学源于他，汉代经学源于他，对后世影响最大。

论资历，论贡献，论老师的评价，曾子没法跟他们比。

曾子辈分最晚，思、孟更是后学，根本不属于七十子。

研究中国思想史，大家看重书。书，看重论说体。简帛古书，《五行》、《性自命出》、《老子》、《恒先》，大家觉得，书，只有写成这样，才叫哲学，才叫思想。再大的思想家，没有书，或虽有书，不会讲大道理，难免被人遗忘。

（二）子书文体

子书文体，分三大类：

（甲）故事类（侧重事）

形式类似后世的纪事本末体。每个故事是独立的，有人物，有事件，说话是附带。

张政烺先生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题名，用了“事语”这个词。《国语》就是这种书。《左传》就是利用各种事语，按《春秋》系年，给我们讲故事。这种故事书，现在越出越多，已经到了必须汇总研究的地步。传世文献，除《左传》、《国语》、《国策》，还有《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也要汇总研究。

诸子是模仿史书。如有些子书干脆就叫“春秋”（如《晏子春秋》），甚至连形式都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编排（如《吕氏春秋》）。讲故事是子书的一体。

故事分两种：

（1）历史故事。诸子游说，搬弄掌故。这些故事，只是谈资。比如《战国策》就是纵横家的谈资。《韩非子》的“说”（内外《储说》、《说林》）也是游说的资料。

（2）文学故事。比如《庄子》中的很多寓言就是属于这类故事。

（乙）言语类（侧重语）

子书的特点，更大特点，不是讲故事，而是讲道理。特点是突出话语，淡化故事，人物少或没有。它分三类：

（1）语录体，分两种：

短章语录体，典型例子是《缁衣》。《坊记》、《中庸》、《表记》有点类似。它的最大特点是“子曰诗云”或“子曰书云”，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话，多余的话一点没有。

长篇语录体（或记言体），开头有个说话人，下面没人或基本没人。如《孙子兵法》，每篇开头都有“孙子曰”三个字；《墨子》的《尚贤》等十篇，每篇开头都有“子墨子曰”四个字。《孙子》十三篇，除开头有个说话人，基本上全是论述。它只提到四个人，两个恐怖分子（专诸、曹刿），两个大特务（伊挚、吕牙）。他拿这四个人说事，是为了挑战道德。

（2）论说体，也分两种：

短章论说体，没有人，只有话，读其书，如入无人之境。典型例子是《老子》。《老子》押韵，类似赋。古代道论是采用这种文体。比如上博楚简《恒先》，就是这一种。它有点类似语录体，但不引经据典，也没有说话人。搞中哲史，大家最喜欢这种书。

长篇论说体，也是没人或很少有人，只有话。比如《荀子》和《韩非子》，战国晚期的子书，就有不少这种文章。

（3）对话体，也分两种：

形式自然的对话体，对话比较自然，说哪算哪儿，更像故事中的对话。这种文章，战国晚期也很流行。比如《荀子·议兵》就是这种文章。

人为设计的对话体，以问题为主，设为客主问答，对话是编出来的。比如很多兵书和医书，就爱使用这种文体。汉代的赋也有这一种。

（丙）故事加言语类（事、语并重）

子书文体，上面所说，只是大概分一分，实际上，很多都是既有故事，又有言语，人也有，事也有，话也有。比如《大戴礼》和《礼记》，就是多种文体都有。

子书是“诸子百家语”。这种“语”，有些是以短见长，所谓篇，只是由短章杂凑，一本书没多少篇，五千字就一本书。比如《孙子》和《老子》，都只有五千多字。还有些，是鸿篇巨制、长篇大论。比如《管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是当时的丛书。我们看《汉志》，上百篇的大书都有，比如《太公》有237篇，《司马法》有155篇。

《论语》也是“语”，过去多称为语录体。其实它是什么体都有。既有人，也有事，既有最短的语录，也有长一点的对话（如《论语·先进》的“四子言志”章）。它的特点是人多，全书算下来，有156人。人多好，适合作历史研究，研究诸子，哪一门哪一派有这么好的资料？没有。读《论语》，不讲历史，空谈性理，如入宝山空手归，岂不可惜。

《论语》和什么书像？《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原来叫《世说新书》，最初不以“语”名。但它和“语”的传统有关，和刘向有关。刘向整过《国语》，写过《说苑》、《新序》，对历史掌故很熟悉。这些掌故就是“语”。此书头四门就是以“四科”为题。《孔子家语》，讲孔家的事，也是“语”。

古代的“语”，还有成语格言之一体，比如《大戴礼·武王践阼》的“戒书”，包括12种铭文：席铭、机铭、鉴铭、盥盘铭、楹铭、杖铭、带铭、履屦铭、觞豆铭、剑铭、弓铭和矛铭。其中“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就被中山王大鼎的铭文引用。这些铭文，多属格言，古人叫“语曰”的“语”是这种“语”。《逸周书》和《太公》有这类东西。《孔子家语》的《金人铭》属这一类。这种“语”是一种典故，典故烂熟于胸，才能游说。还有谜语或歇后语类的“隐语”，也是一种“语”。

丛谈琐语、小说笔记，都有搜罗掌故以备查询的功用（类书也有这类功用）。子书是干什么用的？最初是供游说，其实是干禄书。

（三）从故事研究诸子的重要性

古代思想家，有些写书，有些不写书，就像名将，很多都是神机妙算，但没有书。研究军事，只读兵书，不读战史，始终是门外汉。研究思想，只读其书，不见其人，或不想了解这个人，在古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

先秦诸子是“百家争鸣”。上述人物，有一百来号人。这么多人，五湖四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但我们能记住点什么？很可怜，掐指一算，也就“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所谓思想史只是一个简化到不能再简的历史。

我心中的思想史，不是这样的思想史。

古人治史是从人入手。他们尊师重道，首先看重的是人。他们从老师学，首先是学老师的为人。老师教学生，身教重于言传，言传重于书本。这是古人的天真淳厚之处。

古人看重功德，功德在于当世。追求不朽，垂之永久，靠什么？靠的是书。读书，不能光看言语，也要看故事。看故事是为了看人。没有人，思想和人就分家了。

《论语》的长处是文学性、故事性。它的好处是人多，可以勾勒孔子的生平，可以再现孔门师生的群像。

比如孔子的学生谁最重要，上面说了，颜渊、子路、子贡、子夏。他们都没书，只有故事留下来。没有故事，这些最优秀的学生就被埋没了。我们的思想史就只剩“道统”，只剩颜、曾、思、孟，只剩“圣人史”。

颜、曾、思、孟，颜回无书，很吃亏。曾子有佚文，子思有《中庸》，《孟子》有今书七篇，都比他吃香。

宋以来的辨伪学，对先秦诸子大扫荡。百家只剩下一家，儒家只有道统版。孔孟之道代替孔颜之道，很可怜。

焚坑，不只秦始皇，历代都杀异议人士，历代都禁违碍之书。

朱元璋是老粗，孟子讲“民贵君轻”，得罪“今上”，“亚圣”都得开除，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知识分子，偏见也不少。

儒家是汉代翻身。他们恨秦始皇，所以恨韩非、李斯；恨韩非、李斯，所以恨李斯的老师。苏东坡说，焚坑之祸，罪在荀卿。老师是跟学生倒霉。荀子跟思、孟作对，是犯了思想罪。思、孟什么人？二等圣人。明代儒生说，有荀无孟，有孟无荀，把他也开除了。

孔庙之中，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荀子。荀子平反，那是近代。

孔庙还开除过一个人，是出卖师门的公伯缭。

其实，孔门的“犹大”，不是公伯缭，而是冉求。孔门出过“三大管家”：子路、仲弓和冉求。冉求在季氏家里当管家，时间最长最投入，简直就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他眼里没有老师，只有领导，趋炎附势，为虎作伥。难怪老师说，他不是我的学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叫同学揍他。孔子死了，他忙什么，还是衙门里的事。

子贡和冉求相反。老师死了，发送是他，守庐是他，满朝权贵骂老师，捍卫老师的还是他。对比冉求，你才能看出子贡的了不起。

（四）周太史儋的预言

孔子走过的路，遗产是什么？他去过周、齐、曹、宋、郑、陈、蔡和叶，想去晋，想去楚，都没去成。但他的学生，却把他的思想传播四方。特别是他在卫国招收的学生，在这方面功劳最大。他在楚地碰到的隐士和狂人，也让人想起道家的大本营——河南。

然而，他胜利了吗？没有。

读《史记》，有个预言很重要：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预言很有意思，最能说明两周时期的大趋势。

我们要注意：

（1）秦人的故乡是曲阜，曲阜是“少昊之虚”，嬴姓的祖庭。商周之际，秦人的祖先是随商王西征，支边戍边，去了大西北。入山西者是赵的祖先，入陕西者是秦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