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一步，相向而行、承前启后。”有上海媒体这样评价这两天中美上海磋商的结果。
7月30日至31日，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上海举行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对于谈得如何，中国商务部网站形容说：“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重要共识要求，就经贸领域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双方还讨论了中方根据国内需要增加自美农产品采购以及美方将为采购创造良好条件。”
“坦诚”，意思是不回避分歧，“建设性”是说气氛不错。“中方根据国内需要增加自美农产品采购”，可以说主动权在我，“美方将为采购创造良好条件”则是给美国提条件。
简单说，中方在总体立场上并没有退缩，而从中方参加磋商的庞大阵容（刘鹤之外，还有商务部部长钟山、央行行长易纲等8位副部级以上官员）来看，关于执行协议层面的工作，中方也试图保证不走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上海举行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8月1日表示，7月19日以来，一些中国企业就采购新的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农产品向美国供货商进行了询价，根据市场条件，已经有一批农产品采购成交。“有关的企业已经申请排除对这部分自美进口的农产品加征的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正在进行评审工作，将按照程序办理。”
“双方将于9月在美举行下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在此之前，双方经贸团队工作层面将在8月份密集磋商，为9月份牵头人见面做准备。这样的安排，无异于把谈判节奏拉长，表明双方都不急于达成协议，而是更加注重磋商的效果。
“中美经贸磋商的重启再次证明，不管两国之间有多么复杂的问题甚至尖锐的矛盾，双方还是需要，也应该坐下来进行面对面沟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31日表示，“明天我和蓬佩奥国务卿有会面的计划，这是双方进行接触沟通的一次重要机会。”
回顾一年多来中美经贸磋商历程，从阿根廷到大阪，从北京到华盛顿再到上海，双方历经波折，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确实很不容易，而未来几个月的谈判进程仍不容乐观。
01
为何重启
6月29日，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同意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今年5月中旬以来陷入僵局的中美经贸磋商。
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希望中方能从美国增加进口。美方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
如同“昨日重现”。G20峰会再次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节点。去年12月底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为当时升级的经贸摩擦按下暂停键。美国承诺不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后，两国谈判团队展开密集磋商。
今年5月初中美谈判遇挫，美国启动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谈判的起点更高（已经进入协议文本磋商阶段），难度更大（双方分歧公开化）。
G20峰会能成为机遇，关键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两国领导人同意在G20峰会上会面，表明双方都有缓和经贸摩擦的意愿。虽然特朗普多次声称自己对目前的状况（保持关税）感到满意，但如果真那么“满意”，为何也很着急？
6月18日，特朗普主动致电习近平主席，称“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工作团队能展开沟通，尽早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办法”。
在这个电话之前，国际舆论一直在猜测，大阪G20峰会能否继去年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之后，再次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缓和的机遇之窗。
那个电话后数小时，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正式宣布参与连任竞选。在集会讲话中，他再次提到美中之间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称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解决问题就需要继续谈判。
在正式宣布连任竞选前主动致电中国领导人，以此“暗示”美中经贸磋商将重启，特朗普显然是想向选民传递信息：他正在“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么做有竞选压力的因素。
目前，特朗普的民调落后于5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民调最高的拜登之间的差距高达10%。
压力不只是抽象的自我感知，而是美国经济的现实。
6月18日那个电话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的计划，进入美国贸易代表处召集的听证会程序。此前，美国舆论普遍猜测，听证会还未举行，结果就已经注定，即加征关税将遭遇强烈反对。
事实印证了猜测。在6月17日至21日、24日至25日两轮听证会上，来自美国企业界的314名发言代表中，303名反对加征关税，占比96%。6月24日，美国参议院召开的关于关税的听证会上，50位受邀企业代表中，有47位反对加征关税。
为何会遭遇如此强烈的反弹？因为与此前对中国2500亿美元加征的关税不同，拟定中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绝大多数都是日常消费品和中间商品。如果这个加征关税的决定落地，会让普通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物价上涨，会让抗压力弱的中小企业感受到压力。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盟6月21日在听证会上出示的文件显示，如果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花122亿美元以上。
“不能用爱国主义埋单”，这是美国农业部长桑尼·佩杜特向特朗普传递的信息（特朗普在提到美国农民时，总会加上“爱国”这个修饰语）。佩杜特说，他已经告诉特朗普总统，美国农民已经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牺牲品。“总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正在设法向农民提供补贴。”
但补贴只是权宜之计，这是常识。冷战初期，苏联曾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为了配合冷战遏制政策，美国限制对苏农产品出口。自那以后，美国农产品再也没有在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市场上恢复元气。永远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才是美国农民最担心的。
受伤的不止是美国农民。一旦特朗普决定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那意味着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将处于被加征关税之列。
此前，美国为了避免伤及自身会列出一些豁免商品。“全覆盖”意味着列出豁免清单更难。这个清单越短，对美国自身的伤害越大；这个清单太长，可能又达不到特朗普政府所希望的施压效果。
美国《国会山》报的文章称，如果像特朗普威胁的那样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那将惩罚那些目前还未感受到贸易战影响的消费者，而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可能让特朗普2020年连任无望。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不想升级贸易摩擦的意愿毋庸置疑。
中国接住特朗普抛出的橄榄枝，对经贸磋商按下重启键，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负责任大国的体现。
正如习近平在与特朗普通话时所说，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达成积极成果，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

02
态势已变
虽然经贸磋商重启，但未来谈判的进程仍将充满不确定性。与2018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中美领导人会晤时相比，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情况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从微观层面说，此前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感。而在宏观层面，中美关系整体上仍处于继续下滑的通道，这又助长了双方的不信任感。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后，虽然特朗普以暂停提升关税开启了美中经贸磋商，但此后“孟晚舟事件”开始发酵。
在经贸领域之外，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并公开施压盟友在中美间“选边站”，营造中美“科技冷战”的态势。
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高官，毫不避讳逼外企离开中国的企图，甚至有追求中美经济、科技“脱钩”的意图。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以“文明冲突”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的言论，即便不是政府立场，也可能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即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在升级对抗上“无上限”，在手段上“无下限”。
这意味着在中美较量中，美国可能不太在乎“双赢”，而是愿意接受“互损”——只要中国的损失更大。特朗普多次声称贸易战让中国经济下滑，其背后意图不容忽视。
制造业衰落的“铁锈地带”是特朗普的基本盘，他多次指责中国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流失，承诺要迫使制造业回流。这个竞选策略在2016年大选中为其加分不少，但在经济逻辑上却站不住脚。
目前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呈现的是“充分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即便回流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支撑。特朗普身边的经济顾问，不会不明白这个浅显的经济逻辑。
所以，与中国的经贸磋商，如果特朗普政府真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在这个希望之外还会有另一个意图，那就是遏制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这种遏制反映到政策上就是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源于“战略互疑”。2013年中国学者王缉思与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提出中美“战略互疑”的概念，即“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互不信任，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长远目标，是要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
这种“战略互疑”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初露苗头，但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达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成员纳瓦罗和莱特希泽，长期以来都坚持一个观点：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美国犯下的错误，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美国经济衰落为代价的。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行为，很难不让人得出美国在遏制中国的结论，而这又会侵蚀中国对美国的信任。战略竞争升级、战略互疑增加，是未来中美经贸磋商面临的新态势。
态势出现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中美都在经贸领域之外布局。针对美国把越来越多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禁止交易的“实体清单”的做法，中国首次推出了自己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在中国暗示将对美国打“稀土牌”之际，美国商务部发布关于稀土的战略报告，试图在政策上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针锋相对意味着对抗的升级，而对抗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可能把对抗制度化。这种态势导向的结果，就是中美都为“持久战”作准备。
03
前景不容乐观
“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特朗普这话真实性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任何政策倾向都是“可逆”的。虽然他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按下暂停键，但他并没有像上次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期间那样对暂停设时间限制。
这可能表明美国在为经贸磋商的长期化作准备，也可能是因为特朗普想避免受制于2020年大选这个时间“大限”。因为不设时限，他是否以及何时加征关税的回旋余地就更大。
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未来中美谈判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难想象，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在评估已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
如果在2020年前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扩大，或者美国经济出现衰退，那很可能迫使特朗普做出改变，打消继续加征关税的意愿，甚至还可能在取消已征关税上有所动作。
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位在任美国总统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赢得过连任。
反之，如果已加征的关税影响“可控”，那很可能激发特朗普继续加征关税的动机。比如，在2020年大选投票前某个时间点宣布加征关税，这样一来，即使他知道会影响美国经济，但效果的显现也是大选结果出炉后的事情。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美国政治中对华强硬是可以获得政治加分的。对于自诩为“关税人”的特朗普来说，加征关税的“强硬效果”无疑是最明显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共和党推动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经济大萧条。那时，共和党的主流看法是“关税是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的必不可少的原则”，那是个经济自由主义理念退潮的年代。
如今，特朗普对关税的钟爱，也需要放在目前新自由主义退潮的背景下来看。换句话说，对特朗普加征关税冲动的制约，已经因全球化动能的减弱而减小。而从美国国内的角度看，关于关税的争论在美国政治中还尚无定论。
当然，中美经贸磋商前景不明，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经贸合作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变成两国角力的主战场，本身就说明双边关系在经历质变。
但在某些学者看来，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挑起战略竞争，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系统的对华政策。美国学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认为，如今在华盛顿，已经不存在井然有序的政策过程，所有参与国际事务的部门和机构，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都在各行其是。
“总统掀起了一场毫无组织纪律的突击行动。他显然认为，这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令中国屈服于自己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要求。”
事实终将证明，特朗普是错的。
作者 | 南风窗资深主笔 雷志华 [email protected]
编辑 | 谢奕秋
排版 | GINNY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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