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来岁以上年纪的人大都记得，1974年，中国曾经猛烈批判过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在当时，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政治事件。
许多年之后，安东尼奥尼访华拍片的过程逐渐披露，使我们对于事件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对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更要放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之下。

缘起：政府间的协作
1970年代开始，中国处于十年动乱中后期，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外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
1970年10月至11月，先后同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4月，中国邀请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代表团访华。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开会，研究美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改善两国关系口信。26日，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29日，中方向尼克松总统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6月2日，尼克松收到口信，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10月25日，联合国26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关系破冰，全世界为之震撼。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此期间，中国先后同智利、土耳其、伊朗、秘鲁、阿根廷、墨西哥、奥地利、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二十几个国家建交，与英国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
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迫切需要向世界宣传自己的形象。
1971年5月22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意大利外贸部长扎加里率领中意建交后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提到马可·波罗开辟了欧洲通向东方之路，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双方在会谈中决定加强两国文化交流。7月，意官方电视机构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致函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希望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派著名新现实主义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执导，意大利驻华大使特拉巴扎为此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会谈。中国驻罗马大使沈平也给国内写报告，认为陪同扎加里部长访华的记者做了客观报道，建议“让一些意大利记者来华工作”。

按照中意政府协商，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影片
中方分析，意方提出拍片目的，一是表示友好，二是商业运作，客观上有利于对外介绍中国。
1972年5月，经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分管宣传和外事的副组长戴征远批准，由中国驻意使馆文化参赞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转交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函。

拍摄：安东尼奥尼的风格
5月13日，摄制组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奥利弗·哥伦布带队来到北京，成员包括导演安东尼奥尼、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导演助理恩利卡·菲可（后来成为安东尼奥尼夫人）等。中方配备了接待小组，有政工干部，也有摄影师。他们花三天时间进行讨论，没有同意安东尼奥尼提出的花半年时间进行拍摄的计划，确定用22天完成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河南林县的拍摄。
安东尼奥尼1912年出生，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意共党员。这是中方接受他来拍片的重要理由。他以摈弃现实“叙事”，注意性格刻画和以隐喻风格著称。
来华前，他设想过“关注人的关系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的计划，认为“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种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中国希望外国记者拍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在上海参加陪同的电视台记者朱黔生后来回忆说：
“那一年，领导说，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的一位名导演，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名的。这批外宾是周恩来总理请来的，所以我们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要实事求是地，主动地把我们好的东西通过他宣传给全世界。”

影片镜头：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的茶客

影片镜头：北京胡同里的小脚老太太
这就是当年中国人真实而朴实的想法。被拍摄单位和人物是有所选择和准备。许多场面，显然就是摆拍的。比如幼儿园的孩子表演、纺织厂工人干活，还有下班后的政治学习。按照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影片中北京菜市场供应活鸡活鱼，买肉不要肉票，显然并不真实。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里的的饮茶者，是提前几天，把附近里弄街道里上年纪的人组织好，每张桌子都坐满人，显得热闹非凡。这种做法，在当年宣传报道和影片制作中都很普遍。
安东尼奥尼宣称他是拍摄人的生活，这种事先布置，有些他能够看出，有些也落入彀中。在河南林县，汽车经过集贸市场时，他强行要求停车，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在任村，当地农民没有见过外国人，比较紧张。他在解说词中说：“我们太陌生了，以致让人害怕。……虽然害怕，但相当礼貌，他们担心走开会冒犯我们。所以他们在镜头前面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一动不动。”
1972年，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河南农村拍摄《中国》
他长时间地站在路边街角，盯着摄影机一动不动。对于小脚老太太和一个精神失常的妇女，他追拍很远。一个社员上厕所，他端着摄影机在外面等待。他专找残墙旧壁，猪圈粪堆，蹲下拍摄。在苏州观前街拍摄花木商店时，看到一个躺在板车上的病妇，马上追上去，把病妇拍入镜头。他在影片解说词中说：“为了不引人入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在双方商定，他又不感兴趣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

影片镜头：河南路边的集贸市场
陪同朱黔生本人就是摄影记者，他警觉这个团队拍摄有问题：
“他们不断地去抢拍一些我们当时感觉比较不好的镜头，譬如拍捡垃圾的人，我就感觉你为什么老是要去拍这些镜头呢？后来我就正面跟导演提出这个问题，说你是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南京路上多拍一些我们好的东西。但他认为我拍的东西都很好，都是你们现在客观存在的。他的个性很强，他要坚持的东西，一定要怎么做就这么做。很倔，倔老头。”
朱黔生还发现，在拍摄黄浦江时，他没有突出表现江面上的大轮船，而是对很多小舢板有兴趣。有条渔船上有个男人背身向江里撒尿，也被安氏捕捉到了。几十年后，朱黔生在电影中看到，这个恶趣的镜头被剪辑入画面，虽然仅仅就是一扫而过。

朱黔生回忆与安东尼奥尼的交涉
朱黔生认为这里涉及原则，断然下令暂停拍摄，把摄制组带回饭店，并立即向领导电话汇报。这个请示最后报到外交部，答复是：“拍呢还是要让他拍，我们要多做工作。把所有可能我们认为比较落后的东西，不愿意给他拍到的东西，在他所经过的路线，在他所拍摄的环境里面，先把他搬掉，并去组织人员做一些我们认为值得宣传的事情。”
这种指示和新闻司长彭华的宽松态度有关，彭华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的“猎奇性”“趣味性”“自然主义”，没有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在这样的安排和一路上高规格礼遇接待下，安东尼奥尼拍摄了35个小时素材后返回，次年完成后期剪辑，全片分为三辑，三小时四十分钟，开始公开放映。

上映：国外的不同看法
按照约定，影片播出前要送我驻意大利使馆审看。
1973年1月23日，中国驻意使馆经多次询问，意电视台在公映前一日，为几位中国外交官专场放映了《中国》。他们随后给国内写了报告，称该片内容尚比较客观，对了解中国有一定帮助，但也不算好。解说词很少，有些纯客观主义，基调是中国人穷，但不辛酸。劳动繁重，生活简朴，没有饥饿。影片只是对中国作了一般反映，对中国现实没有深入了解。
次日，罗马举行放映发布会。安东尼奥尼对新闻界说：
我的影片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而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选择了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
在中国，我问了我的陪同，你们发动了革命，并用革命来建设这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什么是最能象征业已变化的东西？他们回答是：人。那么，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影片《中国》的海报
2月，影片在意大利电视台分三次播出，一些西方国家的电视台购买了播映权，美国广播公司付了25万美元，据说尼克松还专门看了两遍。
当时中国在“铁幕”之后，国外对华充满好奇，但西方人拍摄的影片甚少。对影片的评价分为两种对立观点，有人认为真实反映了中国的状况。台湾就认为《中国》暴露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和混乱，他们用此片对民众进行“最有说服力”的教育。而曾经经历了法国“五月学生运动”，期待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士十分失望。意大利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弗朗克·福拉迪尼指出：“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作为本次采访活动邀请方，北京上层对影片毫不知情。5月17日夜，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杨与他聊起此片。杨事后回忆说：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当然这两个场面都拍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朋友都变成了木偶。”
周恩来要求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清情况。
11月，拷贝送回国内，外交部新闻司组织有关单位审看后给部领导的报告中说：这是近几年来外国人在我国拍的片子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过多地反映了我国的落后面，用突然袭击、强加于人的方式拍了我群众躲避镜头的场面，有的镜头有浓厚的猎奇性。报告提出，此片虽歪曲我社会面貌，但尚无恶毒反华内容，且已时隔一年，拟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议在适当场合请广播事业局同志表示我们的不满。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审阅后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
按此要求，新闻司在12月11日将对此片的基本看法函告意大利使馆，并请其向有关方面转告对影片的批评意见。据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统计，1972-73年，美国三大广播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相继访华，并先后派电视摄影队访华拍片。此外日本、法国、墨西哥、英国、瑞士、南斯拉夫等国的22个国家电视机构也派摄制组来华拍片，据反馈信息，大都客观介绍了我国的情况。

批判：政治风浪
本来事情至此结束，然而广播事业局某干部两次写信向江青、姚文元反映，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观点上极其恶毒地污蔑我国的反动影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由此引发出江、姚的多次批示、讲话，并引发出对周恩来的攻击。
12月26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30日，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审看该片。江青说，“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还说，“中国人里面也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她当场质问：“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谁？驻意大利大使是谁？”“我看把汉奸这顶帽子送给他们两个戴上吧！”而且，江青还提出要求——彻查后台。
周恩来发现他与杨振宁谈话时要求查一下的指示没有被记录下来，专门让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写了文字说明，可见当时陷入被动：
“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
众所周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努力扭转极左路线。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同时周被确定患了癌症，一面工作，一面还在极力周旋和斗争。期间6月，因外交部对美苏会谈的一个简报，被毛泽东批评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1月，又因与基辛格的会谈，被批评为“右倾”， 以致进一步延伸出1974年初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批周公”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
电影《中国》，则成了一发炮弹。
外交部、广播事业局相关领导都受到批判和株连，沈平大使被召国内回参加学习班。在上海陪同时曾叫停过拍摄的朱黔生，写了三个多月检查，据说江青在有关材料他的名字之下画了两笔，旁边批上“小汉奸加小间谍”。
1974年1月30日，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挂帅的联合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将此事说成是外交工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全中国人民一日间都知道了这部电影和导演，也都按照统一部署，投入到口诛笔伐的批判浪潮中来。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写道：“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

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漫画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没有看过影片，虽然人人都参与了大批判，所有的批评内容都是依据评论员文章生发出来，且包含大量空洞口号。
关于此片，留在我脑海中最深的记忆，是讲述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饮茶者的一句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
当《中国》解禁之后，我特地从网上找到这个段落，解说词如今翻译成“它的氛围是怀旧和快乐，以往的记忆和对现在的忠诚奇怪的混合”，意思差不多，但这话在当年语境下的“反动”份量，现在年轻人恐怕难以体察。
当然，一些批判文章也带明显漏洞。我曾在《建筑学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影片中上海蕃瓜弄的“滚地龙”棚屋，是“企图告诉人们，这就是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住宅”，而影片的旁白却说明，这是“殖民时期悲惨生活的纪念馆”。
1975年2月18日，安东尼奥尼在英国《卫报》一则采访中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

翻案：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今天，距离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七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和冷静地来重新审视和评价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影片和这个拍摄事件。
评价《中国》，其实应当分为两个部分：政治的和艺术的。
就政治而言，“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副主席提到了这一事件。他说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次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对此事形成的冤案、错案进行了平反。
1982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在意大利出席“中国电影回顾展”，期间应邀会见了安东尼奥尼。安氏表示：对于中国政府让我到这个伟大国家去拍摄影片，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感谢之情。他希望和陈荒煤握手。“如果他不同意的话，我也不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我可以理解。”陈荒煤大方地与他握手，并说：我们认为影片《中国》是有缺点的，某些镜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可能是由于安东尼奥尼先生的美学观以及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造成的。我们不认为这部影片是反华的，让我们两国人民和电影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共同奋斗。意大利人认为，“中国和安东尼奥尼喜剧式地和解了。”
这些年来，中国人反思了“左”的错误，向安东尼奥尼表达歉意。安东尼奥尼也说自己爱中国，想念中国，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影展，《中国》得以首次在大陆公开放映。现在《中国》片源挂在网络上，它的艺术价值如何，学术界有争议褒贬，观众亦可自作评价。
安东尼奥尼一直强调，他是冷静的观察者，甚至是冷静的“闯入者”和“窥视者”。他指挥摄影师扛着16毫米摄影机，直接对着从未看到过外国人的乡下农民和儿童近距离拍摄，拍下他们的惶恐、紧张、闪避，称之为“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他花28秒钟时间拍摄一位小脚妇女穿越马路，也是在挑战观众的接受能力。中国人和安东尼奥尼，构成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这是安东尼奥尼的招牌风格。

评论：安东尼奥尼的亏欠
《中国》保存下1972年中国珍贵的视觉形象，比如他从外滩和平饭店拍下的黄浦江对岸。朱黔生说，“我拿不出这样一段影像资料来。在我们脑子里面，我要拍的都是好的、积极的，能够让人看到欣欣向荣的，我不可能去拍一个一马平川的浦东。”现在有些专题片拍摄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和生活巨变，来与安氏旧镜头做对比，但他们似乎忘记了，安东尼奥尼本来就自称不拍建筑和风景，他即使再来中国，关注的兴奋点恐怕依然不在摩天大楼。
重看安东尼奥尼的访华拍片的过程，有句话我觉得还是要说。当下论者，大多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安氏此行并不是以自由电影人身份在创作，他作为项目执行者，对委托人之一的中国方面，其实是有亏欠的。
他自己承认，“这次拍摄暗藏着政治含义：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这部片子的，所以在对影片的期待中也有这层政治因素。”他们到京后协商，确定以意方为主拍摄，但取消安氏的半年计划，全片在22天完成外景，都可看出中方思路在主导。中方为摄制组提供了极大便利，并在生活和出行上给予了高规格的帮助。安氏在天安门取景，有关方面提供了国家领导人检阅或夹道欢迎外国元首才使用的红旗牌敞篷车。出京时火车挂了专用包厢，在上海和平饭店的接待宴会上享用了两米长的大鱼。后来从沪返京，民航航班因雷雨取消，陪同者竟调来一架专机。

摄制组在北京使用大红旗敞篷车拍摄
所以，当片中将残破的苏州复兴回民面店解说成“市里最好的餐厅”时，我的肠胃产生了轻微痉挛。如果将这些幕后故事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场景剪接在一起，才是特殊年代真实而苦涩的现实主义。电影胶片不同于后来的摄像，在冲洗之前，谁也不知道拍摄的结果。中方同意他带回国外做后期，显然对他充满信任和期许，但结果却是失望和沮丧。

苏州的路边小面店
说得更坦率点，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初，开明的领导者微微打开国门，以友好姿态邀请外国记者，希望他们向世界介绍被封锁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安氏获得这一难得机遇，进行个人的观察解读，同时为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赚取商业利益（这点他懂，并且事先就为片子寻找商业卖点进行设计）。
当他身处对外国人过于殷勤照顾的环境，同时目睹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尚在贫困之中，那些猎奇式做法，缺乏友善和悲悯，隐然带有西方人骨子里的傲慢。他还因其作品，卷入中国最上层的政治斗争，给晚年患病的周恩来带来伤害（这点他不懂，也非其本意）。70年代末，人们将事件归罪“四人帮”，是国内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从艺术评论层面，则将事件归结为中西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应流于表象和肤浅。
当年的过度礼遇和粗暴批判，同现在过度赞美“闯入”“窥视”和“深刻”，从左右两个角度显示出在洋人面前，某些中方人士的谦卑和不够自信。
前几天，我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看到新摄的专题片《从<中国>到中国》（该片今年3月曾在央视播出），作品以七十年代外国人拍摄中国的四部记录片为线索，展现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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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中国》
看到当年在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出镜的年轻人，如今成为老头老太太，健康矍铄，宽容坦荡，真是令人欣喜。这是中国的巨大进步。片中串戏的意大利小伙子“老马”，在中国生活多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已是大大深化了。看完电视，再一次回想安东尼奥尼事件，这真是一段跌宕曲折 、值得回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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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也谈安东尼奥尼和影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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