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能为规划带来什么？丨专访施卫良

2019 年1 月28 日，“AC 建筑创作”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采访了施卫良院长，讨论了大数据技术介入规划的方式和应用场景、对传统规划的影响以及数据创新公司的发展前景等话题。

这里补充说明采访背景：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把握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宜居性，提高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随着规划转型的大幕拉开，规划圈面向城市存量发展的要求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大数据在此时进入了规划界的视野。

（本文为采访删减版，采访全文刊登在“AC建筑创作”最新刊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存量提升：“城市象限”专辑）

AC：2014 年起，“大数据”开始在规划圈热了起来。同年您曾在北京规划设上发表过《微时代与云规划》一文，表达了对规划转型的思考。文中提出规划进入了“新的时期”，当时您基于怎样的判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施卫良：文章观点是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提出的。一是大数据为我们感知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来源。传统规划的数据来源是统计数据、调研数据和调查问卷。而大数据中的LBS 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为我们提供了人感知城市的相关信息，帮助我们判断传统数据不能涵盖的各种流动因素对城市的作用。

大数据感知城市的方法

我在文中提出，每个人都是城市中的传感器和数据源，汇集每个人的数据，就能够呈现出规划需要精准把握的城市现状。当人们对自己工作、生活、休闲的环境做出情感上的评价，就为分析使用者对不同环境的认可程度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云规划是对规划方式的变革。传统规划是由规划师依照城市用地的分类和布局原则，自上而下安排城市功能，最终影响人们生活的轨迹。互联网技术扭转了市民被动参与规划的状态，让公众有可能主动参与规划，改善自身生活条件。

东西城心情地图：基于语义分析的城乡规划社会感知研究与应用

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其活动都具有多样性和生动性，而不同的社群实质上是对人群的一种自由组合，每位社群成员都可以进行自我生活的再创造。如果通过社群调动更多的“能动细胞”在城市空间中发挥作用，社区营造和对特定地区的环境改善就能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大数据的信息汇集手段可以帮助规划师发动在地的人共同参与规划，规划师也可以通过调动更多地社会资源，实现新的规划方式。

AC：《微时代与云规划》一文发表于2014年。如今，数据技术已经在规划的不同层面得到广泛应用。依据您的观察，大数据技术在不同背景的城市、城市的不同场景分别能帮助规划师解决什么问题？

施卫良：大数据能够帮助规划师精准判断城市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增加城市规划的理性。这种理性，能够让城市规划更具科学性、前瞻性。我对大数据介入城市规划的初步看法是为规划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介入规划领域的大数据技术，是基于信息科学和数据科学的新技术手段。大数据介入规划系统，发生在整个规划体系从增量转向存量的时期。我国一部分超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受到了资源环境条件、区域协同发展的限制，出现了所谓“大城市病”。规划界已经达成共识，要控制这类城市的规模，相应做“减量发展”的规划。

东大桥就业人群的居住锚点分布热力图

休息日东大桥各功能节点人流密度变化趋势

*东大桥位于北京CBD地区，尺度小但情况复杂。本研究利用手机定位时空数据、地铁IC卡刷卡数据、骑行时空数据等大数据，并基于人的行为特征提出了微观尺度下路口交通改善、空间品质优化的精细化提升对策。

大数据应用最为重要的场景，是解决超大城市的城市病，应对现实的城市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运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过北京的职住平衡问题、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问题、对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研究、分析棚改项目实施后驻地居民的变化等。我们发现，与人口流动相关的问题，比较容易从大数据的角度切入展开分析。

但是，即使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还是处于停滞增长甚至收缩的状态下。目前，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也被应用在有关“收缩城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揭示收缩城市的收缩期、观测人口的减少等现象。

根据2010 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人口流失的状态，这与很多人的认知大相径庭。 图片来源：北京城市实验室网站

AC：大数据通过哪些方式与传统规划系统发生碰撞？

施卫良：在规划的编制阶段，大数据提供辅助的补充数据，帮助规划师提升规划的合理性。比如2018年《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工作中，就应用数据技术，对街道进行了新的分类和定义。

道路分类二维示意图车

各环道路分析

2018 年，《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公布，街道分类的部分采用了大数据的研究方式。新的分类工作采用“交通功能”和“场所功能”两个维度，结合其它具体职能通过构建矩阵确定街道类型。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能够帮助我们在规划实施的监测反馈中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构建新的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就提出了一个全过程的链条，包括规划编制、监测、体检评估、预警、调整维护等环节，这也是对传统规划方式的一种反思。

北京市在2018年已经对2017年颁布的新总规做了体检，其中就应用了大数据的手段，对各个检查项目指标进行分析，比对了规划实施一年后现状与规划目标、与可参照城市的差别。

AC：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对规划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施卫良：我认为大数据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规划将关注点从物转移到人身上。以往我们可能更加关注城市里的建筑、房屋、道路、设施，但这些硬件和装置对人产生的作用，需要依据使用者给出反馈才能得到评判。

而规划师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了解每个城市使用者的信息和想法，借助大数据，我们可以了解人的时空行为以及对规划的诉求，这将给规划思路带来深刻的变革。

“城市象限”邀请合作方，在“回天有数”工作中负责利用“路见PinStreet”大众提案小程序，开展“基于新媒体的环境提升公共参与机制设计”专题，在线下和线上收集大众提案

AC：您认为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领域的碰撞，最终会形成怎样的局面？

施卫良：城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无法让任何一种规划技术成为绝对的主导。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虽然大数据的技术力量发展迅猛，但无法完全替代以规划师和人工为核心的规划方式。城市的决策本身也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客观角度的分析评判。但是从博弈的角度，特别是确定各种利益关系、取得平衡的角度，大数据还是不能代替传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