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另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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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和平与稳定都是人民最大的期盼，国家强盛才有小民尊严，古今亦是如此。

军阀的产生

军阀，是中国历史上回避不掉的一个词语。凡乱世，必有拥兵自重者割据一方，俨然已是司空见惯的常识。清末以来政治上的无序局面为军阀滋生提供了绝佳的土壤。晚清以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湘淮军首领，手掌各地督抚大权，权势日增，成为地方势力做大的开始。

到了清末新政改革，把科举废除了，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科举制作为一种历时1300年的选官制度，对我国历史及社会的影响颇为深远。科举制被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士人为支撑的专制王权，割裂了士人阶层和中央皇权的纽带，对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釜底抽薪”作用。而且科举的废除过于激进和草率，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

以前作为具有特权的士绅阶层，在遭遇如此大变后，有的从事商业，有的投身文化教育事业，有的干脆就干起了革命，出现了学绅、绅商、立宪派、革命者等一批新力量。这些新生力量的出现，严重动摇了皇帝的专制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和社会价值观。没了科举，绅士阶层就没了晋升之阶，他们不得不转向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以及保障自我利益。

在以往的统治秩序中，士人们不仅是代表君主意志的管理者，还是国家和百姓的调和剂。出于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国家允许士绅阶层建立私人武装，即地方团练。这些地方武装在名义上是保卫中央政权，而实质上是保障自身利益。当王权式微、中央权力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和威慑时，这些乡绅控制的地方武装自然而然的向军阀转变，退则武装割据，进则逐鹿中原，这种特殊的“绅军政权”既是中央专制主义的派生物，同时又是其对立面。如曾国藩、袁世凯等都是其代表。

曾国藩

民国成立之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袁世凯死后，地方实力派纷纷崛起。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北洋时期。皖系、直系和奉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号称中央，不过他们的北京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并不大。北方有孙传芳、曹锟、冯玉祥等群雄并起，西南有桂、川、滇、黔等军阀虎视眈眈,还有国民党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局势可谓错综复杂。

奇怪的战争

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不过奇怪的是这场战争在今日的我们看来似乎并没那么严肃，军阀们的种种行径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堪称笑谈。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特别强调:“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而“打垮敌人”这一概念的含义,就是“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就像我们所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战争的目的在于歼灭其有生力量，可北洋的军阀们偏偏不这样做。两次直奉战争都是点到为止，仅仅将对方的军队击溃就做罢，并不扩大战果，其他的大小混战也与之类似。

比如战况最为激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学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飞机、大炮、军舰、地雷、机枪、电网等新式武器统统被搬上战场。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谓是中国第一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已接近一战的水平，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并没有使战场如一战般血流成河。双方至少投入兵力40多万，最终只有4.7万人的伤亡，其他的战斗伤亡比就更小了，有的甚至打了几个照面就结束战斗了的。与欧洲战场动辄伏尸百万的惨烈相比，这仗打的也是相当“客气”了。

军阀部队

除了武器性能缺陷因素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军人对武器的糟糕使用水平。被誉为战场之神的火炮打起来却像是在放烟花，威力强大的飞机扔的炸弹基本只能吓唬人，如果空中遭逢敌机，还能上演一出手枪决斗的好戏。甚至还有不少居民像看戏一样去欣赏战场上的炮火，场面好不热闹。

更有甚者，军阀们之间还流行一种宋襄公般的“军德”表演。比如,战争开始之前，通常要慎重其事的宣战，没有警告决不发动进攻，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起码准则。

在一些军阀的道德观念中，战争是职业性的相互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见的相互敌意。军人的“职业道德”，四川军阀尤其遵奉。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长辈，获胜方军官会去慰问他们，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抚恤金和慰问品。这等奇葩之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打仗还是作秀？

北洋时期，军阀间的战争不同于阶级仇杀或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并不会杀的你死我活。政治理念的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军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这些军阀看似派系众多，但追溯起来不过两代便大多同宗，很多军阀或者是同学，或者是同乡甚至邻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两个师，因为原系直派某师，刚到前线就宣布中立，毕竟双方将士都是非姻即故的关系，没必要撕破脸。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貌似势不两立,但双方最高统帅张作霖与曹锟是儿女亲家，战前张作霖还专门提及这层关系。而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当兵也不过是为了谋份差事，何必要提着脑袋去跟敌人血拼。在这种背景下，打仗岂能毫无顾虑，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了。

张作霖

既然不好刀兵相见，那就干脆动嘴好了。军阀们看似是武夫，实则耍起嘴皮子来也毫不含糊。借助电报这一新式工具，各类“讨贼檄文”充斥各大报刊。比如段祺瑞打着“伐罪吊民,春秋之义”的名号讨伐曹、吴，吴佩孚则反骂段氏认仇作父，“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张作霖声讨曹锟“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则百方破坏之；全国所祷企者和平也,则一意蹂躏之。”所以要“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曹锟则称张作霖是“乘东南多事，为扰乱中原之计，破坏国家统一大局，”故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军阀们打着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的旗号，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颇有些奉旨讨贼的意思。光看这些电报，不了解的人还真以为他们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

军阀们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特别爱讲主义。如冯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张作霖号称信仰“四民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加上“民德主义”；孙传芳主张“三爱主义”,即“爱国、爱民、爱敌”；吴佩孚信奉“三不主义”，即“不纳妾、不存钱、不入租界”，偏重个人道德与民族主义气节；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张大致可归纳为“共和主义”一路。凡此种种，如果都可以叫做“主义”，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大动干戈、相互杀伐的理由。尤其是孙传芳标榜的“三爱主义”，连敌人也在爱的范围。不过这些理论也就是嘴上说说，如果真按他们所说，这仗哪还打得起来。

在当时那么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演戏；打仗也不是打仗，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管是抗俄还是抗日，至少都有个民族大义的名头，可是同室操戈，又能拿出何种理由？将无战心，士无斗志，打仗也就成了作秀。

结语

然而，直、皖两系军阀推进“统一”的战争最终都遭遇失败。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使“和平主义”的声音逐渐风行，中国国内“和平统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废督裁军”的呼声更是高涨。在全国各界的反对下，武力统一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小，最后在革命者团结一致的北伐下，退出历史舞台。

今日的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军阀嘴上的仁义道德，却难以感受小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无论历朝历代，直接死于战争者均是远远小于其死于战争所带来的次生灾害的人数。在那一个历史时期，交通断绝、工商凋敝只是经济上的损害。各派军阀在混战中纷纷纵兵祸民，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进而土匪遍地，为祸一方。所致兵灾匪祸，才真是流毒甚远。更不必提频繁发生的灾荒、瘟疫，其死者动辄数十甚至百万。身处那样一个时代，看到的除了绝望还是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