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688 篇文章
题图：2016年作者和志愿者们服务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每周盼望的体育课并不一定都可以实现，志愿者们带来了各种教具和球，但学校规定不许打篮球。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5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8年创办“实务学堂”，2018届银杏伙伴。文末有一诺留言。
最近，“一块屏幕”火了。

媒体报道，200多所中学、7.2万人看名校直播课程，16年中，有88人考上北大、清华。报道说：“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些人非常激动，把大城市重点高中的名师讲课看作优质教育资源，直播技术缩小了城乡差距。
很快就有人问：那剩下的7.1912万人呢？
报道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这些年高校录取有向农村倾斜的政策；200多个“远端”学校并非都是山区弱势的学校，有的还是省重点校；直播并不向所有人开放，“直播班”是学校挑选出来的尖子生。
更重要的是，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有这88人被录取，就有另外88人被落选，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
更更重要的事：1866个农民工子女，初二时有56%想上大学，只要有可能，他们的父母都会愿意让他们返乡参加中高考，哪怕成为留守儿童，但是，四年后，只有17人考上了一类本科，升入各类大学的总人数只有88个。
还有，最重要的，尽管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在2015年已经达到40%，但在中国农村，读完高中的人数，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是47%，按REAP的抽样数据则只有37%。
没读高中的农村孩子（包括农民工子女），他们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月薪2500-3500元之间，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还有相当部分无业。有一些，在原本要升入大学的年龄，已经结婚生子养育下一代，开始了农民工子女“再生产”。
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少数人。恰恰相反，他们在社会中有极高的密度。近1亿的孩子，是农民工子女，他们一部分留在农村，是留守儿童，一部分随迁进城，是流动儿童。在15-17岁高中阶段的孩子，至少有235万跨省流动，可能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这也是2017年秋天，我遇到的现实，我当时在北京昌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负责管理初三班级11个孩子。
他们不能靠“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他们还有什么出路？
▲ 我支教的初中毕业班，只剩下11名学生。
“候鸟”一样的孩子
我自己也是农民工的孩子。
19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大潮来临时，我的父母从农村到城市，干过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收废品、修公路，在工厂流水线做男工女工。
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城，看到了我父母在城市边缘的生活，以及，和他们在城市里的奋斗伴随而来的，一个新城市的生长。
我爸爸的建筑才能，全都施展在了那座“世界工厂”。他搭过简易房，为了在小屋子里多放一张大人床拆墙砌墙。
我第一次去城里，就在他搭的简易板房里。房子在大榕树下，没水没电没厕所。但在我年少时的记忆里，那房子似乎是有两室一厅那么大的，我的爸爸妈妈在那里招待很多的亲戚、老乡和朋友。但到2015年，我重新回到那里，我才知道，小孩子的记忆真是不可靠的，那是一个总共不到10平米的地方。
我爸妈那时在那里收废品，屋外堆积着许许多多的废纸皮、塑料瓶和废鞋底。我陪爸爸去捡易拉罐和塑料瓶，或者陪妈妈拧瓶盖、撕鞋胶。
如果从十多年后，从我后来做了记者的视角回望过去，那是“民生多艰”的典型。但当时身处其中，我没有觉得多苦，甚至面对查暂住证的时候。我记得的，全是不可思议的好事。我在那里吃过最好吃的酸辣粉、卤猪耳朵，在那里学会了骑单车。我在废纸里找出旧杂志，里边的故事我现在还印象深刻：一个哥哥收废品供弟弟读书。
▲ 我弟弟和爸妈在东莞的工厂区。
中学时的暑假，我经常在东莞和老家之间往返，放假去城里，开学回老家，像候鸟。
2010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在东莞做了几个月记者，正好，暑假来了，我参与策划了一个公益活动，带那些暑假到城里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和大型工厂。活动的名字，就叫“候鸟班”。后来又有一些街道居委会和其他的媒体举办了类似活动。
活动期间，有个支持机构专门写了一首《夏候鸟之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鸟儿，在炙热的七月，
向南飞过一座一座山脉，
鸟儿，在炙热的七月，
向南飞过一个一个城市，
不畏路途艰辛勇敢地飞着，
只为寻找叫亲情的角落。
我后来又到北京做记者，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各地出差，调查突发事件真相、基层选举乱象、农民失地悲剧、官场腐败黑幕，有时也记录立法进程、讨论政策得失。
我在北京做记者，好像可以参与顶层设计的事。但我还是农民工的孩子，回到家里，就和父母挤住在常年不见光的小黑屋。我的世界是折叠的，好久都没有适应在两个世界中的身份转换。
2015年，我的弟弟准备上小学，他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平时在街道上奔跑安不安全，我的父母是不是要回老家，回老家又可以做什么，这些问题都让我焦虑。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在东莞打拼多年的中学同学，遭遇抢劫且不幸亡故。
连续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想，尽管我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工厂区，可是，我真的离开得了吗？每一个与农民工有关的公共议题，都关涉到我的私人生活。
我决心去做一件事，从儿童教育着手，解决掉一些问题。2015年，我从媒体辞职，回到了工厂区。我那时还不知道，我会走进来了就很难再抽身出去。
我尝试过在工厂区办社区儿童空间，尝试过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书。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当班主任时，我问班上的11孩子，想不想读大学，5个回答我说：“想读”。
说想读大学的孩子，有一个是特殊儿童，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智力障碍；两个初中毕业后去了职业学校；还有一个男孩，因为不想回老家，同时觉得读书无用，初三下学期就去了妈妈打工的餐馆“打荷”；只有一个男孩，真的回老家准备中考去了，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那些不想读大学的孩子，一是觉得读大学没用，二是害怕读大学就要回老家读高中。有几个孩子体会过回老家做留守儿童的生活，他们上小学或初中时回过老家，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重回了北京。他们不想走这一条路。
学生们还向我描述了自己未来可能的工作：保安、物业、快递、外卖、发传单、洗车、餐厅服务……他们计划从事这些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朋友也是从事这些工作。
▲ 那个选择去餐厅“打荷”的同学在上班30天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来学堂看我们，不敢走上前来，远远的看着以前的同学们，眼神里透着些许羡慕和失落。
我觉得需要有系统的方法，帮助农民工的孩子获得更好的职业成就。
于是，2018年春天，我和一群人在北京昌平创办了“实务学堂”。
实务学堂
“实务学堂”是农民工子弟职业教育公益项目，全日制，学制三年，使命和愿景是“探索打工子弟职业发展新路径，为好的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直白一点来说，让农民工子弟可以有更好的职业能力，获得更好的工作。
我们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身心健康；沟通与协作；专业技能（如编程、手工艺、新媒体等）。
参与这件事情的有8位董事、3个全职。董事包括曾经在长江商学院负责EMBA项目的钱琳霖，日日新学堂创始人兼校长王晓峰，流动儿童教育公益领域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还有多个互联网、图书出版、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人士。
我们的师资，有非常多稳定、专业的志愿者。例如，教编程的陈一帅，是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如果通过高考，河北学生大概要考640分，山西学生大概要考660分，才能成为陈一帅所在高校和专业的学生。陈一帅说，只要不离开北京，他就会一直在实务学堂教编程。
这一年，我们有四五十个志愿者，像陈一帅这样稳定的志愿者还有十多个：创校第一天就加入的心理老师邓泊，每周从天津往返的玻璃艺术老师王永乐，等等。
还有很多支持的机构，比如C计划、手拉手、希希学园、光涧实验室，分别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思维、心理、性教育、职业素养等课程，一土给我们提供了APP“晨犀”的使用。
▲ 职业素养课参访，带学生们深入了解如客服等工作岗位的要求和职责。
我们有时候坐在那里许愿：“希望有一个英语老师，最好住得离学堂不太远，可以经常早上来上课。”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英语老师，除了会教英语，还会弹吉他会唱歌，他家和我们学堂只隔了一条马路。
这位英语老师出国后，我们又开始许愿，这一次，来了两个英语老师，她们同样就住在我们马路对面，孩子在我们附近幼儿园。
▲ 天上掉下来的英语老师。
我们一位董事说：“做正确的事，或有天助。”
所有人都知道，全日制学堂难做。第一个困难是招生，我们开办实务学堂的信息在微信公号上阅读量已经8000多，但我们想要找的家长不是读者。
为了招生，我曾经同事到“黑网吧”找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孩子。张鑫和旁边的几个男孩玩“吃鸡”，我和王墨坐在旁边和孩子们聊天，二手烟让我们眼疼头疼，出来时一无所获。
后来我们去附近城中村发传单、贴海报。我们一个董事原来是长江商学院负责多个EMBA、MBA的，众所周知，那是中国最贵的学校。但她现在“沦落”到为一个一学期收费6000元的学堂去街头巷尾刷小广告，走过路过的大姐不是问她学堂怎么样，而是问她：“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刷了几天小广告，我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了，结果对方说的是：“您好，我们是XX镇城管，我们在某某街道上看到你们的海报，请您尽快处理掉这个事情……您可能会面临XXX钱的罚款，否则您的电话就会被停机。”
我们还遇到家长不识字。
向我咨询过的人里，有些是孩子已经非常厌学，家长不能说服孩子继续读书，有些则是孩子很想来，但是家长觉得学堂太新了，担心我们是搞传销的。
▲ 实务学堂的第一次招生说明会，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来了不到10名家长，孩子们眼睛里都是期待的神情，但家长却满脸疑惑的问：你们到底教什么？
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家长，依然期待孩子回老家读初中、高中。只要孩子能被说服，他们会选择让孩子返乡留守，虽然这样要忍受亲子分离之痛。
我们有个教育同行想办学校，到实务学堂问我过去一年的心得感受。来之前，她和我说：听说你的主要办法就是“抠”。
这还真的不是玩笑，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办实务学堂的第二个困难是缺钱。这不只是说我们筹不到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人群的支付能力有限，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要控制支出。
给地面铺红砖，我们自己干的；修门修锁，还是自己干的。我曾经的同事王墨说，我们可能只用了别人一半的预算，就把学堂建起来了。
▲  租用的场地有一间房间原来是用来种植的“大棚”，老师们从社区里拉来了拆房下来的二手砖头，一块一块的拼出了一个地面。
第一学期，我们要组织学生动手做一个项目：拆一辆报废车。我和王墨一起从昌平到怀柔去买报废车，车价1000元，拖车费需要700元，我们没舍得，买了20块钱尼龙绳，一头拴住她的车尾，一头绑在报废车的车头。她在前车拉，我在后车打方向盘、踩刹车。
起初的几公里，尼龙绳连着断了三四次。寒风瑟瑟中，王墨说，没事，其实我不怕追尾的。后来将近2小时车程，除了一次上坡，绳子再没有断过，当然追尾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有意外的好处，后来大半年的合作，我们团队极少出现“追尾事故”。这大概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团建”了。
▲这辆让我和王墨终生难忘的二手车，在孩子们的手里重新产生了生命，张鑫老师说：给孩子以自由，机器上也能开出花来。
像收获了“很多好吃的水果”
我们创始届有一个学生，一年前向我描述未来可能的工作，说他可以去做保安、洗车，或者做电话销售，等满18岁，还可以去做外卖“骑手”。
但现在，他想做和电脑相关的，编程或设计。他已经在美国可汗学院上得到几个编程学习证书，负责了很多期“学堂周报”编写，还曾经给大型活动做志愿者。
这学期临近期末，我翻看他一学期的日记，给他写了一句评语：
“重新翻看这一学期的日记，是不是像收获了很多好吃的水果？”
还有一个创始届的男孩，非常非常不自信的那种，曾经辍学了一年多。来学堂的第一学期，他和人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到了第二学期，他给玻璃艺术课老师王永乐当助教。
有次，他在“学堂周报”里写到，永乐老师新教了一项技能——拉丝。
周一下午，又是期待已久的灯工课。……
拉丝有点难，必须粗细均匀，这个就很难控制了，拉的太快容易太细，或者容易断，拉的慢容易粗，而且（也）容易断。一个同学，他做到一半就不做了，他说太难了，其实他好像根本没有好好听，所以不会，所以才感觉难。
我作为助教，新一代的“拉丝大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 灯工玻璃课。
灯工玻璃艺术课总共有三名学生助教，课余时间，他们指导其他同学练习。最初，我们担心他们不会认真教，所以强调，他们得到过老师的指导，教其他同学是义务。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担心根本就不必有。助教们很乐意做这些事，他们得到了更多练习机会，也发现了自己更大的价值。我们从这些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同伴协作学习”的模式。同伴协作，互教互学，共同进步。
▲ 老师用“晨犀”App做的课堂记录。
这学期即将结束时，学生们组成了戏剧社。戏剧老师周蕾有一个梦想，学生们以后可以去巡演，给别人服务。
我们学堂有特殊的孩子，有一次，同学们讨论了这些特殊孩子的去留。他们说，希望这些同学继续留在学堂，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欺负。
孩子们自身的力量越强大，带给世界的光亮就会越充足，这些光，又会照耀他们自己的路。从这个意义来说，一个好的学堂，就是好社会的灯塔和曙光。
▲ 孩子和家长的反馈。
我们曾一遍又一遍地和孩子们说，愿“诚实、勇敢、爱”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不论追求成功，还是对抗逆境，都可以坚持做一个“珍贵的普通人”。这一年，我们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可能和希望。
▲ 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人员稳步上升中。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把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翻出来读了一遍。他是经济学家，整本书都在重复一个道理，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路径有且可能只有一个：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也就是，让农民进城。
读到一个地方，我差点哭出来。陆铭说：
农民工来城市的时候，比留在农村的老乡和城市的其他居民更健康，不然他/她也干不了城市里的体力活，但一段时间以后，一调查，缺少社会保障，40%带病上岗，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了。
这正是我父母的真实经历。在城市打工20多年，进城时，他们比我现在还年轻，被称为“靓仔”、“靓妹”，青春似火，这几年，头发渐白，身体渐弱，频繁去医院，做手术请病假工厂不给发工资，他们还要忍受着，担心被“炒鱿鱼”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 在我们的城市中其实还坐落着很多的城中村，或许我们匆匆走过从未留意，但这些村落和在村落里生活的人其实离我们都不远。
2015年从媒体辞职开始公益创业后，我有无数次想过放弃，我也曾无数次问过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坚持？
作为一个农民工的孩子，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我知道这些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有多努力又多无望，他们有时候很讨厌甚至让我很生气，但我知道，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他们也是社会的现实和未来。让他们有机会成为珍贵的普通人，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请扫下面二维码。）
开学典礼上董事们给团队和孩子们念了一首诗：
  《堂吉诃德》 
寨万提斯（西班牙） 
追梦，不会成真的梦， 
忍受，不能承受的痛， 
挑战，不可战胜的对手， 
跋涉，无人敢行的路。
敢于此生求索那颗心， 
管它征途遥远， 
道路多险峻。 
为正义而战， 
何须踌躇不定， 
哪怕烧灼在地狱火中 
也自阔步前行！ 
我若能为这光辉使命 
穷尽一生追寻， 
多年后待到长眠十分， 
我心亦能安宁。 
而人间， 
定不同往昔， 
纵然我， 
终将疲倦无力， 
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 
去摘， 
遥不可及的星！
一诺写在后面：
不知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这篇文章看得泪流满面。民生多艰，给人巨大的无力感，感觉做正确的事，真的像那个拿着长枪刺向风车的堂吉柯德。一直在默默关注和支持科蚪，这篇文章，周末两天和艳琴，王墨改出来的。王墨是清华师妹，俩人都是不善言说的姑娘。但都有了不起的内心力量。
明年2月23日奴隶社会五年庆，她们都会在，学堂也会有一个摊位。大家可以来活动现场见到她们，了解和支持她们的工作，点文末“阅读原文”可以购票。关注和支持科蚪，直接扫下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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