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赵如兰先生传（附珍贵视频、照片）

▲赵如兰(1922-2013)

赵如兰（Rulan Chao Pian，1922.4.19-2013.11.30），音乐学家，音乐家、语言学家赵元任之长女，是第一位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音乐专家，也是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

赵如兰生于美国麻省剑桥市，幼年随父母及妹妹在中国、美国及法国各地生活，十六岁入读美国哈佛大学女校Radcliffe，取得音乐学士(1944)及硕士学位(1946)，后获哈佛大学音乐学及东方语文博士(1960)。自194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中国语言，1961年执教于音乐系，1992年退休，曾任哈佛大学音乐系及东亚文化语文系荣休教授，1994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父亲赵元任(1892-982)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母亲杨步伟(1889-1981)为首批倡导节育者之一；丈夫卞学鐄(1919-2009.6.20)是航空航天学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国际著名计算力学权威，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卞教授为人随和、健谈，他们的家时常聚集一群学者、学生或朋友闲谈、讨论，每每相聚至深宵。

赵如兰研究音乐、了解音乐，学的是音乐结构分析、音乐与社会关系等。在早年录影设备沉重的时代，赵如兰就背着器材到处“采风”。年届70，仍然大江南北奔波。在她的学识背后，有着扎实的田野基础。赵教授精通中西方音乐，研究范围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主，旁及台湾、日本及韩国音乐；著作逾六十篇，包括中国戏曲、说唱、音乐史、古琴音乐及书评，专著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获美国音乐学会最佳书籍奖(1968)。赵教授长期从事音乐历史研究及教学，在1975年至1998年间，她多次到访香港中文大学及出任音乐系客座教授，对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

01 赵如兰生前受访视频：与学生的一席话 (英语)

访问者：余少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

日期：2006年8月3-6日地点：美国麻省剑桥巿教授家中

02 附赵如兰生前部分珍贵照片

▲“新那，看看那边！” 如兰跟妹妹说法文 (法国1925)

▲赵家在长沙 (1937)

▲赵家与 Bertrand Russell (罗素)合照 (1939)

▲赵如兰与父亲赵元任 (1944)

▲赵家相聚于加州柏克莱 (1979)

▲赵如兰、赵元任访问北京中国音乐学院 (1981)

▲赵如兰出席于香港举行的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研讨会 (1988/6/25)

▲卞氏伉俪

▲卞学鐄博士

▲摄于美国麻省剑桥市 (1941)

▲「东游记一 (1958-59)」赵如兰到日本，于当地图书馆搜集资料以完成她的博士论文。

▲「东游记一 (1958-59)」写作论文期间，也学习日本雅乐乐器，如琵琶

▲「东游记一 (1958-59)」琵琶调弦

▲「东游记一 (1958-59)」探访日本音乐学者岸边成雄：左起杨步伟 (第二)，卞昭波(第三)，赵元任(第四)，岸边成雄(第五)。

▲「东游记一 (1958-59)」穿上日本和服

▲「东游记一 (1958-59)」1959夏，经欧洲回美，先把邮包寄回家，每包3公斤，有25包。

▲「东游记一 (1958-59)」预备回美

▲胡适(左)、杨步伟(右) (1941)

▲胡适送给赵如兰的照片，并有亲笔签名 (1942/9/10)

▲四姊妹 (上起) 赵如兰、赵新那、赵来思、赵小中 (1941)

▲“二十岁的我” (1942/4/20)

▲赵家合照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巧遇学生Robert PROVINE (2001/6)

▲赵如兰与她的学生 (左起) 余少华、Amy STILLMAN、林萃青、Robert PROVINE、荣鸿曾 (香港1991)

▲著名琵琶演奏家吕培原

▲卞氏伉俪于美国剑桥家中一角留影

▲余少华 (中间)

▲摄于家外

说明：下附《素描式的自传》一文，为赵如兰先生所作，英文载1995年中国音乐研究学会（美国）报告（ACMR Reports）。此处译本为陈毓贤、荣鸿曾翻译，原载《在你温厚的笑容中荡漾：纪念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赵如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

素描式的自传

我一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穿梭不知有多少次，没想到我三十多年来在剑桥的家，竟离我1922年4月20日出生的Mount Auburn医院仅仅隔两条大街。我出生时父亲是个年轻的哈佛讲师，教哲学和中文。我取名如兰，因兰是我母亲的乳名。亲友也我叫Iris，因我父母亲特别喜欢离学校不远植物园内的菖蒲花。我两岁时，妹妹新那（Nova）只有一岁，父母亲为了要回中国前到欧洲各地旅行，便把我们寄托在一个住巴黎的法国人家看顾。听说我们这两个小孩到了北京仍只会说法语。

做我父母亲的女儿有时确实不易，但却从不会觉得沉闷。父亲到中国各地做研究，作田野调查，教书，又数次到美国。我们在中国除了北京的清华园外，住过上海、南京；中日战争时则逃难到长沙和昆明，马不停蹄。我们一家人很亲密，但到处需适应新环境，有的地方学校用英语，有的用汉语（法语早忘光了）。我大二入瑞德克利夫学院（当时是哈佛的附属女校，后来合校）之前，在中国上过六所学校，在美国上过五所学校。

我父母两人的性格都很突出，相遇之前各已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他们各写了自传，我在此可总括一下：我父亲赵元任（1892-1982）是江苏人，十七岁获了庚子赔款到美国留学，1914年得康奈尔大学数学学士，1918年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他在康奈尔期间也研读物理，在两所大学内都花了很多时间学音乐，并选修语言学。当时语言学是种新兴学科，语言学可以说是父亲的专业。他在清华教了很短一段时期后，便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当研究员，调查了很多中国方言。然而他在中国却以作曲家闻名。他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里的许多歌流行至今。他在康奈尔读书时跟他数学教授的妻子学钢琴，兼替他们看孩子。那婴儿是Raphael Hillyer，后来成为茱莉亚弦乐四重奏乐团的始创者（注：创于1946年）及首位中提琴手。父亲在哈佛时选读了W.E.Spalding和E.B.Hill教授们的音乐课，也跟当时仍为讲师的Archibald Davison 和 Edward Ballantine 学习，当我到哈佛念书时他们两位已成为音乐系的资深教授，将近退休了。父亲从1938至1941年曾在夏威夷和耶鲁大学教书，1941年开始在哈佛授课，并参与浩大的哈佛燕京学社大辞典工程，1948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Agassiz东亚语言讲座教授，1960年退休，退休后与母亲仍住在伯克利市，继续发表论文。

我母亲杨步伟（1889－1981）是个活力充沛的安徽人，二十岁时曾任一所有五百个成年女学生的女校校长。不久到日本学医，回国后和另一位女医生在北京开医院，那时还没认识我父亲。她和父亲结婚后，热心支持各种公益和救灾活动。她很早便在中国提倡节育。

我和我的妹妹们常遇到一些对我们父母行踪比我们更清楚的人。最令我难堪的一次是南京中学入学口试考官问起我父母，我报上父亲的名字，他马上另眼相待，但突然诡异地笑问：“你知道你父亲这一刻在什么地方吗？”这可不简单，数天前我忙着准备入学考试时父亲刚刚出门，但他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报上有报导，只好低声回答：“不知道。”考官转过身大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同事说：“赵元任到惠州考察方言去了。”他也许藉此向我和他的同事炫耀他消息灵通。不知是否因此我口试没通过。

因常常搬家的缘故，也因我父母亲付不起学费，我很少有机会正式学钢琴，虽然很小的时候有父母的朋友自愿教我，像清华的何林一夫人和上海的董王瑞娴。董夫人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最早的中国毕业生之一，是我父母亲的好朋友。她的孙儿榕森（Yung Shen）有个时期在哈佛音乐学系成了我的同事。但我的钢琴课都不能长久。到了剑桥我终于在Longy音乐学院跟David Bacon正经学钢琴。我那时一边读大学一边在哈佛帮助教汉语，有点自己的钱可以用。

然而父亲总想法子让我们家里有台钢琴，只有逃难时在长沙和昆明没有。我和新那很小就学会看五线谱，好玩地弹琴自娱。我弹得像点样子后，便常和父亲四手联弹简单的曲子。我们从小便也常一起唱歌，有时让父亲伴奏，更多的是他和我们分两部或三部混声清唱。舒伯特是父亲最钟爱的作曲家之一，但我们唱的大多是他自己谱的歌曲。他随身带着小本子，里面都是要让我们分部唱的歌；在家里或在户外没事时，他便把笔记本拿出来和我们一起练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北京邮局等一份挂号信，坐在板凳上便看着笔记本上的歌谱唱了起来。当我两位小妹妹来思和小中可参与后，父亲便写较复杂的歌曲让我们练习。父亲在美国漫长的高速公路开车时，也和我们唱歌消磨时间。回想起来，他对我们的音乐教育是很用心的，虽然看似玩玩而已。他很少对我们训话，总婉转地引导我们学新东西，譬如他会把新买的乐谱放在钢琴上，让我们自己学。我们弹错了他会突然出现替我们改正，话总不多。

从1925到1929 我们在清华校园的一些生活细节，我如今记忆犹新。我们在南院与梅贻琦和郝更生毗邻的房子仍在，梅贻琦的子女是我们的玩伴，他后来成为清华校长。郝更生的专业是体育。

王国维也住在附近，我们看着他坐黄包车出入南院，便在他背后偷叫他“王小辫”，因为他民国时代还留着辫子，不肯和别人一样把它剪掉。有一天我们听到他竟然投湖了，母亲被叫到湖边抢救却已来不及了。她回到家唏嘘不已。六十年后我在台北讲演，有位老先生会后问我“你是Iris-Nova吗？”只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清华园认识我们两姊妹的人才会这样称呼我们，因我和新那顽皮的时候，父母亲就厉声喝叫：“Iris-Nova!”邻居听惯了便把我们一起这样称呼。原来这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是王国维的公子。

离南院不远有条铁路，我们很少注意到它，直到一个晚上铁轨上载军火的车厢着火爆炸，惊醒了我们，往窗外看时，只见整个天空通红，第二天早上便目睹伤者被抬到校内的医疗室。

还是谈较愉快的事吧：我六岁时，迷上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小男孩，他可以说是我第一个男朋友，名叫王元化。我五十年后在上海和他再次相见，他已成有名的学者和作家了。

因父亲的兴趣所趋，我们姊妹幼年听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偶然也接触到传统中国音乐。最早记得的歌是《小白菜》，是从街上的玩伴听来的。这首歌很悲哀，讲一个叫小白菜的孩子，母亲死了被后母虐待的故事。我们邻居中有些妈妈认为此歌不吉祥，不准小孩唱。我母亲不阻止我们唱，但告诉我们有些妈妈不喜欢听它。这首歌只有四行，每行有四个字，我们唱完一行便停一拍，这也是中国四言诗的通常读法。我后来明白父亲为什么替也是四言诗的《卖布谣》（1922）谱曲时用5/4 节拍。

我也记得从女佣处学了一些歌，包括一首开头是“我家有个胖宝宝”，用的其实是很有名的《苏武牧羊》的调子。我还学会唱《孟姜女》，故事相当凄惨，讲一个女子的丈夫被征去建长城，从此就没回家。新那和我这时候也不知从哪里学来一首关于紫竹笛的歌。这首歌很有意思，连我父母亲都喜欢跟我们一起唱。

从1929到1932年我们住进在北京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但未搬入之前父母亲到广州作实地调查，把我们寄托给长期为我家服务的老奶妈，她家在上海。我这时候便跟董太太王瑞娴学钢琴。我们住的地方离她家只隔一条街，我可自由往返。有个晚上我学完钢琴到一个糖果店溜达，看店主弄新的摆设。人群中冒出一个男人把我抱起来说要买糖果给我吃，我说不要。但他还是抱着我出店门，我死命挣扎，喊着说要回家。他终于把我放下。我跑回家后也不敢告诉人，因怕被骂擅自到了糖果店，直到大了才知事态严重。

我在北京上的是孔德学校（注：蔡元培、李石曾和数位北大教授办的，名称取自法国哲学家 Auguste Comte）。这个时期对我们家和国家都是多事之秋。我两个小妹妹来思和小中分别在1929年和1931年出生。来思出生前父亲有一天在电车还在行走时就心神恍惚地下了车，跌倒以致右手臂骨折，打了石膏很久，逼他不得不学会用左手写字，而且写得不错。差不多同时，新那患上肺炎，一年后我得了猩红热，幸而最终都痊愈了。

当时中国的大事当然是日军侵入华北。记得父亲早上看了报纸说：“不好了，郝更生先生人竟在日本。”意谓日本占据了沈阳（郝更生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大学教书），这就是所谓的九一八事件。一星期后，我们很多朋友从沈阳逃出来，中央研究院供我们住的房子相当大，收容了不少人，有个时期至少住了三十人，客厅、书房和走廊都睡满人。我母亲和佣人便负起替众人烧饭的重任。

那年年尾最令我难忘的是徐志摩飞机失事。徐志摩是我父母亲密的朋友，常来我家打麻将。他写诗和话剧，父亲替他的《海韵》谱成一首大型合唱的歌曲（1927），至今仍常有人演唱。徐志摩乘机到上海前一夜在我家，大人在打麻将时我在父亲的书房发现一本小飞侠（Peter Pan）的中译本，便坐在父亲的书桌上读了起来。徐志摩走进书房拥抱我数次说，“小朋友，我明天要走了，你会想我吗？”我沉迷在书中只觉得他讨厌，便把他推走。第二个晚上父亲便接到电话说徐志摩死了。

我们在孔德学校学了些儿童音乐短剧，如《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同学们都非常喜爱唱这些短歌剧，学校当局却有很长一段时期不准我们唱这些歌，说我们因而荒废了学业——至少这是他们举的理由。这些都是流行音乐作曲家黎锦晖（1892-1967）创作的，有些采纳了传统民谣，有些取用了西方曲调。我于是学了些传统的中国调子，如《朝天子》、《银扭丝》。好些年后，才发现《麻雀与小孩》里的第一首歌用的的调子原来是爱尔兰民谣 The Galway Piper。

我儿时在北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京戏，只约莫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却清楚记得1929年梅兰芳到美国展开他划时代之旅前来看我父亲，为准备在美国的讲演向我父亲请教。佣人兴奋极了，交头接耳地说：“梅兰芳要来了，梅兰芳要来了！”他们一向对我们家的客人不感兴趣，只是例行公事地倒茶，听我母亲指挥预备糕点。我虽然不知道梅兰芳是谁，但受了他们的感染也兴奋起来了。

我们1932年起有一年半在美国华盛顿城，父亲当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主任,我在Oyster小学被编入四年级；家搬到华府西北后，我又转入Brightwood小学。我在那学校的老师讲世界各地的文化，教我们学美国印第安人随着鼓乐跳舞；她还写了一首关于北欧的维京人的诗：诗词道：“我是个勇敢的维京人，散发着力气和胆量……”我回家拿给父亲看，他替此诗谱了三部合唱的曲子，让我们在家一起唱。不少中国学生常到我们家玩，很热闹，其中有些成为我们终身朋友。记得有一次（因美国经济大恐慌政府要整顿金融业）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不兑现，一个学生来电话说没钱了，父亲只回：“彼此一样。”我们亲眼见到罗斯福总统上任仪式以及政府取消禁酒法令的情形。

我和妹妹们那次在美国透过电影或偶尔看的舞台剧，接触到许多流行音乐，英语仍说得不流利之前就学会唱一些流行歌。多年后回国到了南京，更后来到了纽黑文市，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喜欢看歌舞电影。美国当年的流行曲如Stormy Weather, Lazy Bones, 42nd Street, Shuffle off to Buffalo 等成了我们多年爱唱的歌，其中最爱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华府想好好地学弹钢琴又出了事。上海学钢琴时险些被绑架，这次在华府放学后重新开始请老师教，用的是学校礼堂里的钢琴，有一次还没轮到我，我等得不耐烦了，从一个椅子跳到另一个椅子——椅子是用钢架做的，可折叠的那款——不小心滑倒了，小腿前方的肉划破了一大条，鲜血淋漓，被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我们1933年秋回中国，我在上海觉民小学上了一年便毕业，随即搬到南京，父亲在中央研究院做事。南京是母亲生长的地方，她祖父佛学家杨仁山创立的金陵刻经处现在仍在。母亲整修了杨家一些房子，并在城里另一处亲身设计并监督建筑一栋给我们自己住，造好后我们住了约两年。有一天在监督工人建筑时，她听到工人一起齐唱，工人劳动时齐唱是是很普遍的，可跟着拍子调整工作的步伐，也能聊解劳力的枯躁。但那带头的加入了几句评语：“我们当奴隶地盖的房子，将来就是那富婆要住的……”近半世纪后我们回到南京，又听到工人在砌砖造房时齐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刚成国都不久，到处大动土木。日本却已侵入华北，民族情绪高昂，学生都加入童子军。我学会打小鼓，常和同学们参与各种社团或与爱国活动有关的游行，记得一次是庆祝蒋介石大元帅的五十岁大寿。

我在南京上了明德中学两年后，转入汇文中学读了一年。这两家都是教会学校，入学考试不像公立学校那么严格（上文提到我入学口试的经历）。我在学校的成绩最多差强人意，很多科目都不及格要重修，但课外却非常活跃，尤其喜欢话剧和各种音乐节目。在明德教音乐欣赏的老师是杨嘉仁，热情活泼，令我憧憬当音乐教师（他是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音乐学院十七个自杀的教职员之一）。这期间中国兴起各种教育革新运动，父亲常被邀参与制作提倡儿童和成人教育的歌曲，歌词多是当时的教育和政治名流写的，如陶行之、吴研因、陈果夫等，风格和父亲二十年代所写的艺术歌曲不同。父亲在家仍不断写些二部或三部合唱的歌让我们唱。他1934年带我到上海百代公司录《小先生歌》，有钢琴伴奏，大概我没经训练的声音恰好适合灌此教育唱碟。

1936年南京难得举行了一个长达三天的全国音乐大会。有名的作曲家都到南京聚集，其中许多是在外国受过训练的。不少会上表演的乐曲后来广为流行，包括黄自慷慨激昂的《旗正飘飘》和李惟宁精致的《玉门出塞》。黄自另一首热血澎湃的合唱曲《抗敌歌》也在大会演唱，最后一句“努力杀敌誓不饶！”用不同的旋律唱两遍，第一遍是以属七和弦模式结音（dominant seventh chord）标志曲子仍未结束，但因节奏慢了下来，而且最后的音符拉长了，观众就热烈鼓掌。我父亲非常激动，跳上座位上对他前面和后面的听众使劲地挥着节目单大声喊叫：“没完！还没完呐！”一点用处都没有。合唱团把最后一句唱完，但被掌声淹没了。父亲便写了条子送到后台，请合唱团把整首歌重唱一遍，但观众又是没等到唱完就鼓掌，父亲只好又向观众挥手呐喊。不久黄自患了伤寒症去世，才34岁，他是欧伯林学院和耶鲁大学训练出来的，公认是中国现代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他逝世后有报纸请父亲写篇悼念黄自和他的音乐生涯的文章，父亲结尾写道：“没完！还没完！”

父亲于1936年尾因患了疟疾而在疗养期中。我们有一天都在他卧房里陪他，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播放的一首令人耳目一新快节奏的爱国歌，是年轻音乐家聂耳作的曲。父亲听完了点头含笑说：“哦，不错，不错！”这首歌很快便不胫而走，大家都唱了起来，父亲当时也在家替它谱了和它相对位的旋律（counter melody），让我们分两部合唱。许多年后中国大陆政府把它指定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我一般来说对中外政局与人物都不太理会。但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绑后释放了成为全国英雄，令我这样的人也不得不注意时事。日本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侵华，南京眼看着就要被轰炸了，我们全家搬到长沙，因史语所本来要迁到长沙，可是长沙又被轰炸，只好再迁到昆明。

我们在长沙短短的五个月，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阶段。我侥幸地进了周南中学，照例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学校知道我会打小鼓便派我到乐队，我们常到处向公众宣扬爱国。同学们叫我“北方人”，因为我在学校一个聚会上唱父亲写的《我是个北方人》（1933），曲子便是他多年前在美国替“维京人”谱的，新词则赞扬在北方打仗的军人。我在学校受一位和我有许多共同嗜好的同学的影响，她叫苏琴，也打小鼓，我们一起参加乐队游行，不同的是她在班上是模范生，我便也开始认真读书，有生以来每科目都及格。

我家在长沙没有钢琴，但父亲仍常和我们一起分部合唱。父亲喜欢替各种歌曲重新配乐，包括把国歌《三民主义》谱成很复杂的多部合唱曲。我把父亲有些新谱的曲子交给苏琴。有一次学校的周会上，唱国歌时我和苏琴便以复调型式唱，让周围的老师很惊奇。我父亲的音乐特徵之一是喜欢转调。我在学校学会唱一支叫《祖国》的俄国歌，用中文唱，当时并不懂和声法，却也学父亲的方式替其中一段配了音，唱给父亲听，他听了微笑颔首。很多年后，我在瑞德克利夫学院读和声理论时，才明白我用的是——且让我炫耀炫耀——下中音的次属音（secondary dominant on the submediant）。

在长沙接到消息说我们在南京的房子被烧毁，包括父亲一生收藏的书和学术刊物。幸好母亲曾问父亲他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父亲答说他的日记和照片（他自1906年，十四岁时便开始写日记）。我们离开南京时，母亲便把父亲所有的日记以及四千多张照片分包邮寄到纽约一个朋友处。长沙受轰炸的史语所要迁到更内陆的昆明时，我伤心透了，一生住过那么多地方，最舍不得离开长沙。

我们在昆明前后六个月，父亲这期间接到夏威夷大学的聘书。我们在昆明便没上学，在家补习。父亲每天读一段马克吐温的 Huckleberry Finn，让我们练习听英语。当时除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些部门外，清华、北大和南开也都迁徙到昆明，这些大学两百多个师生从长沙三千里路步行到昆明。他们到达昆明时，我们便挽着花篮在城门欢迎他们，唱的是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用It's a Long Way to Piccadilly的曲调子。

我们全家1938年八月从昆明经香港到夏威夷，我入罗斯福中学第十一年级，代数和几何不成问题，但英文第一课读的便是爱默生的长文Self Reliance，只好向父亲求救。他教我把所有的生字顺序抄下来，包括重复的，又替我都注上相对应的中文，这法子很有效率地扩充了我的英文字汇。我也帮助母亲教当地的广东朋友讲普通话。

除教课外，父亲常讲演介绍中国音乐，带了新那和我去示范。我们因此学了些成年人的流行歌曲，如《牧童歌》（1936）、《时髦女郎》（也叫《码头调》《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里作《时髦女子》），约1924、和《湘江浪》（约1924）等。这些歌，不同于童歌与劳动时唱的，主要是在大城市里流行的。我和我妹妹以前在中国没在学校或跟父亲学过这类歌，有些是电影里唱出名的。《时髦女郎》后来又叫《天涯歌女》，三十年代周璇在电影唱过后风靡一时。我们发现父亲二十年代已为数首这种歌写过钢琴伴奏的谱，也许当练习吧，但一直到他在美国讲演时才教我们唱。

父亲在夏威夷大学教了一年后，在耶鲁又教了两年。我们搬到美国东部康州纽黑文，我在Hill house中学读毕业班。父亲仍然设法继续我们的音乐训练，他有一天开车带我们到纽约城里第三大道，一家卖便宜二手乐器的当铺里，替我们挑选了手提琴、双簧管、小号、大提琴，虽然都相当便宜，但当时对我家来说是笔可观的投资额。父亲让我们随意玩这些乐器，新那却照旧弹她的钢琴，小中拉了一阵子小提琴，又恢复弹钢琴，来思却努力不懈地吹起双簧管来，结果吹得很够水准。我起初对小号有兴趣，大概因小号往往是和我以前打的小鼓一起演奏的。我照说明书吹了一个时期，搬到剑桥后才比较认真地学大提琴，付得起学费后便到朗基Longy音乐学院跟Virginia Bacon学习。我还曾把朋友和同学组织成个小乐团，表演些简单的三重奏。

▲1940年在康州纽黑文，（后排左1）Bartok夫人，（左2）Bela Bartok，（左4）杨步伟，（前左1）赵元任，（前右1）赵如兰，（右2）赵新那，（右三）赵来思，（来思后）赵小中

我大学第一年是在位于Storrs镇的康州大学念的，和中学时一样，数学物理都不成问题，英美文学就感到困难了，幸好碰到的老师们都很仁慈，对我有耐心。该年康州大学第一次开了人类学课，教授是我们在夏威夷早认识的 Edward Burrows。我上了这一门课感到非常兴奋。

这时候，我们开始跟父亲去美国中部不同大学在夏季开的的语言学会议。我在一场会议上遇见语言学家Hans Kurath和他的妻子舞蹈专家Gertrude。那是四十年代，我再见到Gertrude时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民族音乐学会会议上。我问她：“您还记得我吗？”她端详了我不到数秒钟就说：“你是个赵家女儿。”另有一次四十年代的语言学会会议上，在加州伯克利开，我第一次见到George Herzog（注：著名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民族音乐学家，1901-1983）,他问我许多关于中国音乐的问题，我都不知怎样回答。语言学会上讨论的东西我大多听不懂，但渐渐熟悉了些基本原理。

父亲1941年到哈佛教书以及编字典，我便转学入瑞德克利夫学院，先是在哈佛暑期学校选了一门数学和一门音乐课。我当时虽然长年浸淫于音乐，但一直认定以后将从事数学或某些科学的专业。虽然我父母没有明示，但我总觉得这是他们对我的愿望。我二妹主攻化学；三妹来思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虽然后来专门写小说；么妹小中学士和硕士以及后来的工作都和天文物理有关。但暑期学校的音乐教授 Stephen Tuttle比教数学的教授有趣。到了夏季末，我已经决定主修音乐。回想起来，我不能说当时对要从事什么行业有明确的决定，只是感到选音乐史和理论，有更多有意思的课题值得思考。我们在Walker街的住宅离学校很近，校方允许我和上大一的新那不必住校。

▲1941年全家在剑桥Walker街27号大门前。（前左起）赵小中，杨步伟，赵来思，赵新那，赵元任，（后立）赵如兰

我在后来跟哈佛合校的瑞德克利夫学院选了两门音乐概论，教授分别是"Doc" Davison, 和Edward Ballantine。前面提到他们三十年前都曾教过父亲。Davidson退休前我选了他一门富试验性的声乐作曲课（他戏称为"chorestration"）。父亲也去旁听并乖乖地做功课。我上他的音乐概论时，记得小组老师William Austin当我正需要鼓励时特别关怀我，Eunice Crocker也特别有耐心地指导我。我选了很多门Tillman Merritt的课，包括调式对位法和二十世纪作曲家总论。Merritt 教授说我的无伴奏赞歌有些中国味。大概因为我无意中写了平行五度的曲子吧！Irving Fine 对学生亦谆谆善诱。有一次在Paine Hall，我们在他的指挥下演唱史特拉文斯基的Perséphone，完了他居然对观众说：“这对演员和观众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机会，重来一次吧！”我们就从头到尾再演唱一次。（我现在下笔报导这事已是五十年后了，刚听我的牙医David Goldberg说他是Irving Fine的重外孙。）我进了瑞德克利夫学院马上加入该学院的声乐队，并能持之以恒。最难忘的是在G.W. Woodworth的指挥下唱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和在Koussevitsky的指挥下唱巴哈的B小调弥撒以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选了Walter Piston的高级和声、调性对位法、和配器法。Piston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要学生作赋格曲，把主题写在黑板上后，有人抱怨时间太短，很难及时交卷，Piston一话不说，走到黑板把节拍从行板（andante）换为快板（allegro）。Elliot Forbes和我同在这堂课见证了这趣事。

许多音乐界的名人都到哈佛讲学。记得Hindemith教了一整学期。他教书很生动，每次讲到如何从五度圈（cycle of fifth）计算十二个音阶时总对我眨眨眼。还记得Aaron Copland在Paine Hall讲学，Béla Bartók在音乐大楼第二教室黑板前静悄悄地站在那边瞪着我们。也记得Henry Cowell怎样用拳头和手肘猛力弹琴引起哄堂大笑。这时候哈佛仍未规定全体学生都必修某种“核心”课，所以我们选课相当自由，我选了不少音乐外的课程，譬如Leonard Opdycke教的艺术史、Raphael Demos的哲学、Edward Boring的心理学（他姓Boring但一点都不乾燥无味）、George Zipf的语言心理学。当地质学系仍设在2 Divinity Ave的时候还选过地图学。

我算是瑞德克利夫学院1944年那一届的毕业生，但当时被鼓励提早毕业，多选些课并上暑期学校，1943年秋就毕业了。后来又决定上研究院，1946年便得音乐硕士。父亲自1943年起主持哈佛陆军特训班的汉语教学，美军选了两百位军人学汉语，其中后来成为汉学家的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和密西根大学的柯润璞（James Crump）。父亲把教材编成叫《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的教科书，涵盖了现代汉语的扼要原则。虽然这本书用起来无论对教师或学生来说都不轻松，但若下定决心把它从头用到尾学完，则学、说、听汉语都很见效。我自己多年用这套书，另编了各种补助的材料，还出版了《国语入门提纲》，把每一章文法的择要勾画出来，提供更多的例子。《国语入门》开端关于怎样进行构造分析示范的章节对我特别有启发，我相信我对这些语言问题的思考于我日后研究音乐理论有很大的补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剑桥的中国学生已经相当多，有人要组织合唱团。有意思的是：中国历来并没有合唱的传统，但合唱成了各地中国学生最热衷的音乐活动，用的歌曲是现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偶尔也用把西方歌曲译成汉语唱。以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为主的一个合唱团请我当指挥。这合唱团简称为哈麻，与“蛤蟆”同音，倒也恰当。

当时男生远多于女生，限制了我们可以演唱的曲目，所以多半齐声同唱些慷慨激昂的爱国歌，以较引人入胜的钢琴伴奏取胜。这合唱团常被邀加入此时波士顿地区为中国救灾募款的活动。合唱团里有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叫黄培云，约我妹妹新那出去玩，他后来成了我的妹夫；另有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叫卞学鐄，英文名是Theodore Hsueh-huang Pian约我出去，他后来成了新那的姐夫。

我们在剑桥定居最早那几年有位年轻作曲家常从纽黑文来探望我们，叫谭小麟。他师从Paul Hindemith，作曲自成一格。他在一个宴会上就地写了首两部合唱的歌，要我和他当场表演。谭小麟就像我们家的一员，除了跟父亲讨论音乐还跟我母亲交换食谱，不但帮我做功课，我和学鐄有约时也教我如何化妆。我学业有疑问，不问我父亲宁可问他，他总是鼓励我。他1946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授课，两年后我们获知他突然病逝，才37岁。

我1946得到硕士，修的仍是西方音乐史。同年女儿Canta出生（取名于剑桥的别名Cantabrigia），翌年我便开始在哈佛远东系做柯立夫教授（Francis Cleaves）的助手教汉语。女儿一岁半时，我父母搬到（西岸加州）伯克利不久，母亲提议我把女儿带去让她看。我从此便和哈佛的亚洲语文系发生密切的关系，旁听许多亚洲文学、文化和历史的课程，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消磨时间。

那时候杨联陞在哈佛教中国历史，是他提议我回研究院攻读中国音乐史的。音乐系的“Doc” Archibald Davison教授很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在1950年我一边全职教汉语，一边做半职研究生，博士学位将由音乐系和远东系一同颁发。我以前不懂得怎样用史料，音乐系的Richard French是个严谨的老师，他要求课堂上六个研究生都到Widener图书馆的庞大书库里寻索文献从而学习运用史料。这让我在远东系里选相似的课前有个心理准备。

杨联陞多才多艺，本来学经济，后来在哈佛教中国历史，有许多这方面的着作；他对中国语言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我父亲合作编写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还会唱京戏。因为我汉学训练特别差，杨联陞从头便用心引导我进入每个阶段。我上完数门必修的日文后，他便命我翻译林谦三（Hayashi Kenzo）二十世纪初写的一篇关于一份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第十世纪敦煌四弦琵琶乐谱的论文。林谦三引用了许多日本尚存相似的乐谱，杨联陞要我全篇翻译，包括所有的注脚，并尽可能找出中文和日文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我多年后才在别的国家的图书馆里看到。我花了一学期多的功夫才把翻译草草完成，但这过程却让我受益无穷。杨联陞另要我研究十八世纪一位名为赵翼的学者生平，这学者以《廿二史劄记》着称，我交了卷后无意中告诉母亲，她大笑说：“你知不知道这赵翼是你的七世祖？”杨联陞六十年代开始便因健康不良较少开课，但我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仍去找他。1990年他去世前数月，我去告诉他我当选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高兴得几乎流下眼泪。

除了杨联陞外，远东系的白思达（Glen Baxter），已故的毕晓普（John Bishop）和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除纠正我的英文外，还帮助我看文言文，替我解决中国文学上的问题，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五十年代初期音乐系来了个令人振奋的新教授，Otto Gombosi。他是位匈牙利的音乐理论家，是系里极少数课后和学生同去校外咖啡馆继续讨论的教授。我选了他的研讨会，另跟他上了个别导读的课，他介绍我看Curt Sachs的数本书，Sachs的《东西方古代音乐的源起》（The Rise of Music in the Ancient World) 对我非常有启发。他的另一本书《乐器的内在精神与发展》（Geist und Werden der Musikinstrumente）借用人类学中的文化语境理论（kultur-kreis）解释乐器的迁移变化的关系，我因此对此课题有更深刻的思考。我的德文比日文好不了多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此书看完，但一点都没有后悔。他很多观点现在仍影响着我，譬如他说音乐往往是因人们怕它消失，或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才会被记成乐谱。我感到中国音乐文献不少是这样产生的。Gambosi教授很受学生爱戴，他1955年因心脏病暴发突然死亡，对音乐系是个很大的打击。我非常沮丧，甚至想放弃学业。

幸亏这时候尊·沃德（John Ward）出现了，带来很多新的想法。他又是个比较严格的人，替我排好博士口试的日期，考完后要我和杨联陞商讨拟定论文计画，而且要我定时交稿。我决定研究宋代的音乐文献，因我那时在音乐系和远东系各已选了史料课，可应付这样的题目，同时我认为唐代虽然有甚多文献涉及音乐，但不像宋代文献对音乐有精确的技术性的描述。沃德教授至今仍是我的恩师。他替哈佛的民族音乐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其他音乐领域的学生也受鼓励，把认识民族音乐视为他们基本训练的环节之一。沃德教授1957年推荐了日本学者岸边成雄（Kishibe Shigeo）来音乐系讲学，他不但是日本音乐的专家，而且是中国唐代音乐权威。

从1958到1959我获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在日本逗留了九个月，主要目的是为论文到日本的图书馆找其珍藏的中国音乐文献。经岸边先生提议，我趁机会多认识日本至今仍表演的宫廷雅乐，并学习弹雅乐乐器。据传说雅乐可追溯到中国唐代的音乐，东京莺谷区有个叫小野照崎的神社Ono Teruzaki Jinja，宫廷乐师晚间在此私下授课。我开始是向东仪文隆Togi Bunryu先生学龙笛ryuteki，后来也跟别的老师学点其他乐器，如双吹管hichiriki、四弦琵琶Biwa、唐筝koto，最后有机会参加在东仪和太郎Togi Wataro先生指挥下的乐队表演。著名民族音乐学家Robert Garfias当年是我的同学之一，他表演双吹管。

除了学雅乐乐器外，我还藉机会看了叫文乐的木偶戏、能剧、与歌舞伎，并到静嘉堂文库及皇室图书馆为论文找资料。我终于在内阁文库看到甚至摸触到一部中国十五世纪刊印的十三世纪类书《事林广记》，我引了此书不少宋代音乐的资料，次年三月便把论文初稿拟好。

日本音乐学会照例每个月开一次会议。除了岸边先生外，我见到的名学者包括田边尚雄（Tanabe Hisao）和林谦三（Hayashi Kenzo），后者正是我翻译——关于敦煌文献——的文章的作者。我也遇见小泉文夫（Koizumi Fumio），他刚从国外回来，还非常年轻。我有一次被邀报告我论文的某一方面，幸而教日语的哈佛同事Niwa Tamako 恰巧在东京，我便麻烦她把讲稿译成日文；于是我用了近乎完美的日语发言，但对讲完后听众的发问则听不太懂。

在日本期间我到了台湾和南韩汉城各一趟：在台湾与父母及女儿Canta相见，因当时父亲在中央研究院讲演；我在台湾也跟汪振华开始学弹古琴。古琴的声音很柔和，晚上在父母亲的睡房练习也不怕打扰他们。古琴有大量历代的文献及乐谱证实它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乐器之一，但我从没想到要学，直到有一天在日本二手乐器店以低价买到一把古琴，香港修理乐器的师傅告诉我它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我在台湾有机会就近观察现代化的传统乐队，并透过曾在哈佛当我学生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认识京韵大鼓歌手章翠凤；还有幸见到京剧权威齐如山，他曾教过梅兰芳并当他的顾问。齐如山有一次示范京剧的各种手势，让我用照相机拍摄。

▲

1958年台北。（右）赵如兰，（左起）卞昭波，杨步伟，齐如山，赵元任

我要从台湾回东京的时候，父母亲也正要从台湾经东京回美国，便打算同坐一架飞机离台。许多朋友到飞机场送我父母亲，而我父亲兴奋地准备用闽南话——也是台湾讲的方言——为朋友们作个短短的演说。他曾说，除了闽南话外，他会说所有中国其他主要的方言，且示范过，这将是大好机会炫耀一下他能在逗留台湾短时期中就把闽南话也学会。我们临上飞机时，机场的员工却发现我的日本签证已过期，不让我上机，一时场面混乱，来送机的朋友都看呆了。我没法上机，只好巴巴地眼看父母和女儿离去。多年后才觉悟到父亲竟因此失去了他可用闽南话演说的机会。

从台湾回东京不久，我又到汉城住了十二日。首尔国立大学的音乐学教授李惠求（Lee Hye Ku）请我对宋代音乐文献作报告，因为韩国学者对此似乎特别感兴趣。他们找到了个懂汉语的翻译员，但我的讲稿是英文的，只好看着英文讲稿用汉语说，让他翻译成韩语。我在汉城也见到张师勋（Chang Sa Hun）和韩万荣（Han Man Yung）两位音乐学教授，并到成均馆大学看学生练习祭孔大典的舞蹈，祭孔大典用的乐器都是历史悠久的。汉城音乐学者们的毅力让我深受感动，他们那时候没有地方聚集，开会只好到不同的咖啡店。有一次我们在咖啡店坐太久了，店主要关门，便把会议挪到另一家咖啡店继续讨论。

1959年夏我从东京途经欧洲回美国，次年便交了博士论文，毕业典礼上获知论文得了Carolyn I. Wilby奖，翌年远东系升我为讲师，我在此职位一共十三年。音乐系1962年聘我为访问讲师教一门有关中国音乐的课。我继续教汉语外，开始尝试开课教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如中国演唱文学，口头文化等。

1962年夏，曼特·胡德（Mantle Hood）教授来哈佛讲爪哇音乐，我和其他人向他学习爪哇甘美兰音乐，努力练习的成果是夏末举行了演奏会，我弹的是一种叫gender panarus的敲击铜琴以及叫rebab 的二弦提琴。这激起我对中国音乐活传统更大的研究兴趣。

纽约市的华人业余京剧团五十年代初开始愈来愈活跃，参与者包括各行业的人士：商人、工程师、艺术家、教授和他们的家属，定期一起弹唱，每年有一两次公开表演，偶尔请来一两个职业乐手——往往是拉二胡的。前面提及我小时候在中国并没有机会接触到京戏，现在正可趁机会补上。学鐄却早在我认识他以前就会唱几段，男女的角色都可来一手。我们不时专程开车到纽约市去看京戏。

1964年夏，我又特意到台湾三个月视察当地的京剧活动（详情看中国演唱文艺Chinoperl News 第4期, 1974）。我对七十一岁的张喜海先生进行访问，并把访谈录了音。俞大纲介绍我认识许多京剧界的人物。我又到五峰山观察赛夏族举行典礼时如何演唱。很不幸的是我替章翠凤录音的时候她病倒了。（关于章翠凤的生平可参看中国演唱文艺Chinoperl Papers 第13期，1984年）。

1965 至1966这一年中我获得Fulbright-Hayes奖金，不用教书可专事研究。学鐄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我便也到了加州Pasadena市，在那里笔录和研究我上一年在台湾录影的京剧，同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加入曼特·胡德教授主持的民族音乐学研讨课。这研讨课的学生各自专攻世界不同的音乐传统，每学期的焦点不同，这一学期的主题是“加速”，从各文化的视角探索主题。令大家喜出望外的是除了外胡德教授，查尓士·西格（Charles Seeger）和克劳斯·瓦克斯文（Klaus Wachsmann）也常参加，而且有时互相辩论得脸红耳赤。我在那里完成我第一篇关于京剧的论文《京剧里节奏的功用》，1966年4月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音乐论坛上发表，反应很好。但那会议最令我振奋的是首次认识那么多民族音乐学的著名学者。

四月末我再到台湾一趟，适逢海陶玮也在台湾，他帮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用微缩胶片复制了该所搜集并保存多年的大量说唱脚本，存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现在仍常有人参考。这次途经日本拜访了高罗佩（R. H. van Gulik），他是著名的中国古琴权威，还写了许多侦探小说，当时任荷兰驻日本大使。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终于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一年后，美国音乐学会在纽黑文开年会。尊·沃德教授请我和他与会，我本来不打算去的，但他坚持我去，我们和Tillman Merritt三人开车到纽黑文。我在会上听到我的书获得了美国音乐学会最高的Otto Kinkeldey奖。会议的主席Jan LaRue要我讲几句话，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现在真后悔当时没想起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四十年代LaRue仍在哈佛写博士论文，研究琉球音乐。有一天拿了本中文书，来远东学系所在的Boylston Hall，问我能不能替他翻译其中一段。我没记错的话，书是王光祈写的，关于中国音乐，相当技术性。我对他说：“对不起，我翻译不了。”他脸上惊讶和不能相信的表情仍历历在目，这是远在我打算研究中国音乐之前。我后来研究中国音乐，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受了他的刺激。

我约1967年和荣鸿曾Bell Yung结识.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物理博士，钢琴弹得很好，是波士顿地区中国学生合唱团的一员，后来是该团的指挥。我因常出国和其他缘故已经很久没有当指挥了。有一次我在城里讲演，要提到中国民谣现在是怎样唱的，便问该团的团员能不能帮我示范，他们答应到我家排练，我和荣鸿曾便这样熟稔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得了博士后马上到哈佛音乐系再念博士，论文写粤剧。他和我自此合作无间。当年，他大大小小的事都询问我的意见。这些年来，更多的是我大大小小的事都询问他。

本文来源：學人Scholar（ID：isixiang）

汉尊近期文章推荐：

余世存：惟变所适的不易——序李礼《求变者》

李礼：沈家本的“变法”生涯

陶洛诵：儿时的京城记忆